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桥梁，被鲁迅赋予了重任。那就是，通过翻译外国的作品来对国人进行文化结构和文化心理的调整，从而达到创获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的目的。鲁迅之所以强调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并且其本人“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22]，也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翻译在国民文化教育中的重大作用。既然鲁迅对外国文化寄予如此厚望，那么在翻译中对“信”的苛求也就不言而喻了。这如同病人吃药一样，病人要想治好病，当然希望自己吃的药是真的。只有有了“信”，国人才能接受到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只有接受到了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国人才能将其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对比，进而知道自己的文化劣势所在，从而达到疗治中国文化痼疾的作用。如果翻译失去了“信”，国人接受来的外国文化则如同假货一样，不但对中国的文化肌体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危害。鲁迅主张在翻译中容忍“不顺”，并非是因为语言能力不足而采取的一种消极办法，而是一种积极的主张。他不同意瞿秋白的“不顺”的翻译乃一种“防守”的说法。鲁迅指出，不顺的翻译“其实也还是一种进攻”。“进攻”的意思是，通过“不顺”的翻译，积极主动地接受原汁原味的外国文化，从而达到改造国民性，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目的。 鲁迅先生所以进行文学翻译, 一如既往地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和“战斗的作品”，是时代的需要,是为了影响国人思想，疗治中国“痢疾”;后来转而投身文学创作,更是源于时代的需要,是忧国忧民的最好体现。鲁迅在文学翻译中学习和掌握的新的表现手法, 为他后来推动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名翻译家，鲁迅对于翻译标准的认识,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然, 他最初从事翻译工作时，在翻译经验和翻译能力方面，肯定也有一个逐步提高和逐步完善的过程; 但随着翻译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和理论水平的逐步提高，鲁迅那种希望借传播国外文化食粮的契机，甘愿充当铺路石，“宁信而不顺”，也要忠实于原作，并不断地为汉语的发展“输人新的表现法”的良苦用心和“拿来主义”的吸取态度，无疑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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