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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 卷一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三十二 卷三十六 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玉堂春落难逢夫 桂员外穷途忏悔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蔡瑞虹忍辱报仇 陈商 沈洪 桂富五 孙富 卞福 这些人不外乎两类，一时贪财，二是好色。
1、好色型商人
“ 三言”、“ 二拍”中很多篇章对好色的商人作了生动地描述。《乔彦杰一妾破家》(《警世通言》卷三十三) 的商人乔俊“长而魁伟雄壮, 好色贪淫”。《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 里的王禄“手头饶裕,又见财物易得, 使思量淫荡起来。”他们往往为了美色不惜花费钱财, 如《韩侍郎婢作夫人 提控椽居郎署》(《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徽州商人“偶然间瞥见爱娘颜色,便一定要娶去做妾,只要事成, 不惜重价”。“《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横插一杠，破坏了杜十娘辛苦谋划的幸福未来的徽州新安商人孙富，就是徽商在话本小说里很不光彩的一个代表。此人家资巨万，是扬州盐商，年方二十，却是风月场中的老手：‘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弄风月，倒是个轻薄的头儿。’笃信金钱的法力，为一己之欲的满足而对他人的利益和社会道德绝无顾忌”[9] 他略懂音律，在尚未见到杜十娘的面之前，便从她的歌中听出“此歌者必非良家”，由此有了“怎生得他一见”的想法。他的计谋看起来丝毫没有破绽，先让自己的船靠近李甲的船，假作赏雪，偷窥到了十娘的容貌，之后吟诗引诱李甲上钩。从高雅的赏雪吟诗喝酒开始，渐渐引向“花柳之事”。“他巧于辞令，善于言语，从李家威严而正统的老父的威力、李甲目前窘困的现状和一般妓女喜新厌旧、无情无义的本性三方面出发，为李甲做了全面、细致而又合理的分析，旬句切中李甲的要害，把李甲掩藏的非常成功，连老练智慧的杜十娘都没有参破的全部心思都剖开了”[10]。杜十娘的美梦，在此破裂。在作品中，还有一些商人为了得到美色往往不择手段，如《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二刻拍案惊奇》卷六) 里的江淮客商王八郎“与一个猖伎往来得密”,“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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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妻子,甚是不得意”。于是就把结发妻子赶出家门。《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 好色的徽州商人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 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见人家妇女生得有些姿容的, 就千方百计, 必要弄他到手才住”。
2、贪财型商人
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持有成为衡量人的标准。为了更快地获得更多的财富，一些商人便不择手段。“三言”、“ 二拍”对此有极生动的反映。《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里的卫朝奉狡诈贪婪,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以少充多,以次充好,以假当真,无所不为。《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 里的郭七郎虽然“家资巨万, 产业广延, 有鸦飞不过的田宅, 贼扛不动的金银山”，却仍然对借他本钱做生意的商人极尽盘剥之能事,“不平心是他本等: 大等秤进,小等秤出。自家的,歹争做好；别人的,好争做歹”。《金令史美婢酬秀童》(《警世通言》卷十五) 矫公“自开解库,为富不仁,轻兑出,重兑入,水丝出,足纹入,兼将解下的珠宝,但拣好的都换了自用。”《临安里钱婆留发迹》(《喻世明言》卷二十一) 里的钱婆留与顾三郎为了钱财同去贩盐为盗。《蔡瑞虹忍辱报仇》(《醒世恒言》卷三十六) 里的卞福为了发财甚至不惜贩卖人口。这些商人的种种作为，看来令人发指，但是也正因为这些商人形象，才使得这五本作品更具有丰富性与真实性。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心上人形象与传统商人形象的结合，使明代商人在我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个更丰满的形象，这更有利于我们研究明代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
二、“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原因
（一）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
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才是国家社稷之根本，而商业却被认为是末，因此，商人的地位也向当地低下，在封建等级制度“士、农、工、商”中，居于最末。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到元代的两千多年的文学作品中，商人形象较为罕见，即便有少数，也是简单的形象或者是被人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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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斥的，在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商人重利轻别离”的句子，把商人和重利紧紧联系起来，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一针见血地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但是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改变了这种状况。明中期开始，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崛起，《刘小官雌雄兄弟》中写道：
这镇(河西镇)在运河之旁，离北京有二百里这地。乃各省出人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码蚁一般。车音马迹，日夜络绎不绝，上有居民数百家，边河为市，好不富庶。[11]
同样，在《施润泽滩阙遇友》中也有一段展现江苏吴江县盛泽镇丝织业繁荣兴旺的景象的描写: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抒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12]
手工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分工也日趋细密，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增强了产品对市场的依附；与此同时，农业生产也卷入了商品化的旋窝；隆庆后海禁的解除，使得海外贸易不断发展；白银的普遍适用，促使商品交易频繁。这些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城市的发展，杭州、苏州、广州等一系列城市成为当时的商品集散地。因此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为市民阶层的壮大提供了条件，也为商人地位的提高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二）明代社会思潮的影响
