二三十年代音乐民族化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民族化作品,在音响形态方面多以传统音乐的曲调为创作基础;歌词中呈现出既有古典诗词,同时也有描写人们爱情生活的雅俗两极化状态。这些特点的形成,从文化参与的角度来分析,主要受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就是西方“洋娱乐”的出现,以及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为西方流行音乐的传入与中国流行音乐民族化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多元且包容的文化空间。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观念上产生了重大转变，音乐创作也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中国最早致力于钢琴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开始尝试采用欧洲的作曲技法，冲破了中国传统以线性思维单音体系为主要音乐表现特征的创作手法。在他们的作品中开始注重和声、旋律、调性布局和曲式结构的安排。使钢琴音乐创作形式在中国得以缘起和发展。
中国最早进行钢琴音乐创作的作曲家应当首推赵元任、萧友梅先生。赵元任的《和平进行曲》(1915年)是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钢琴作品，开始有意识地把欧洲功能和声与中国民族音调有机地结合起来。萧友梅的《哀悼引》,该作品同样可以看出欧洲葬礼进行曲的创作痕迹。萧友梅还有一部比较有影响的钢琴作品《新霓裳羽衣舞》，该作品在旋律、和声等方面都力求具有一定的民族化。尽管他们的作品还是较多地受欧洲音乐的影响，还不具备完全意义的中国音乐风格，但是这毕竟迈出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第一步，因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基本上是尝试性的，创作手法简单，在曲式结构、和
声构思等方面都带有明显模仿欧洲古典乐派创作手法的成份。这就说明当时我国作曲家在对外来的作曲技法和艺术形式上还处于一个学习阶段，还没能同我国的本土文化相融会贯通，这也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发展历史的必然过程。
欧洲民族乐派对我国20世纪20年代
新音乐形成、发展的影响
摘
要：中国20世纪新音乐文化，实际是全部接受欧洲文化的成果，并以强烈的民族性
对待这些成果。纵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音乐文化，从20年代初探“民族乐派”之路，至30、40年代初具“民族乐派”的规模，都深受欧洲民族乐派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欧洲与中国民族乐派的比较、“民族性”探索中的中西音乐融合以及初探期“民族乐派”的理
论及创作三个方面的探讨，进行理论阐释。
关键词：
民族乐派 新音乐 国学基础 五四文化 泛民族风格
十多年前我国乐坛音乐学者曾经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缘起于香港一位著名音乐学者认为我国二十世纪的新音乐文化是“全盘西化”，内地音乐学者多人与之争辩。作者读过其中许多文章，觉得批驳“全盘西化”论是持之有理的，但却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新音乐的代表人物未走“全盘西化”之路，是由于他们深受19世纪欧洲“民族乐派”的影响，企图借助此道促成中国音乐文化的现代化，使之与新时代相适应，开创中国“民族乐派”之路。
作者对此问题思考了好几年，现将一些想法成文，公之于众，请教前辈、同辈。
一、中国“国民乐派”观与欧洲“民族乐派”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末期。“19世纪出现了文学艺术中的民族主
义问题，这个世纪的整个的艺术产品都带有民族主义问题的色彩。所谓民族乐派的大量作品也由于它们和过去诸世纪中“国际”的诸流派相对立而被认为具有其存在的价值。”１
民族乐派是指19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初叶主要在东欧和北欧的若干国家先后出现了一批作曲家，他们立志于发展本国民族的音乐，分别在各自的创作中采用民族的题材和民族的形式，反映民族的风情和民族的精神，人们称他们为民族主义作曲家或民族乐派作曲家，
称他们的音乐为民族主义音乐。2
20世纪的民族主义音乐，由于不像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有着那么密切的联系，因而在作品内容的充实性和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深度上有所削弱。但
是对民间音乐特征与形式的挖掘，表现得更为突出。3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它在二十年代提出建立“国民乐派”（即民族乐派）的主张主要属于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民族乐派的观点和创作方法。当时提出建立“国民乐派”（即民族乐派）的意图与欧洲的“民族乐派”创建者们一样，都是以寻求民族解放、
提高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地位为宗旨的。
但我国“民族乐派”理念的产生比欧洲晚七八十年，有着不同的国情。20世纪初期，匪石的《中国音乐改良说》是较早提出中西音乐结合观点的。他提出：“吾对于音乐改良问题，而不得不出一改弦更张之辞，则曰：西乐哉，西乐哉！”，同时认为：“当博采东西乐经，以为中乐革新之先导”。4五四时代及它的延续一段时期，中国文化的主要倾向是向西方学习，音乐家更多关注的是有关中西音乐关系的问题。在中西文化撞击的大潮中，如何向西方学习有多种主张。其中影响颇大、比较偏激的观点，是先有“打倒孔家店”后有“全盘西化”。与传统音乐文化有关的就是有人提出打倒“旧剧”。“全盘西化”观点没有被新音乐的代表人物接受，这在张静蔚教授的《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一书序言中写道：“关于“全盘西化”论，见诸文字的只有孤立一人（欧漫郎），既未得到理论界的反响，也未见有批驳，可见其声甚微。”这个结论是历史的、真实的。在新音乐发展的紧要关头，新音乐代表人萧友梅等提出借鉴欧洲民族乐派，走中西融合之路，即“西化”而不“全盘”。这种卓越的见识，恐怕不是目光短浅的人，也不可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民间艺人所能
提出的。
二、“民族性”探索中的中西音乐融合
从中国20世纪20年代提出建立“民族乐派”理念开始，直至建国前，作者认为是我国“民族乐派”的初创期。在对西方音乐文化从“猎奇”、“求知”到“认同”5的过程中，中国音乐家逐渐意识到探索音乐“民族性”的重要性，这是在中西融合中摸索到的。而且
“几乎所有的20世纪中国音乐新作品都可以从追求‘中国性’这一角度求得理解。”6
探索的过程中涉及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五四时期争论的焦点。中国古代的传统音乐在20世纪之前的中国文化中一直没有被分化出来，基本处于依存地位，只具有附庸的品格，在诸多方面仍然保持着稳态结构。7因此传统音乐走到现代化比较艰难，只能走自身发展的
路，保持自己的特色。
尽管传统音乐创新比较难，但在中国整个文化的转型期却极具紧迫感。“创新应该是从传统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它当然需要外来的营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肠胃消化并吸收后，转
化为自己的新的机体，而不是外在的嫁接、移植。” 8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致力于发展民族新音乐的学者们开始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音乐的，经过一定创作实践，爱国的新音乐代表人认同借鉴欧洲民族乐派的“中西”
融合之路。这可能是必由之路。
从新音乐的理论与实践来看，“中西融合”或“中西结合”主要是在创作新音乐时吸收传统音乐的因素，以加强音乐的民族性，而不是要求传统音乐也都来个“中西融合”。
三、20世纪20年代探索“民族乐派”的理念与创作历程
提出走“民族乐派”之路的人，我以为是有一定条件的，如对欧洲音乐文化有相当见识的、对国学有一定基础的及对传统音乐文化及当前中国音乐文化落后有清醒认识的。这些人都是抱着发展新音乐、振兴民族文化、有强烈爱国心的人。探索中国走“民族乐派”之路的海归音乐学者，他们没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并提出建立“民族乐派”的理念，与他们的
思想基础密不可分。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在为《国学大师丛书》作序时，引用近代几位国学大师的言论总结出中国近代学风的显著倾向即融汇中西。他认为“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他还引用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
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精辟之论，发人深思。
20年代提出建立中国“民族乐派”的音乐家走的正是一条国学大师所说的“融合中
西”的道路，很大程度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国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