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体条件既可指向人的行为，也可指向某种自然现象，还可指向人们的态度等等。例如：行为恶劣、情节严重、危害后果特别严重、做出重大贡献、灾害等等。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法律规则才能适用，否则，法律规则就只能是待适用“预备品”。
除如上诸种条件预设之外，在法律规则中还会有其他一些条件预设，这里不再一一说明，在对法律规定之具体的掌握和了解过程中，会进一步发现这些预设条件。
第二，行为指向。通常用行为模
式，我们觉得用行为指向比行为模式更妥当，因为对义务规则而言，也许用模式这个词汇妥当些，但在法律规则中，还有以选择为主的权利规则。后者则难以用模式这个词概括净尽。用行为指向则能更为妥帖地表达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客观导向作用。我们认为，在法律规则的行为导向中，大体上有如下四种情况：
首先，放任性的行为导向。它是指究竟做出何种行为选择，完全由法律主体根据法律的规定和自身的需要情况做出选择。对法律而言，它所采取的唯一态度就是放任这种行为。
所以，行为主体的自治和法律态度的放任形成这种行为的内部和外部动力。放任性行为就是权利行为，它主要针对着权利规则。但在法律上，权利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隐含的。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法治国家形成了著名的权利推定原则，即“凡法律未禁止者皆可推定为权利”。它宣告了法外权利法内保护机制的产生。从而使人们可选择的空间被大大扩展。这一原则得到世人公认，在我国，只要建立法治国家，这也是迟早要被确定的法律原则。说明这些，是为了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随着主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社会控制方式的文明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放任性的行为导向在法律世界会越加突出其地位。从而它成为法律规范中行为导向之骨干，也标志着主体自治力量在现代法律中的地位越重。
其次，倡导性的行为导向。尽管某种行为法律主体完全可以自治地选择，即纯粹属于主体放任地选择的领域，但法律规则出于弘扬一种普遍的社会道义，对于选择高尚行为者通过特定方式予以倡导。这主要针对社会美德行为而言。如面对一些流离失所者，除了国家的救济责任之外，公民个人会面临选择，从权利视角观察，公民既可以选择无动于衷（法律不能强迫其表现出同情心），也可以选择慷慨解囊。对这两种不同的选择，站在法律和国家对整个社会具有风化功能的立场上，则国家对后一行为应当有所表示，这种表示就是通过特定方式以倡导之。“见义勇为条例”在一些地方的出台，就是国家或地方政府在法律上对其做出的倡导性措施。这可以有效防止或减轻在一个权利社会所出现的“过度权利化危机”。
再次，必行性的行为导向。这是指根据法律规则，法律主体必须做一定的行为，而不能对该种行为要求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