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市民阶层的壮大和统治阶级的日趋腐朽，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文学开始走出传统沉寂的局面。同时我国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生活结构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社会分工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人们对于商业的认识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思想界出现了为商业正名的学说,如王学左派认为“穿衣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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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人伦物理” （李贽《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百姓日用即道” （王艮《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一《语录》）[13]。这实际上肯定了商人、手工业者对利益的追求。王守仁说:“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14]他们的言论不仅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更体现了商业与农业的地位同等重要，商人亦不是贱民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明代的思想家对商业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也开始发生了动摇，“工商皆本论”逐渐成为明清经济思想的主流。张居正的“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以利农”，黄宗羲的“夫工固圣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等主张都先后为统治者所采纳，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王夫之则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思想，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他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这些都为明代商人地位的改变和商业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三言”、“二拍”中商人形象改变的意义
（一）提高了的商人社会地位
在“三言二拍”中，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经商活动以及日常生活，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典型、丰满的商人形象，并且对于这些人物中的大多数，作者都是持肯定色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商人地位的提高。
明代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首先表现在商人与“士、农、工”地位平等的观念的出现，人们认为商业也是正业。出现 这一观念在《醒世恒言》第十七卷《张孝基陈留认舅》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士子攻书农种田，工商勤苦挣家园。世人切莫闲游荡，游荡从来误少年”、“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营生不辞倦。从来劳苦皆习成，习成劳苦筋力健”、“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自古成人不自在，若贪安享岂成家！”[15]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都包括了对商人的肯定。其次，商人自身也以自己的商人身份为傲，在《醒世恒言》第三卷《卖油郎独占花魁》中也有所体现，卖油郎并没有为自己的商人身份感到自卑，宣称“何况我做生意的，青青白白之人”。再次，世人对商业的认同。《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九《赠芝麻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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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假形 》中描写了一位做丝绸生意的浙江商人蒋生，他经商至汉阳马口时看上了当地缙绅马少卿的女儿，蒋生对自己的身份略显自惭形秽，说“小生原籍浙江，远隔异地，又是经商之人，不习儒业，只恐有站门风。”然而马少卿的回答却是“江浙名邦，原非异地，经商亦是善业，不是贱流。”马少卿这位缙绅的话反映了当时商业已经是“善业”，而不再是传统的“贱业”，这不仅是对商业的认同，更是对商人的认同，马少卿招蒋生为婿，体现了商人地位有了显著的提高。这些描写客观反映了明中叶后资本主义的萌芽所带来的经商热、重商的社会思潮，并由此导致了“学而优则仕”、仕优商贱的传统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表现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
在此前，商人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为人们所不齿，而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对他们的价值观确实吃开明和理解的态度的。《初刻拍案惊奇》卷八《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的入话中提到的杨氏，三次鼓励侄儿杨生外出经商，认为“到江湖上做些买卖，也是正经”，这里对经商的认识已丝毫没有鄙薄之意。《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中的刘东山，本是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有一身好本事，可是却“觉得心中不耐烦做此道路，告脱了，在本县去别寻生理。”从此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崇商重商了，而是弃官从商，不得不说这是明代商业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转变的产物。此外，《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经商失利在辽阳，得到海神的帮助，他按海神指示买进卖出，贩药、贩、贩布，获得几万两银子的营利。对此小说家如此载道：
却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徽人因是专是那做商的，所以凡是商人归家 ，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16]
“赚钱的多少显然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商人成功与否的标准，而且也成了衡量社会阶层高低的重要标准这样一来，对社会整体的价值观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社会上的其他价值观念在这一价值观念面前也自惭形秽。”[17]并且在此把商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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