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舍屋百间，或群行州县之内，劫掠江海船?伐之中，非重地，亦以重论。
/font＞凡重法地，嘉祐中始于开封府诸县，后稍及诸州。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皆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元丰敕，重法地分，劫盗五人以上，凶恶者，方论以重法。绍圣后，有犯即坐，不计人数。复立《妻孥编管法》。至元符三年，因刑部有请，诏改依旧敕。
先是，曾布建言：“盗情有重轻，赃有多少。今以赃论罪，则劫贫家情虽重，而以赃少减免，劫富室情虽轻，而以赃重论死。是盗之生死，系于主之贫富也。至于伤人，情状亦殊。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间矣，而均谓之伤。朝廷虽许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砦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则轻重不失其当矣。”及布为相，始从其议，诏有司改法。未几，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于天下者甚广。刑法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诏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及虽伤人而情轻者奏裁。法行之后，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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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旧法。”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勣复言其不便，乃诏如旧法，前诏勿行。 先是，诸路经略、钤辖，不得便宜斩配百姓。赵抃尝知成都，乃言当独许成都四路。王安石执不可，而中书、枢密院同立法许之。其后，谢景初奏：“成都妄以便宜诛释，多不当。”于是中书复删定敕文，惟军士犯罪及边防机速，许特断。及抃移成都，又请立法，御史刘孝孙亦为之请依旧便宜从事，安石寝其奏。
武臣犯赃，经赦叙复后，更立年考升迁。帝曰：“若此，何以戒贪吏？”故命改法。熙宁六年，枢密都承旨曾孝宽等定议上之，大概仿文臣叙法而少增损尔。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奉。”
元丰二年，成都府、利路钤辖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估赃，两铁钱得比铜钱之一。近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ブ?铮?嗖恢林胤ā！绷罘ㄋ露ㄒ砸磺?氲蓖???弧?/font＞ 元祐二年，刑部、大理寺定制：“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若在京、八路，大事十日，中事五日，小事三日。台察及刑部举劾约法状并十日，三省、枢密院再送各减半。有故量展，不得过五日。凡公案日限，大事以三十五日，中事二十五日，小事十日为限。在京、八路，大事以三十日，中事半之，小事参之一。台察及刑部并三十日。每十日，断用七日，议用三日。”
五年，诏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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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丞苏辙言：“旧制，文臣、吏民断罪公案归中书，武臣、军士归枢密，而断例轻重，悉不相知。元丰更定官制，断狱公案并由大理、刑部申尚书省，然后上中书省取旨。自是断狱轻重比例，始得归一，天下称明焉。今复分隶枢密，必有罪同断异，失元丰本意，请并归三省。其事干边防军政者，令枢密院同进取旨，则事体归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职。”六年，乃诏：“文武官有犯同按干边防军政者，刑部定断，仍三省、枢密院同取旨。”
刑部论：“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凡命士死于官或去位，其送徒道亡，则部辖将校、节级与首率众者徒一年，情轻则杖百，虽自首不免。”
政和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情理重害而拒隐，方许枷讯。迩来有司废法，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吾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之意。”又诏：“宗子犯罪，庭训示辱。比有去衣受杖，伤肤败体，有恻朕怀。其令大宗正司恪守条制，违者以违御笔论。”又曰：“其情理重害，别被处分。若罪至徒、流，方许制勘，余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辨，无得辄加捶考。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后相因，掌典去官，亦用去官免罪，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改《政和敕》掌典解役从去官法。 左道乱法，妖言惑众，先王之所不赦，至宋尤重其禁。凡传习妖教，夜聚晓散，与夫杀人祭祀之类，皆著于法，诃察甚严。故奸轨不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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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无以动摇愚俗。间有为之，随辄报败，其事不足纪也。 志第一百五十三·刑法二
律令者，有司之所守也。太祖以来，其所自断，则轻重取舍，有法外之意焉。然其末流之弊，专用己私以乱祖宗之成宪者多矣。 乾德伐蜀之役，有军大校割民妻乳而杀之，太祖召至阙，数其罪。近臣营救颇切，帝曰：“朕兴师伐罪，妇人何辜，而残忍至此！”遂斩之。 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四年，王元吉守英州，月余，受赃七十余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陕州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幸脱走，至是，擒义超诉有司。陕州奏引赦当原，帝曰：“岂有杀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论邪？”命正其罪。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帝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于投窜。先王用刑，盖不获已，何近代宪纲之密耶！”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贷死。 太平兴国六年，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冤滥。会归德节度推官李承信因市葱笞园户，病创死。帝闻之，坐承信弃市。
初，太祖尝决系囚，多得宽贷。而开封妇人杀其夫前室子，当徒二年，帝以其凶虐残忍，特处死。至是，有泾州安定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绝其吭而杀之。乃下诏曰：“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子，及姑杀妇者，同凡人论。”雍熙元年，开封寡妇刘使婢诣府，诉其夫前室子王元吉毒己将死。右军巡推不得实，移左军巡掠治，元吉自诬伏。俄刘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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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府中虑囚，移司录司案问，颇得其侵诬之状，累月未决。府白于上，以其毒无显状，令免死，决徒。元吉妻张击登闻鼓称冤，帝召问张，尽得其状。立遣中使捕元推官吏，御史鞫问，乃刘有奸状，惭悸成疾，惧其子发觉而诬之。推官及左、右军巡使等削任降秩；医工诈称被毒，刘母弟欺隐王氏财物及推吏受赃者，并流海岛；余决罚有差。司录主吏赏缗钱，赐束帛。初，元吉之系，左军巡卒系缚搒治，谓之“鼠弹筝”，极其惨毒。帝令以其法缚狱卒，宛转号叫求速死。及解缚，两手良久不能动。帝谓宰相曰：“京邑之内，乃复冤酷如此，况四方乎？” 端拱间，虏犯边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县监军段重诲等弃城遁，请论以军法。”帝遣中使就斩之。既行，谓曰：“此得非所管州军召之邪？往讯之乃决。”使至，果讯得乾宁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离所部，遽释之。
咸平间，有三司军将赵永昌者，素凶暴，督运江南，多为奸赃。知饶州韩昌龄廉得其状，乃移转运使冯亮，坐决杖停职。遂挝登闻鼓，讼昌龄与亮讪谤朝政，仍伪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状。真宗察其诈，于便殿自临讯，永昌屈伏，遂斩之，释亮不问，而昌龄以他事贬郢州团练副使。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御史台请籍其家，帝曰：“暴横之民，国有常法，籍之，斯过也。”论如律。其纵舍轻重，必当于义，多类此。
凡岁饥，强民相率持杖劫人仓廪，法应弃市，每具狱上闻，辄贷其死。真宗时，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当死。知州张荣、推官江嗣宗议取为首者杖脊，余悉论杖罪。帝下诏褒之。遣使巡抚诸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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