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参加了首都国庆五十周年、中国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国民间艺术节、上海之春、哈尔滨之夏、音乐家舞台、名人名作系列和中央电视台春节歌舞晚会、文化部春节文艺晚会等重大演出；多次参加招待中央领导和外国高级官员的文艺晚会，在首都国庆五十周年联欢晚会上，参加了山西演出团的《晋南花鼓》表演。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以“歌唱祖国”为主题的国庆游园活动上，代表全国农民向江泽民主席汇报演出了《滚核桃》。这是首都国庆联欢晚会总指挥部在全国14个省、市自治安全的节目中几级筛选，特请江泽民主席观看的三个节目之一，温家宝总理也曾在沪观看演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马来西亚元首端姑查化和首相马哈蒂尔、摩活哥首相尤素福也曾出席观看他们的专场音乐会。中外有十余家电视台制作专题，上百家的报刊发表评介文章，中央电视“焦点访谈”曾播了专题《百闻不如一见》、《中国文化报》、《山西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长篇评论，马来西亚《中国报》连续七日整版述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www.accu.or.jp）列入“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名录，全国入围的有十种音乐、舞蹈、戏曲表演艺术，山西仅此一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团长王大启说：“它既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杭州一位观众赞扬法案说：“看过黄山不看山，听过绛鼓不听鼓”。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朴东生撰文指出：“鼓乐以鼓为核心，构成一套音乐会，这对世界所有的作曲家来说都是一道难题，但是，绛州人解开了”。
绛州鼓乐依附于千古民俗，而在历代人民集体承上启下的过程中，不断积累，不断创新，改革开放以来，绛州鼓乐大胆革新，丰满了锣鼓经，丰富了表现力，成为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器乐之一，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引起了国际关注，名噪雀起，扬名中外，许多海外艺术团体组织的国际性打击乐音乐会都有绛州鼓乐跻身其中，先后在韩国国立舞蹈团举办的“中日韩三国鼓艺节”、新加坡华乐团举办的打击乐音乐会、香港中乐团举办的鼓乐节上，以中国民族打击乐的代表出现。一些国际性的大型活动，也邀绛州鼓乐担纲整个活动的打击乐，最近香港迪士尼乐园的开幕式，唯独邀请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参加表演。
九、濒危状况
1、“文革”初期，破四旧运动的席卷，许多社火被打成“封资修”，不少民间艺人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口传心授，而使一些法案方锣鼓濒临失传。
2、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一次巨大变革，是对传统经济基础、传统生产模式、传统思想意识、传统文化形态一次不可避免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冲击，它为经济、政治、文化，整个社会发展创立了无比的最佳历史空间，一切事物在这个空间里，发展则存，停滞则亡，
目前农村只有百分之十的村队有锣鼓队，尚有活动之外，其余已近失传。
3、政府无力投资，村队集体经济落后，农村中青年人大量外流，加之，一些活动中断，致使许多村队无人继承。
4、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民间艺人相继过世，已面临着人逝艺亡，后继无人。
5、缺少资金来源，如山西绛州鼓乐艺术团成立多年来，以民间高利贷维持生存，债墙高筑。目前移师上海，虽基本上解决了生存问题，但是长期远离本土，久之必将会有异化。
绛州鼓乐初探 王秦安
鼓是中国最原始的传统击器，锣鼓又是中国最流行的民族民间音乐，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绛州鼓乐泛指新绛县流行的锣鼓乐，吹打乐，因新绛县昔称绛州而名，又以擂大鼓称著，得名绛州大鼓，俗称新绛锣鼓。
一
鼓在新绛一带从体鸣到膜鸣，由响器到乐器，又同其它乐器褡裆，逐步形成绛州鼓乐，历经了上万年集体传承，源远流长，历久弥新，鼎立于先秦，鼎新于唐宋，鼎盛于明清，鼎革于当今，载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中心在网上发布的“世界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先秦时期是绛州鼓乐的鼎立阶段
目前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鼓，是1980年在与新绛县接壤的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甲各墓葬出土的鼍皮革鼓和异陶土鼓,为新石器时代遗物，距今四、五千年。襄汾、新绛两地曾在汉代同为临汾一县，自古以来，两县邻村近镇住民通婚为寻常事，至今尚有三个乡镇接壤，一路之隔。其实，陶寺鼓并不是山西南部最早的鼓，革木容易腐朽，尚不见有更早的鼓出土。
1962年在芮城县发现的西侯渡人，距今约180万年，从山西西侯渡人的直接打击石器到山西北部峙峪人的间接打击石器，伴随着击器度过了漫长岁月，特别是襄汾“丁村人”的出现，随着猎食御兽，
他们运用木棒打击、石球投击、弓箭射击、矛头刺击，使两物相撞产生了原始击鸣，逐惭在自然音色中寻找到了节奏韵律，从《击壤歌》到《狩猎舞》，击节而歌，踏拍起舞，便使吹拉弹拨诸多乐器尚未产生，而击器已率先问世，鼓在新绛一带出现比陶寺鼓还要早些年月。相传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铁额魔王蚩尤，带了81位弟兄进犯中原，一场涿鹿血战，兵败被俘，黄帝将他肢解解州，血注一池卤水，化作解州盐池。说是因为黄帝命他大臣风后造了80面雷鼓，并以雷兽之骨作棰连击9次，蚩尤闻鼓坐失神力，犹如因兽。又有舜王历山击鼓耕田（一说簸箕）和击鼓报警戏诸候的民间故事；还相传说舜后娥皇，女英回娘家时两地锣鼓迎送。这些民间传说的发生地距离新绛远不过百余里。固然，这些口碑近似茺诞，然而不完全是向壁虚造，可以说是对“陶寺人”的一个想象补充。这见诸于《礼记·明堂位》的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吕氏春秋·古乐篇》也说“帝尧立??置缶而鼓”，一如《尚书·益稷》所记载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礼记·明堂位》还记载有“夏后氏足鼓”。伊耆氏即陶唐氏尧帝，夏后氏即虞夏帝禹王（一说是夏禹的后裔），尧都平阳、禹城夏县都距新绛不过百里之遥。唐尧虞夏时期，舜之《大韶》、禹之《大夏》有了乐在其中，鼓已作为一种主要击节乐器出现在歌舞中。这时，绛州鼓乐基本上脱离了原始形态，但在新石器时代尚是奠基阶段，商周时期才进入了构筑时期，春秋初期始见倪端。
时有“秦筝晋鼓”之说，“晋鼓”一词见于《国语·吴语》：“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这是常昭对晋鼓的诠释，出自《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