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和大国形象的树立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和旅游等各方面的联系日益加强。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中国的发展也越来越对世界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样的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熟悉并善于运用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于是多边外交便开始日益广泛的被运用到了中国的外交实践之中。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中国外交开始了崭新的篇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领导人根据不同的形势需要，制定不同的外交战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新局势，日益重视多边外交，并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不断推动多边外交的发展。 一、多边外交
所谓“多边”是不以特定的国家数量为限定标准，即有许多行为体参与而没有确定的数值，但这些行为体必须在统一体范围内。“主义”一词通常都带有意识形态的含义，表示的是一种信念。同样，“多边主义”也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适用于在“多边”统一体内的所有行为体。约翰·鲁杰从本质上给了多边主义界定：“多边主义是一种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也就是说，这些原则是规定合适的行动的，它们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或者战略紧急情况”。从此定义出发，可以清楚的了解到“多边主义”是以适当普遍化的行为原则为基础的一种制度行为，其基本行为体是国家，协调国家是它的主要功能，寻求国家间的合作是它的主要目的。当用“多边主义”来描述主权国家的外交行为取向时，我们称其为战略性的多边主义，也就是“多边外交”。因此，“多边外交”表示的是国家趋于运用多边主义的方式来处理它与其它国家之间的关系，运用多边主义的目的是希望采取这种对外战略，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的共识，最终寻求和平解决矛盾的方案。 二、多边外交符合国际形势变化的需要
“多边”的思想是自二战结束后逐步形成的。战争的教训使各国普遍认识到，一个稳定的国际体系不仅取决于对各国自身利益的维护，还可以依赖用于维护公共利益的多边制度； 在现有的主权基础上确立多边国际制度，通过集体行动使涉及全球公共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的治理。随着冷战的结束，“多边”和“多边主义”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后冷战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广度﹑强度和深度三个方面赋予国际社会以全球化的特点，即世界联系更广泛，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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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程度强﹑联系速度快。这样的特点改变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格局，同时还影响着几乎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与对外关系，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多边外交活跃。
全球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在政治领域，全球化使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国际社会加强协商，共迎挑战的需要增加，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突显，多边外交活跃；在经济领域，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和发展状况，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之路，国际贸易不管从地理分布还是从贸易和投资规模，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大和增加，伴随国际间经济交往的增加，国际性﹑地区性以及跨地区性的经济组织同样活跃；在安全领域，冷战结束虽然消除了超级大国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国际局势总体上趋向缓和，但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并未能完全解决，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显突出，国际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成为冷战后多边外交的一个主要领域。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认识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外交，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
国家的国际形象不同于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这些综合国力的“硬权力”，属于我们经常说的“软权力”范畴，它常常能够发挥出硬权力不可替代的作用。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正确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最大程度地确定自身合适的、为国际社会所广泛认同的国际身份。国际身份有许多特点：
首先，国际身份具有多重性。各主权国家的身份具有多重特征，如美国是“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超级大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为完美的国家”、“当代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等等。
其次，国际身份既是一个国家自我确定的结果，又必须与大多数国家对它的判断相吻合，自诩的“国际身份”当然不能成为真正的国际身份，希特勒德国自称为“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二战期间日本声明自己是“结束白人在亚洲统治的解放者”，苏联标榜它为“民主、和平的发达社会主义国家”，均名不副实，往往成为国际上的笑柄。
第三，一个国家的身份既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既有可调整性，又有不可调整性，如美国作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身份是客观的，公认的，具有不可调整性，但其“最大的霸权主义国家”身份却是部份国家判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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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来说也具有可调整性。一个国家的客观身份往往是该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与地缘条件所致，通常是不可调整的；但它的主观身份却常常是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外交战略的变更，或国内政治的变迁，以至具有不同国际战略思想的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变动而发生转变，因而具有较强的可调整性。当然，主观与客观，调整性与非调整性都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发生转化。一国外交的任务主要不在于研究国际身份的不可调整性，而在于研究与分析一国国际身份的可调整性。明确与调整国际身份，在国际关系和对外交往中非常重要，不仅一国国际身份的确立意味着外交原则和国际立场的确立，而且他国对该国战略的判断也往往来自对于该国国际身份的最初印象，更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直接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可、支持程度。一个国家的国际身份如果能调整到与大多数国家所认同的水平，与主流国际社会“打成一片”，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就会在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下得以维护和增强。国际政治既是利益的冲突、竞争与认同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国际身份的冲突、竞争与合作过程。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个明智的、理性的国家在确定和调整其国际身份时，总是力求使国际身份与自己的制度框架、综合国力和文化传统等基本国情相一致，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普遍认同的国际价值如民主制度、市场经济与多元社会等相趋同，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身份相协调，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国际身份不冲突。
新中国的外交历程，也可以视为中国不断调整国际身份的过程，直到21 世纪初才基本落实在“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中的大国”、“国际社会全面融入者”等较为现实的、可操作的定位上，中国为寻求这个国际身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一边倒”时期，中国给自己确定的国际身份是“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最大盟友”、“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主力之一”、“国际现状的主要挑战者之一”。20 世纪50 年代末至60 年代，中国的国际身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除仍然维持传统国际身份外，不再是“苏联的最大盟友”，代之以“苏联的主要敌人”，并增加了“核大国”、“国际反帝反修统一战线号召者”等国际身份。这令大多数发达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友好姿态望而却步，使得中国外交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认同困境。70 年代，中国重新调整了国际身份，不但通过与美国结成战略关系，着手改变挑战国际秩序的国际形象，从而迎来了建交新高潮，彻底摆脱了国际孤立，而且强调自己的发展中国家身份，赢得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尊重，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舞台。这个时期中国还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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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宝贵的国际身份。20 世纪80 年代的外交“大调整”其实就是国际身份的大调整，中国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身份，完善了“独立自主、和平、不结盟”这个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人民所广泛认同的国际新形象，形成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融入者”等新身份。90 年代，中国国际身份调整继续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中国以“市场经济国家”、“法治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在国际身份问题上也遇到重大问题，这主要反映在中国与美国的国际身份冲突上。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由“两大超级大国之一”变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则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转化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并被视为“对美国霸权最具挑战潜能的新兴大国”。目前中国外交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和淡化这种国际身份冲突，为自己谋取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就中国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中国可以强化自身“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民主政治发展迅速的国家”、“市场经济逐步健全的国家”、“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国家”等国际身份；就中国是“对美国霸权最具挑战潜能的新兴大国”这个被强加的“国际身份”而言，中国必须也完全能够加以拒绝：一是要驳斥“中国威胁论”，坚持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二是要将道义上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实践中挑战美国霸权区别开来，在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同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展开全面、正面的对抗，只有在事关危及全球和平与发展及我国主权、领土完整或重大经济利益等原则性问题上，才有必要与之进行斗争。中国现在不能、将来也不会去挑战美国世界霸权，不仅仅是一个外交策略问题，更是一个外交战略问题。
通过坚持正确的外交战略，现在的中国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就重大国际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作用，改善了国际形象，在世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更好地维护了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中国正以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平的外交理念，多边外交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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