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可就出不去了。”
学习一开始，那种非常的气氛，就使我在炎热的季节，患起上吐下泻来，终于还是请假出来了。 冯前在学习班作了重点发言，批判了文教书记，也就是他的老上级，提拔他担任总编的人。学习结束后，一天夜里，他叫他的女儿到我屋里传信：那位书记自杀了。这时，我已经被指为是这位书记的死党。 在机关，我是第一个被查封“四旧”的人。我认为，这是他的主意。当时的文革，还是在“御用”阶段，主事的都是他的亲信。查封以后，他来到我屋里看了一下，一句话也没说。也好像是来安慰我。当天晚上，又派人收去了我从老区带来的一支手枪。
不管怎么样抛我，我总不是报社的当权派。他最后还是成为斗争的重点，被关了起来。后来，我也被关了起来，有传说，是他向军管会建议的。不过，他的用意只是：我太娇惯了，恐怕到了干校，生活不能适应，先关在这里，锻炼锻炼。如果是这样，是情有可原的。何况，在我去干校之时，一捆大行李，还是他替我背到汽车上去的。
我重友情，每逢见到他在会场上挨打，心里总是很难过。而他不仅毫无怨言，也毫无怨容。有一次，造反派叫我们在报社大门安装领袖大像，冯前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操作，我在下面照顾过往的行人。梯子颤颤悠悠，危险极了，我不禁大声喊：“冯前，当心啊！”
他没有答言，手里的锤子，仍在当当地响着。他也许认为我这样喊叫，是多余，是不合时宜的。 每逢批判我的时候，造反派常叫他作重点发言。当着面，他也不过说我是遗老遗少——因为我买了很多古书。架子很大，走个对面，也不和人说话。其实，我走在路上，因为车马多，总是战战兢兢，自顾不暇，就是我儿子走过来，我也会看不清的。
我听过他的多次检查，都忘记了。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升官要诀：一、紧跟第一书记；二、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
可惜这次“革命”，以匪夷所思的方式进行，使得一些有政治经验的官员，也捉摸不到头绪，他所依靠的第一书记，不久也自杀了。冯前承认自己失败了。随即向造反派屈服，并且紧跟。
在运动后期，我们一同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一个造反派头头跟着。学习期间，不断开批判会，别人登台发言，不过是在结尾时喊几句口号。他发言时，却别出心裁：事先坐在最后一排，主席一唱名，他一边走，一边举手高呼口号，造成全场轰动，极其激昂的场面，使批判会达到出乎意外的高潮。
在互相帮助时，我曾私下给他提了一点意见：请他以后不要再做炮弹。他没有说话，恐怕是不以为然。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提意见。他也曾向我解释：“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
我也没有答话。我心想：我不知道，我如果掉在水里，会怎样做。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 运动后期，他被结合，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我不常去上班，又在家里重理旧业，养些花草。他劝告过我两次，我不听。一天，他和军管负责人来到我家，看意思是要和我摊牌。但因我闭口不言，他们也不好开口，就都站起来，这时冯前忽然看见墙角那里放着一个乡下人做尿盆用的那种小泥盆，大声说；“这里面有金鱼！”不上班和养花养鱼，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给我宣传出去的两条罪状。军管人员可能认为他这样当场告密，有些过分，没有理他就走了。
芸斋主人曰：粉碎“四人帮”以后，人们对冯前的印象是：大风派。谁得势，靠谁；谁失势，整谁。也有人说：以后不搞运动了，这人有才干，还是可用的。如果不是年龄限制，还是可以飞黄腾达的。后之论者，得知人论世之旨矣！
权力话语下的挣扎
——浅析小说《冯前》中冯前的身份建构
题目不错，推荐主副标题模式，第一篇文章命名成这样算是很不错了。比较专业。
什么是身份？米兰。坤德拉在他的小说《身份》中告诉我们：身份，这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却总要依附于别人而存在。自己的身份要在别人的严重才能得到印证，仅凭自己你i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谁，而在某些特殊的年代则更是如此。文革时期，当整个社会处在一片文化狂欢之下的时候，个人的声音往往会被边缘化。由此产生了身份的含混与遮蔽。小说《冯前》中，住仍冯前具有了这样一个在特定环境下的多变身份。这种身份随着叙述者示教的深入而逐渐地以建构起来。（开门尖山，不要用很多语言解释别的
