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
年 级： 2010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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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201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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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水浒传》悲剧结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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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说《水浒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贯穿全书、无比鲜明的爱憎立
场，众多既让人钦佩不已又让人叹惋的英雄人物，但这些都不足以抹煞掉整本小说从中透露出的悲剧情愫。也许正是施耐奄先生在经过再三考虑后对小说的结局做的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安排。然而，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只不过《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是经过民间不断地流传、改编，之后施老先生再根据自己的总结、编排而成的一部小说。本文将从小说《水浒传》悲剧结局来论述产生这一悲剧结局的原因。
【关键词】：悲剧、原因、社会历史、文化、人性
悲剧结局是《水浒传》的重要思想，让很多读者在读完之后不禁扼腕叹息。金圣叹曾对《水浒》进行了腰斩[1]，使之成了“断尾巴的蜻蜓”。[ 2 ]但仍然消除不了走向悲剧结局的痕迹。悲剧是由招安导致的，揭示了农民革命的弱点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凶残本质，进一步阐明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必然性。本文力图从尊重小说作者创意图的原则出发，探讨一下《水浒传》悲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人性背景等。
一、《水浒传》悲剧结局的社会历史背景
《水浒传》是在元末明初的现实背景下，由作者施耐庵在前人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其中故事的情节是以北宋末年的历史为背景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生活归结为北宋末年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生活，而应联系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征和明代的现实生活来认识《水浒传》中所反映的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且，作为文学作品,其中所描写的生活图景又是社会现实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因此，认识《水浒传》所反映的生活，也不能离开作家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分析《水浒传》最终的结局问题。
宋江起义发生的时间是在北宋末年。由于北宋末年政治日渐腐败，统治阶级对外极力妥协，对内极力大肆搜刮，残酷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造成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宋徽宗(赵佶)即位后，更是大兴宫室，浪费无度，创花石纲，劳役繁兴，加之水旱自然灾害的侵扰，人民无法生活，相继发生了宋江和方腊等起义。农民起义虽然被镇压，但却流传了起义的故事。而北宋政权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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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更加衰弱，终于被女真人占了汴京，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宋徽宗和宋钦宗也成为金国的俘虏。[3]
南宋建立后，偏安江南一隅，并没有抗金的决心，而且重用投降派秦桧，杀害主战派爱国将领岳飞，残酷镇压农民起义，也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但是面对半壁江山为金国所蹂躏，民族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时，许多农民起义开始转变斗争的方向，出现了从“反王”到“勤王”的趋向（《水浒传》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 ，这里的忠是对于朝廷、对于政府的忠）。[4]一些原来因反阶级压迫而起义的农民义军与新起的义军,把斗争方向迅速地转到抗金方面来，或接受了宋的招安，或表示愿与宋联合抗金。这是新的政治形势下出现的农民起义的新情况。
腐败的南宋政权勾结蒙古势力消灭了金国，而自己却在1279年被蒙古灭亡。于是蒙元的异族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了更加黑暗的政治局面。蒙元不仅残酷地镇压了汉民族的反抗，而且采取民族歧视的政策进行统治，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的统治并不能维持长久，元末相继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蒙元统治的农民起义，著名的代表人物朱元璋终于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统治而建立了明王朝。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彻底背离了农民起义的路线，而实行大权独揽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一方面采取一些恢复生产，缓和阶级矛盾,令民休养生息的措施，一方面又虐杀功臣、造党狱、抄杀不为君用的封建文人。造成明初极为严峻的政治局面。
而宋江起义的故事传说就是在这样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发展演变的，《水浒传》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历史背景下最后形成为一部巨著的。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对“水浒”故事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复杂的影响，因此,在《水浒传》中所反映的现实并不是单一的北宋末年的现实生活,而是包括着北宋末年，南宋、蒙元和明初等不同时期的广泛的封建社会的现实。因此，《水浒》中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具有更大的概括性，尤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其中许多重要的情节，并不是历史上宋江起义的真实而具体的敷衍，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下的艺术虚构。鲁迅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盗一面与官兵抗，官兵不胜，一面则掳掠人民,民间自然亦时受其骚扰；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所以盗又为当时所称道了”。 [5]他又认为：“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被害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6]鲁迅认为“征辽”一节的形成“亦非始于明，宋代外敌凭陵，国政驰废，转思草泽，盖亦人情。”[7]这些都深刻地论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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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水浒”故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由于社会思潮的不同，由于创作者思想见解的不同，许多情节被创造出来，许多情节被改造了，许多情节更复杂了。这种情况决定《水浒传》所反映的现实生活必然十分复杂，而且带有矛盾。
