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布心境的改变,从信心十足到丧失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回想一下《走向新建筑》出版以后的那段日子吧。勒·柯布西耶几个重要方案被排斥;他还没有盖出更多的房子,一九二九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就降临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魔影笼罩欧洲,人心惶惶;一九三七年德国开始侵略别国,闪电战、俯冲轰炸机、集中营、犹太人被推入焚尸炉。千百万生灵涂炭,无数建筑化为灰烬,城市满目疮痍。文明的欧洲中心地带,相隔二十年掀起两次空前惨烈的战争。人性在哪里? 理性在哪里? 工业、科学、技术起什么作用?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 柯布亲历惨祸,无可逃避,无法逍遥,也无法解释,过去的信念不得不破碎了! 斯文扫地,夫复何言!
正像柯布战前的思想不是属于他个人独有的那样,他在二战时期产生的消极、悲观、怀疑、失望的心态也不是他个人特有的,而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出现的有普遍性的思想观念。在普通人那里,这种有普遍性的思想观念呈现为零散的不系统的情绪和倾向,哲学家将它们集中起来,系统化、精致化、严密化,形成一种哲学。
二次大战期间在法国兴盛起来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上述思想的一种集中表现。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和根据说明柯布同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有过何种的联系和交往。这一点并不紧要,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接近或相似。
萨特曾经写道:“存在主义……。其目的在于反对黑格尔的认识,反对一切哲学上的体系化,最后,是反对理性本身……。”柯布早先颂扬理性,战后他不再称颂理性,相反,更多地显露出非理性,反理性的倾向。在战后时期的作品中他常常应用他独创的“模数”(Modulor)。柯布将一个人的身高按黄金分割律不断分割下去,得出一系列奇特的数字,将之用于建筑设计之中,这套奇特的模数制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即要将人体与房子联系起来的信念之上,看似精确有理,实
则并不有效,除了柯布自己,再不见有什么人采用过。这套“模数”,带有神秘信仰的色彩,它出现在二次大战时期而不是二十年代不是偶然的。
勒·柯布西耶一生从事绘画,绘画反映着他的思想变化。他写道:
自一九一八年以来,我每天作画,从不停顿。我从画中寻求形式的秘密和创造性,那情况就和杂技演员每日练习控制他的肌肉一个样。往后,如果人们从我的建筑作品中看出什么道道来,他们应该将其中最深邃的品质归功于我私下的绘画劳作。
柯布自己点明他的绘画作品对于理解他的建筑作品的重要性,我们就来看看他后期绘画中有了什么变化。柯布战前的绘画同立体主义画派相似,题材多为几何形体、玻璃器皿之类,后来又有人体器官入画,再往后,题材愈见多样,形象益加奇怪,而含义更为诡谲。不了解底细的人无法理解,经过注释,才知道并非随便涂抹得来,而是有一定的寓意。他的思想不但悲观、非理性,还带有迷信的成分。
一九四七—一九五三年间,柯布画了一系列图画,有的配了诗,一九五三年结集出版,题名《直角之诗》(Le Poeme de L’Angle Droit,一九五三)这本诗配画的“最深邃的品质”反映着柯布后期的思想信仰。
