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如何解决法律平民化
刘成江
分析如何解决法律平民化 刘成江
一、法律援助的平民化
安徽一农妇在浙江宁波帮人放牛时，不幸因牛误撞上裸露在外的高压线而触电身亡，家中只有尚不懂事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得知这一情况后，浙江省法律援助中心马上派一名律师赶赴宁波，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为她的家人争取到了１０多万元的赔偿?? 上面的事例反映了在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的司法援助体系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据悉，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有433965名困难群众得到了自己需要的法律援助，比2006年增长了35％。法律援助机构从2000年的1890个，发展到2008的4043个。在乡镇司法所、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基层团体都能看到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身影”，也都能看到一个个活动的“身影”，从上至下形成了一种法律援助工作网络。
与此同时，法律援助工作也逐步走向正轨。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
颁布实施后，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机构规范、管理规范、服务规范等方面，就来访接待、办案程序、经费使用、社团参与、机构网络建设、质量监督、档案管理、禁止有偿服务等十几个方面制定了规章制度，使法律援助工作健康有序地开展，有效地推护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尽管法律援助已日趋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服务内容，也是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但法律援助真正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尚有一定距离。一方面由于普法宣传还存在一定死角和盲区，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的群众法律意识淡薄，还不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法律援助还存有高成本现象，真正无偿的法律援助和免费诉讼费还没有完全走向社会，致使百姓有“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姓寻求法律援助的信心。
此前，媒体报道了许多地方推出了农民工可享受免费的法律援助新举措。可事实上，近年来，农民工为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屡屡上演了跳楼、自杀、群殴悲剧，在此法律援助或缺位或失语或疲软乏力，没有真正地起到强有力的保障作用。养猪农妇熊德明只所以成为“讨薪明星”，成为农民工寄于厚望的“救世主”，便折射出了这种法律援助的滞后和欠缺。
法律援助既是法律完善和成熟的一种必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而法律援助真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其能否实现平民化。换言之，就是当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每每受到损害时，法律援助能及时地、有效地、义无反顾地
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便昭示了法律援助体系的真正建立。 二、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
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四条对“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具备的条件做出了具体的要求：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在这四个必备条件之外，另起一行还有个补充式的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决定》中关于“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规定是否应该成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做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1).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存在“精英化”的趋向
从现实来看，目前我国各地选任人民陪审员明显存在一种认识和实践上的误区：由于过分注重《决定》中关于学历的要求，导致“精英化”的人士太多，而“平民化”的人士太少。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民陪审员的学历水平普遍很高。资料表明，江苏省2732名人民陪审员中，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有2315人，占84.7％。在北京海淀区，许多人民陪审员分别来自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等著名的学研机构，具有相当浓厚的学术、技术背景。由于人民陪审员中高学历者居多，存在着“精英化”的趋向，使得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 (2).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民主
陪审员制度作为普通群众参与司法事务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形
式，在创设之初，其目的就在于彰显政治民主和司法民主。可以说，在实现多数统治的政治理念上，陪审制与选举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不仅仅是通过普通民众参与司法体现的，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众的参与必须体现出广泛性和开放性。但是，从我国目前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实际操作来看，许多地方把学历作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重要参照标准，把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大多限制在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这就在实际上割断了法律与普通民众的联系，剥夺了大部分民众通过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国家司法活动的机会，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实现司法民主的初衷。在实行陪审制度较早的西方国家，对陪审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做要求，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等原因，不能对事物作出辨认，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比如美国强调，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 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在选任人民陪审员的过程中，如果过分注重学历，将意味着把普通民众排除在审判领域之外，使他们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这是对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活动权利的剥夺。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把低学历的人群，比如工人和农民排斥在司法活动之外，而应该不分性别、职业、民族、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参与司法审判，使人民陪审员的“人民”性更加名副其实。
(3).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
法国18世纪伟大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曾说过，陪审制度最大的
特点，就是公民是由与他们平等的人们来审判的。它的目的是要使公民受到最公正和最无私的审判。实践证明，在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的情况下，普通百姓对诉讼争论根据事实同样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与“精英化”无关。而且，人民陪审员来自普通的群众，他们了解民情，代表民意，在陪审活动中更注重以社会道德标准评判案件，这将有利于把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利益和价值标准融入司法审判活动中，与职业法官形成一个思维的互补，能克服法官因职业习惯所形成的思维定式，使司法更能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裁判公平、公正、合情、合理，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人民陪审员“平民化”的标准，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适应这一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完善和调整我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扩大普通群众参与司法审判的机会，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审判中去。具体来说，凡是在地方选举中进行了登记的选民，并且符合《决定》中关于“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四个必备条件，没有犯罪记录或职业限制的人，都应该可以出任人民陪审员。
根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设，不断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标准，实现人民陪审员的“平民化”，进一步促进和实现司法公正。 三、司法考试的非平民化
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立，确立了统一的、严格的法律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