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1月 Vol.30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8
试论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徐永泉，张文婷
（唐山师范学院 中文系，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是相互区别而又统一的整体。民间文学的产生对作家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家文学的题材，在很大程度上受民间文学的影响；在艺术创作中，民间文学还为作家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人物形象；作家创作时运用的体裁，许多都是直接脱胎于远古时代的歌谣和民间传说等；民间语言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库，各种口语、谚语、歇后语成为作家创作时丰富的源泉。
关键词：民间文学；作家文学；统一整体
中图分类号：I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8)01-0005-03
Discussion on the Influence of Folk Literature to Writer’s Literature
XU Yong-quan, ZHANG Wen-ting
(Chinese Department,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Hebei Tangshan 063000, China)
Abstract: Folk literature and writer’s literature are different, yet closely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Folk literature has great influ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writer’s literature. Many of the themes, characters, and styles of writer’s literature come from folk literature. Furthermore, the folk language, especially the sayings, proverbs and idioms, also serves as rich resource for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writers.
Key words: folk literature; writer’s literature; integration
一、作家文学在题材上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
从古至今的作家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民间文学的影响，吸取了民间文学的精髓。
屈原所创作的《离骚》、《九歌》、《天问》等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特色。当时楚地盛行巫教，渗透到了楚辞的创作中，使之具有了浓厚的神话色彩。屈原生活的时代，楚人的生活还沉浸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的神话世界当中。产生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的作品，也大量地运用了神话材料。作品驰骋想象、上天入地、漂游九州，给人以神秘的感受。在《离骚》中“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九后飞廉使奔属”[1](P98)，这本身就是纯粹的神话的描写。歌》也是在楚地祭祀民俗的基础上创作而成，深受民间祭歌的影响，是当地民歌的再创造。《天问》亦是受民间影响的一个典型。作品是作者看了楚地祠堂的壁画后有感而发，根据楚地祠堂壁画构思创作的。它从天地万物到历史人物各个方面进行提问，是最古老的盘问形式，全部采用设问形式，
170多个问句，涉及了当时大多数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生活及文学状况。《天问》中：“白鲵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1](P135)这种题材的来源就是当地的神话传说，直接被引入到了文学作品中，成为了引用民间文学的典范。
民间文学对现代作家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文学巨匠鲁迅先生的创作源泉之一就是民间的神话传说。他运用古代神话材料创造了“故事新编”这一新的文学形式。鲁迅对神话传说的研究，也体现在对《山海经》的重视上。他说：“中国并不含有神话的大著作，其零星的神话，现在也还没有集录为专书的。我们要寻求，只可从古书上得到一点。”[2](P77)而这种古书最重要的，便推《山海经》。他幼年喜爱绘图《山海经》，培养了他的美术兴趣，更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材料。《故事新编》的开篇之作《不周山》（后改为《补天》）是来源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这是根据许许多多的材料演义而成的，其中包括《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北海
────────── 收稿日期：2007-06-26
作者简介：徐永泉（1958-），男，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 5 -
第30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年第1期
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2](P96)《淮南子·览冥篇》中记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