《水浒传》这部作品的实际描写以及它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是一部农民起义的史诗;虽然它也写到了征辽的活动,但并不是一部以抵御外敌为重要内容的文学作品。宋江在小说中虽然有“统豺虎、御边幅”的思想和征辽的实践,但他主要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而不是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宋江之所以主动接受招安,还是由于他的忠君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这些我将在下文作具体的分析。纵观《水浒》全传,招安毕竟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策略,尽管招安解决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但招安的结果必然使农民起义走向失败。
二、《水浒传》悲剧结局的文化根源
在中国存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对中国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全国可以说是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思想是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活跃局面，而在秦灭之后的汉王朝，从武帝开始实行“摆出百家，独尊儒术”的指导思想，正式把儒家思想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20世纪至今的这段时间里，国外很多学者对于中国的儒家思想称之为“儒教”，现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一说法，由此可以想见，一种思想成为近乎于或者说就是宗教的思想，而且在中国不论是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几乎都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指导思想、主导思想，对社会、对国家、对文化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深刻。
儒家思想所提倡的“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忠君、爱国”的思想及其提倡的一系列严格的礼法制度，对历代的人民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束缚。忠和义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血缘宗亲关系结构的观念形态，它是中国古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道德行为规范和伦理范畴，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中的重要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核心。还有后来以儒家经典为主考内容的选官制度“科举制”，更是将一代代文人束缚在没有实用价值的“经典”之中。儒家思想中提倡的“中庸之道”“隐忍之道”指引着人们“克己复礼”“节欲”“淡泊明志”，众多的仁人志士在这样的思想禁锢下消磨了意志，逐渐地刻在他们心中的忠于皇帝、忠于君、忠于朝廷、忠于父辈的根深蒂固的思想。
宋江作为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的一员，职务定位很自然地便赋予了他忠君的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作为押司又是一个不登封建官级品阶的“猥鄙小吏”，职务和地位都使他同下层人民之间保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下层苦难人民的了解和同情，赋予了他人格中的义的内涵，而这种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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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内涵在一定条件下又往往与叛逆性相通。当他杀死了阎婆惜，当他在浔阳楼写下反诗，成了一名被官府所欲捕杀的在逃罪犯时，他终于被逼上了“梁山”，成为朝廷的叛逆者，同那些被逐、被缉、被杖、被囚、被黥、被配等入伙“梁山”的叛逆者一道，进行着叛逆皇帝的活动。 然而，当宋江成为了一名叛逆，参与并领导了“梁山”的叛逆活动时，他原有的根深蒂固的忠君观念并不曾被剪除，仍在他心灵的深处埋藏着。李逵一句“哥哥休说梁山泊主，便作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将潜在于宋江心灵深处的叛逆与忠君的矛盾揭示开了。晁天王死后，宋江便不能不将这一矛盾摆在了实践层面上。
宋江掌握“梁山”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晁天王“梁山”的“聚义厅”为宋江“梁山”的“忠义堂”。一“忠”字之添，标志着“梁山”由叛逆到忠君两种存在性质的转换，标志着由反皇帝到走向招安实践目标的转换。当宋江通过“石碣受天文”，以合法的形式成为“梁山”的主宰时，忠君与招安便也以合法的形式主宰了“梁山”。宋江的就位誓词“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也同时意味着是对皇帝的誓词。宋江对反对他招安所作的解释，正是他在忠君与叛逆的冲突中，忠君战胜了叛逆的内心独白：众弟兄们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
从宋江性格的三个发展阶段看,宋江的思想大致上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最初是封建正统观念很严重,但他结交江湖好汉,讲究江湖义气,其后身遭压迫,在与梁山泊兄弟共同的斗争中,培养和发展了叛逆的思想,后来接受招安,便以“如今做了国家臣子,都是朝廷良臣”约束自己和梁山泊兄弟们,不允许兄弟们重上梁山造反,从这里可以理会到,宋江接受招安,固然有其他的思想。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宋江实际上已成为皇帝派驻在“梁山”的一名控制“梁山”众英雄的朝廷官员。可见，是宋江截断了“梁山”走向更高一级叛逆层次（以改朝换代作为叛逆的号召和叛逆的最终目的）的路，他成了“梁山”英雄殒灭的第一杀手。而这一悲剧根源正是深植于宋江形象内含的叛逆与忠君两者的深刻的冲突之中。
三、《水浒传》悲剧结局的人性和奴性渊源
从前述宋江与“梁山”群落的悲剧内涵上，已清楚地看到，有了宋江的忠，才有了宋江主宰“梁山”的招安路线；有了“梁山”群落的义，也才有了“梁山”对宋江的招安决策的奴婢式的屈从，在这里看忠和义的实质都是奴才主义的奴性意识。作为奴性意识，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人性的扭曲。它产生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财产与权势等级制下的等级性人身依附。早在周代便已出现森严的等级划分。中国封建社会愈向后来成熟地步发展，封建等级便愈加繁杂，人身依附便愈加严苛。在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结构里，不仅被统治阶级是奴才，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以不同的等级被区分开来的。这样，等级低的人是等级高的人的奴才，小官是大官的奴才，大官是皇帝的奴才，皇帝又是皇帝老子的奴才。石秀曾经这样骂梁中书：“你这与奴才作奴才的奴才！”这就深刻而真实地揭示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人人都是奴才的社会本质。从这里也就找到了奴性意识存在的社会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