这本书印数有限,只有两百册。在书的扉页上,柯布将他的十九幅图画缩小,组成一个图案,上下分为七层,左右对称。最上一层排着五幅图,往下依次为三、五、一、三、一、一幅。柯布把这个图案称为Iconostase,这个词原指东正教神龛前悬挂的神幡。这个“神幡”的七层各有含义,由上到下依次代表:(一)环境—绿色,(二)精神—兰色,(三)肉体—紫色,(四)融合—红色,(五)品德—无色,(六)奉献—黄色,(七)器具—紫兰色,采用七这个数目,因为它被认为是魔数。 “神幡”的十九幅图画里画有公牛、月亮女神、怪鸟、山羊头、羊角、新月、独角兽、神鹰、半牛半人、巨手、平卧女像、哲人之石、石人头、天上的黄道带和多种星宿,还有古希腊人信奉的赫耳墨斯神及古罗马人信奉的墨丘利神等。
三十年前,柯布把轮船、汽车、飞机、打字机、可调节的暖气推到前面,要人们好好研习。三十年后,他又把神蟠、半牛半人、哲人之石、黄道带和墨丘利神推了出来,究竟是什么意思? 学者们研究后指出,这些图画内容与古代神话和炼金术有关。柯布画这些东西不是出于无事可干也不是信手拈来的。他画这些题材经过深沉的思索,处处有他的用意,显示出他后期的观念和信仰。
后期的柯布相信天上的星宿同地上人间的命运有关,他画中的摩羯星、金牛座、白座、天称座等各有独特的意义。其他的图像有的象征善与恶,有的代表生与死、四时更迭、祸福转化、平衡太和,还有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种事物转化为另一种事物以及返老还童、奉献礼拜等等。在这一切之中,柯布不是旁观描述者,他参与其中,画中的“哲人之石”代表他自己。在画上,乌鸦也是柯布自己的象征。(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法语中的乌鸦corbeau与柯布的名字切音的缘故)。
柯布后期的这些信念和信仰多多少少会渗透到他的建筑活动中来。在建造马赛公寓的时候,柯布曾坚持把开工日期定在一九四七年的十月十四日。后来又坚持把竣工日期定于一九五三年的十月十四日。有人指出这里包含着一种对月亮的信仰。十月份是柯布自己出生的月份(生于一八八七年十月六日),按古代炼金术的历法,月亮周期为二十八天,取中得十四,开工日和竣工日相距六年之久,都在十月十四日。中国人过去盖房子,破土、上梁、竣工要看黄历,选一个黄道吉日。一九八八年八月八日在香港被视为大吉大利的日子—发发发发,财运便会亨通,香港中国银行新厦也选在那一天扣顶。二战之后的柯布为马赛公寓选择他喜欢的吉日开工和竣工也是如此。
朗香教堂设计与修建的日子和柯布写画《直角之诗》在同一时期,论者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例如,教堂的朝向与天象有关,露天布道台朝向东方,应的是黄道十二宫中的白羊座。
白羊座主宰春天。东向代表“春天”,南向代表“冬天”,于是教堂东南角表示“冬天”与““春天”的转折。向上冲起的屋顶尖角象征摩羯座的独角兽,又是象征丰收的羊角。教堂西边的贮水池中有三个石块,说是象征人类初始的父、母、子。
这些非常具体的描述不免令人觉得有些牵强。不过,柯布后期具有“天人感应”的思想是确实的。他在谈到印度旁遮普邦的参迪加行政区规划时说,纽约、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在“机器时代”被损坏了,而自己在规划参迪加时找到一条新路子,就是让建筑规划“反映人与宇宙的联系,同数目学、同历法、同太阳—光、影、热都建立关系。人与宇宙的联系是我的作品的主题,我认为应该让这种联系控制建筑与城市规划”。
建筑、城市规划要考虑同自然界的各种要素保持联系,这是没有疑义的,然而强调“人与宇宙的联系是我的作品的主题”,强调建筑与规划同“数目字”、“历法”建立联系,并且起控制作用,就明显地带上神秘信仰的色彩。拿参迪加行政区规划的实践效果来看,也难说它是很成功的。柯布这段话显示的观念倒是同五百年前中国明朝人建造北京天坛时的建筑理念有相通之处。. 看来,这时候柯布的行事颇有点讲风水的意思了。对此,热心风水堪舆学研究的人可能感到欣慰,可以引为同道。
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勒·柯布西耶在法国南部马丹角(Cap Martin)游泳时去世。一说是他游泳时心脏病发作致死。另一说是他故意要离开人世。曾在柯布事务所工作多年的索尔当说,死前数星期,柯布曾同他会面,当时柯布对他讲:“亲爱的索尔当呀,面对太阳在水中游泳而死,该多么好啊!”福兰普敦认为柯布在地中海中自尽可能同阿尔比教派的观念有关。这个教派传统上认为自尽是神圣的美德!人的精神由此离开物质可以超升。