洲，积炉灰以止淫水。”
[2](P212)
这些都是作者在创作时索取材料的源泉，古代的神话传说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鲁迅笔下的女娲是经过作品艺术再创造的形象，她是充满力量的巨人。虽与古代的神话传说有出入，但总体来说和神话中的女娲为人造福的形象是统一的。女娲形象和情节、细节是杂取种种传说记载加以改造制作而成的。另外，《铸剑》、《理水》、《采微》、《出关》、《非攻》、《起死》都是选自神话传说或是对历史人物的记载。可见，民间神话传说为鲁迅的创作架设了一座精神的桥梁。如果作者儿时没有受到阿长和祖母对他的启蒙与熏陶，便很难有以后相关的创作。
二、民间文学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典型形象
许多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都是来自于民间的。民间传说为文人提供了大量丰富生动的形象。《水浒传》就是在民间传说、艺人评语、元人杂剧的基础上，经过三百多年地流传而创作的。在元末明初，由文人将一个个相互无关的故事、人物逐步串连组合起来。经过一次次艺术加工，逐步完善了人物形象及故事情节，才成为一本故事连贯、主题鲜明的文学巨作，其中许多人物形象直接脱胎于民间版本。“水浒”故事最早是口头上流传的关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一些传说，后来有了宋元的讲话话本《大宋宣和遗事》，这就是施耐庵《水浒传》的蓝本。其中有了杨志、卢俊义等人结义上山的故事，以及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等情节。虽然当时只记录了宋江等36位好汉，但是也反映了水浒人物当时的英雄气概和紧密团结的兄弟之情。虽然情节比较简单，却概括了故事梗概，为以后《水浒传》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发展到元杂剧时，大将由36人增加到108单将，对人物心理分析更加细腻，人物形象描绘更加完整，情节叙述也更加生动，而且对这些人物的性格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例如武松，作者把他描述成了一个天神般的盖世英雄，他的英勇性格是通过自身的行动、具体的情节表现出来的。而在名著《水浒传》完成之前，民间早有了“武松景阳岗打虎”、“斗杀西门庆”、“血溅鸳鸯楼”等民间传说。施耐庵对这个人物投入了更多的情感，把他塑造成一个报仇雪恨的好汉。像这样的典型形象还有鲁智深、宋江……虽然在历史的潮流中，这些生动、形象的人物有着微小的变化，但最终经过作家的艺术创作，人物形象被塑造得更加完美。如果没有广泛的民间传说做铺垫，恐怕作家很难写出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
文学是通过形象反映现实的。《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天才地把握了现实与艺术的关系，通过作品对黑暗现实进行揭露、抨击和讽刺。在收集作品中那些荒诞离奇的故事时，更是费尽心思。有材料这样记载他创作时的状况：“作此书- 6 -
时，每临晨，携一大磁婴，中贮苦茗，巴蔬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际庐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咸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己。偶闻一事，旧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
书方告成。”
[2](P303)
作家的用心收集可谓是艰辛了，所以读者就看到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鬼怪形象，“狐女”、“红玉”、“鬼女”“小谢”、“莲香”这些异类，寄托着作者的情思。通过作者生动形象地描绘，用鬼怪狐仙的形象把当时的黑暗社会的现实刻画的入木三分。字面上是鬼狐妖魅，骨子里是人间社会，彼此融合无间。
当时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时谈狐说鬼，似为时尚，当大家知道蒲松龄正在写《聊斋志异》时，都很热心地把自己的见闻提供出来。为了记朋友赞助之功，他还把故事的具体来源写于篇末：“《狐梦》是毕怡庵讲的，《义鼠》是杨天一所诉，《黑兽》是前辈李敬一言。”[3]将他人记载或创作的东西进行再创作，是聊斋故事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作品本身就是作者在民间搜集的基础上进行构思创作的。
《汉宫秋》是以昭君出塞的故事改编的。王昭君的故事在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所反映，流传非常广泛。其实在历史上对这件事的记述是很简单的，只是宫女王昭君出塞，嫁入了匈奴，开始时嫁给了呼韩邪于，他死后，根据当地风俗又嫁给了他儿子的故事。而在《汉宫秋》却把昭君写成了为了民族的团结而大义和番的使者，而且把她和汉元帝的关系写成了爱情关系，还加了投江的情节。当然这都是马致远的再创作了，但却有民间传说做铺垫。
三、作家文学的体裁深受民间文学影响
各种文学体裁大多数是来自民间。鲁迅先生曾说：“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4]我国的诗歌，无论是四言、五言、七言，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各个时代民间作品的形式，影响了文学的体裁、体式，是十分显著的事实。中国古典诗歌最早起源于民歌，“杭育杭育”派是我国诗歌的最早代表作。诗的源头是歌谣，歌谣来自人类原始的情感，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传唱歌谣，流传渊源。在没有文字的年代，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了文字以后，有的被记录下来，这就是最初的诗。古代的风谣及《诗经》里的一部分民歌，大多数都是四言的。汉朝民间发展了五言的歌谣，不仅仅影响了文人的作品，而且最终成了流行的体式。
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5](P96)
高田种小麦，终久不成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5](P189)
