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之交中国思想界“自由主义”与“新左派”论战时指出，“一种被掏空了积极自由的自由主义，将不再是民主化的自由主义，而只是威权主义保护下的、仅仅在乎个人私利的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没有直接加入论战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正是这样的只要经济自由，不要政治权利的‘消极自由主义’者。”(25)
另一方面，简单否定“积极自由”，也否定了国家在实现社会正义中的作用。自由竞争导致资本向少数人集中，手中握有资本的少数人获得了充分的“积极自由”，这时候，他们要求国家保障其“消极自由”。但是，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甚至连最基本的“消极自由”都有可能被剥夺，对于这些人而言，自由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甚至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都没有。以医疗救助为例，“从社会的角度看，一个不幸患先天性心脏病的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帮助，包括免费接受心脏病手术的帮助。但是私人保险公司可不愿意为此买单，因此它们会竭尽所能地剔除那些高风险的病人”。(26)假如政府在诸如公共医疗、教育、住房等关系民众基本生存尊严的领域交由自由市场调节，而在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方面无所作为，那么社会弱势群体的“消极自由”将由谁来保障？！他们的“积极自由”更无从谈起。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以嘲讽的口气指出过这种“自由”的虚伪，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27)
(三)将个人自由导向消费自由，以自由贬抑民主
意识形态影响要发挥作用，除了利用掩蔽性迷惑群众，操纵民众观念外，还必须给民众一定的物质利益上的好处，并且在制度安排上给民众制造一种“自由”的假相。正如乔姆斯基指出的“政治阶层和决策者必须在给那些人们灌输正确的信念时，也要给他们一些可以接受的现实感。”(28)为了成功地将新自由主义内含的“自由”价值融入到民众的‘常识’，必须使“自由选择”成为民众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受。国家机器透过制度安排，此外还有媒体、教育机构等将民众的自由“渴望”定向到“消费自由”。“市场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更为直接表达者是媒体、广告、超级市场和各种各样的商业机制——这些机制不仅是商业的，而且也是意识形态的，它的最为有力之处在于诉诸感官和‘常识’，即诉诸所谓日常性和感官需要将人转化为消费者，并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愿服从其逻辑”(29)通过一种鼓励消费的大众文化，不断地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一方面提高了工业产品的需求，刺激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琳琅满目的消费品市场给个人提供了一种“纯粹个人”的选择权力，这种“消费自由”是完全自主的，而且不涉及到对他人权利的干涉。“我消费，故我在”。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使人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市场的控制，成为商品交换的奴隶，成功地将“个人自由”化约为“经济自由”，使个人自觉服从市场逻辑。
新自由主义视“自由”为最高价值，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其阶级属性，贬低了民主的价值。现实是，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常常出于维护资本的“自由”，削弱工会的力量，限制劳工与资本集体博弈的“自由”，同时也给个人自由设下许多限制。“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政治形式是相对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迄今为止淹没于政府重压之下的个人自由获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现制度的民主却遭到了贬低。”(30)在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几百年的博弈抗争，民众的民主权利已有一定的制度保障，不可能轻易地被收回。但是，在威权主义国家，资本往往和权力紧密结合在一
起，缺乏反制的力量。通过许诺某种程度的“经济自由”(如消费自由，生活水平的提高)，公民的个人自由被圈定在私人“消极自由”领域，从而可以大大缓解公民的政治自由诉求对国家权力结构产生的压力，米尔顿·弗里德曼指出，“历史仅仅表明：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显然这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31) 结语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西方左翼、中国“新左派”以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深入，其掩蔽性也不断得到揭露，它的负面价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是，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关键问题域与中国“新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他们已建立起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及其配套，包括法治与历史传统，在对英美新自由主义的负面价值保持清醒的认识的同时，我们需要务实地认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从诞生到现在才刚刚满二十年，经济体制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行政权力的不当干预和垄断，需要进一步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而在市场秩序方面则需要加大国家的管理力度。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不是否定改革和市场经济，而是指出中国国情下的“新自由主义”在价值维度上的偏差有可能对改革进程的误导。由此，我们必须警惕两种“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的“新自由主义”：一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借助一套普遍主义外在形式，实际上具有特定价值和利益指向的价值原则和政策体系，为霸权国家向民族国家经济扩张做合法性论证的“新自由主义”；另一种是在非政治化的舆论氛围与制度安排掩护下由权贵阶层推行的以泛市场化和权贵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它打着“市场化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旗号，罔顾社会公正，在改革过程中塞进自己的“私货”，牟取特殊利益，极大地败坏了改革形象。 注释：
①在中文世界通行的“新自由主义”一词，在英文中对应有两个词：Neoliberalism和New Liberalism，后者是指罗尔斯、德沃金一脉的政治哲学，两者的主张和诉求截然不同。
②本文主要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策维度使用“新自由主义”一词。
③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④“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提出的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一整套政治经济理论，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包括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10项政策措施。
⑤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第2页。
⑥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⑦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4页。
⑧哈贝马斯：《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载《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3期。
⑨学者萧功秦将从全能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中演化过来的现代化的权威体制，称为后全能主义(post totalitarianism)体制，全称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技术专家治国型
的新权威主义体制”。见萧功秦：《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3页。
⑩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载《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98页。
(11)改革初期，政府频繁派出许多代表团，到欧美和东亚国家考察，学习经济发展经验。
(12)80年代，在国家体改委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活跃着一批从事改革政策研究的有影响力的青年经济学家，如张维迎。
(13)阿玛蒂亚·森：《能力、贫困和不平等：我们所面临的挑战》，载《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2页。 (14)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载《联合早报》2008年10月28日。
(15)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第75页。
(16)郑永年：《保卫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17)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121页。
(18)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载《去政治化的政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126页。
(19)郑永年：《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及其影响》，载《联合早报》2008年10月28日。
(20)秦晖：《“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载《南方周末》2008年02月21日。
(21)皮埃尔·布迪厄：《遏止野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00页。
(23)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第40页。
(24)以赛亚·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载《自由论》，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25)许纪霖：《当代中国的两种“自由”》，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1年12月号。
(26)斯蒂格利茨：《自由市场的坠落》，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2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28)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第189页。
(2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载《去政治化的政治》，第51页。
(30)罗纳德·芒克：《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学》，载《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4页。 (31)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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