历史上有不少著名人物,特别是文学艺术的巨匠们,在他们的晚年会做出一些看来奇怪的、反常或变态的事情,或皈依宗教,遁入空门;或颠狂痴迷,不能自己;或一去了之,不知所终;或大彻大悟,冷静地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离开尘世。布莱克说柯布自六十年代初起就有自我隐退的
倾向,长时间地置身于他在马丹角的斗室中。这样看来,柯布自己有意结束生命也是可能的。 四
朗香教堂落成之时,西方建筑界赞颂之声,不绝于耳。可是有一个人写文章就这座建筑提出了“理性主义危机”的问题。文章登在英国《建筑评论》一九五六年三月号上,作者是后来颇有名气的英国建筑师斯特林。他说无法用现代主义建筑的理性原则去评论这个教堂建筑,又说:“考虑朗香教堂是欧洲最伟大的建筑师的作品,应该思考这座建筑是否会影响现代建筑的进程? ”
一九五五年美国的P·约翰逊对那时的现代主义建筑的前景抱十分乐观的看法,他说“现代建筑一年比一年更优美,我们建筑的黄金时代刚刚开始。它的缔造者们都还健在,这种风格也还只经历了三十年”。约翰逊的估计代表了当时建筑界多数人的观点。今天来看,当时年轻的斯特林看得比别人深远一些,已经隐隐然带有几分“忧患意识”。
朗香教堂确实有违柯布早先提倡的理性原则,由此可以称之为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建筑。不过细究起来,建筑创作中的理性和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界限实在很难细分。每个著名的重要的建筑都包含这两方面的成分,既有理性,又有非理性的成分,甚至可以说缺一不可,缺了任一方面都成不了architecture(建筑),就具体的建筑物来说只有偏于这一方或那一方之别。朗香教堂固然偏于非理性这一面,然而总觉得称之为非理性主义建筑也并不很恰当。笔者以为,我们无需给它贴标签。而从朗香教堂艺术造型的美学特征和其哲学基础来看,在学理分析时可认为它是体现了战后存在主义哲学的建筑艺术。
四十九年前,斯特林先生担心现代建筑的进程是否会改变。幸或不幸,他言中了。二十世纪后半叶,批判、修正和背离二十年代现代主义建筑的思潮渐渐占了上风,建筑风格也一再变化。
我们回过头去,看到的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动作的五十年代初,恰恰是当年倡导现代主义建筑的旗手柯布率先实现观念的转变,扬弃现代主义,改变了自己原来的建筑风格。P·约翰逊在一九七八年说“整个世界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落在最后面,建筑师向来都是赶最末一节车厢”。这番话大体上是对的,但凡事都有例外,柯布与众不同,他早早地就登上了新的列车,开始了新的旅程。
一次大战后,柯布为现代主义建筑写下了激昂的宣言书——《走向新建筑》。二次大战后,他有了新的转向,但没有发表理论上的巨著,这个工作后来由美国的文丘里补足了。一九六六年,即柯布逝世的次年,朗香教堂落成后第十一年,文丘里发表了他的《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耶鲁大学艺术史教授斯卡里在为该书写的序言中说文丘里的书是《走向新建筑》发表后的又一本最重要的建筑著作。斯卡里将相距四十三年的两本著作相提并论,因为他看到这两本书都是二十世纪建筑史上代表一个历史阶段的最重要的建筑文献。
二十世纪后半叶,西方新的建筑潮流的代表们在批判二十年代正统现代主义建筑时,对当时欧洲那些现代主义建筑旗手进行大量攻击,对三位重要人物中的两位即格罗皮乌斯和密斯·凡·德·罗正面开火,然而对勒·柯布西耶却有礼貌地避开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前两位一直“顽固不化”,而柯布 自己早已转变并且带了个新头。
一个建筑师,在自己的一生中在两次大的建筑潮流转换中都走在时代和同辈的前面,这是很了不起的罕见的事。
朗香教堂,不论人们主观上是讨厌它还是喜欢它,或是对之不置可否,它都是二十世纪建筑史和艺术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