这是两首汉朝时流行的民歌，是五言绝句的雏形，最终成了以后绝句的一种模式。而隋朝民歌：“杨柳轻轻着地垂，
扬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
[6](P78)
这首《送别诗》更成了唐人绝句的来源。
近代的杰出诗人黄遵宪，是广东梅县人，在他的诗歌创
徐永泉，等：试论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作中，采用客家山歌体裁形式并予以加工发展。在《已亥杂诗》第31首中，“一声声道妹相思，夜月袁猿和竹枝，欢是团圆悲是别，总应肠断妃呼烯。”[6](P90)这首诗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是采用民歌的范例。客家人是中原南迁的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受魏、晋民歌，唐诗律绝，竹枝词等影响较深。南迁后多住山区，又受当地瑶等少数民族的影响。因而客家山歌结构形式上，多是七言，四句一首，字句平仄也较讲究，可以诵，也可以唱。而表现手法上，继承了古代民歌的比、赋、迭句和双关的传统手法。黄遵宪喜爱家乡的山歌，并从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为自己的诗独树一帜，寻觅了丰富的源泉。
前人说词是“诗之采，乐府之变”，这种说法显得有些笼统，稍加考辩就可以断定，词发源于南北朝的民间歌曲。 “春春尚萧条，去故来入耕。苦心非一朝，折杨柳，熟思满腹中，历乱不可数。”[7]像《正月歌》这样的民歌更是为以后文人创作奠定了词的模式。词始于梁代，形成于唐代，而兴盛于宋代，由于音乐的广泛流传，当时出现了许多乐师艺人。根据唱词和音乐节拍的需要创作改编了一些长短句参差的曲词，民间的词要比文人的词早几十年。
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发展、演变、消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规律的。历史上各种文学体裁的形成，往往产生于民间。由劳动人民创造，然后才受到统治阶级文人的注意，为他们所用，并从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民间文学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语言
民间口语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许多脍炙人口的口语不仅通俗易懂，而且还是作家写作时丰富的源泉。民间的各种方言俗语及惯用语是民众日常所使用的语言词汇。文人在创作时，适当地加些口语，会使文章锦上添花，如果用通俗的口语进行创作，则更是文学上的一支奇葩。
“山药蛋派”的代表赵树理，是口语创作的最典型的代表。如何让农民看得懂，是赵树理的创作起点和最终归宿。既然要考虑农民读者的文化水平和欣赏趣味，那么评书体的小说形式以及说书的语言也势在必行。所以，赵树理总是强调他的创作源泉——农民语言的丰富性。他的语言特点就是口语化、大众化、通俗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艺术化。他
的作品《登记》便是这样开篇的：
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小飞蛾”。“小飞蛾”生了个女儿叫“艾艾”。算到1950年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虚岁二十，周岁十九。庄上有个青年，叫“小晚”，正和艾艾搞恋爱。故事就出在他两个人身上。[7]
这样的娓娓而谈，像是一个农村老太太在讲故事，这正是赵树理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他追求的语言风格。
而新时期的作家对民间修辞的运用，也是吸取民间语言精华的一个很好的诠释。刘绍棠的小说中有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如《瓜棚柳巷》描写他的瓜：
匀溜个儿，滴溜圆，白的玉白，黄的金黄，摘下来两片绿叶，更显的好看。贪吃嘴急张嘴就咬，噎的眼直，憋的脸青，鱼鹰子伸脖儿。[8](P2) 在他的《蒲柳人家》中写道：
一丈青骂人，就像雨打芭蕉，长短句，四六体，鼓店似的骂一天，一气呵成，也不倒嗓子。[8](P75)
不管多么伟大的天才作家，都离不开人民的语言，“语言艺术”的开端是在民间文学中，在这里看见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质朴的语言，体现着含蓄的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诗人都应从人民生活和民间文学中吸取丰富养料，离开人民的语言，艺术就会枯竭。
[参考文献]
[1] 金开诚.楚辞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2]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鲁迅全集(第八卷)[C].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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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瑞芳.蒲松龄评传[M].北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52. [4]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05. [5] 钟敬文.钟敬文民间文学(下)[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6] 黄涛.中国民间文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7] 赵树理.赵树理文集[C].北京:工人出版社,1979.301. [8] 刘绍棠.中国当代作家选集·刘绍棠[C].北京:人民文学出
版社,1998.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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