概念什么的。特别楚辞练习，我建议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或者对于其他方面的解释可以适当的放的少一点。）
“冯前为人短小精干，爽朗、热情，文字也通畅活泼。”这是“我”对于冯前的最初印象，虽然“我”曾在1939年就见过他，但那仅是一面之缘，而此时的我才得以真正深入接触到他，它具有青年人所应该具有的朝气，这是为“我”这样一个老朋友所肯定了的。冯前的最初出场，作者采用了局部任务的限制视角建构起冯前身份的基本轮廓，这便是一个本真开敞的热情青年形象。
但古语有云：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我所构建的冯前身份很快便发生了变化。“沾染官气”成了升擢后的冯前新形象，但冯前究竟如何表现，作者没有给与详细地展现，我们也不得而知。只是通过“交谈稀少了”“很少请他提意见了”我们略能窥见其一。虽然，我以称呼其为“冯前通知”而表示理解，但冯前的身份转换却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可以说，作者在这里通过侧面烘托，揭示出在“人一阔，脸就变”的一种文化心理之下，冯前的身份得到了第一次重要扭转。
如果说，在建国初期，整个社会还处于一种常态的发展的话，那么文革时就可以说是一个真正是非颠倒的时代，在全民族的病态狂欢态势下，那些正常人则往往会被视为异类，为求得生存，人往往需要进行各种异质身份的转换。冯前也摇身一变，成为了执法人，有想法的“把车让给我坐”；还在学习班发言，批判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文教书记，进而直接导致了这位书记的自杀。而我也被封为“四旧”。至此，作者完全小姐了其前期对冯前身份的“期待性建构”，冯前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反派形象。文章建构至此也达到了一种不平衡的状态，巨大的落差，也给与读者以强大的心理冲击。
随着局势的发展，在人人自危的状况下，冯前也被拖下水，他的身份再一次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他的成为斗争的重点也使得他成了审判的对象，而随着他的被审视身份的形成，我的主体性地位也得以凸显。我曾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给他关切，尽管冯前看似不领情，但在这话语与沉默的交谈中，对比出了两人的迥异之处。而“我”对冯前的劝告也使“我”这一旁观者得以第一次实现真正的“在场”。此时的“我”和冯前也已成为被剥夺话语权的被审判的对象，但冯前依然是冯前，他以其所尊奉的升官要诀“一、紧跟第一书记；二、对于第一书记的话，要能举一反三”为准的，积极寻求自我尴尬身份的突围。
“每逢批评我的时候，造反派长叫他作重点发言。”总之，冯前时刻抓住机遇，并发挥个人所具有的煽动才能，实现自我身份的逆转。他的成为“系主任”，表明他重新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审判权，而“我”的主题地位的隐匿也使我依旧退场为一个被改造的对象。“运动期间，大家像掉在水里。你按我一下，我按你一下，是免不掉的。”冯前以此重新找回自己的定位。
纵观全文，小说始终以“我”这个配角的视角不断建构起冯前的身份。这使得一方面，冯前成为被“我”这一主题审视的对象，但同时，我们又共同成为隐含其后的文革时期当权者的审视对象，而在，读者的“期待视野”又紧跟任务发展线索。这样，在主人公、权力者、读者的三重审视与被审视的结构框架中，通过“大风派”“有才干”可以飞黄腾达等画外音的补充叙述，冯前的身份便被赋予了多义性。这就类似于鲁迅的《孔乙己》，在《孔乙己》中，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任务的三者之间是构成了“看/被砍”的叙述模式。而这篇小说也正是在这种审视与被审视的构建中，冯前完成了其身份的“建构——消解——再建构”的过程。
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一个叙事性文学作品，从平衡起步，然后出现不平衡，经过努力再到平衡，这样不断转换所完成的全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叙事。《冯前》中冯前的身份建构随着大时代的洪流而不断发生
变化，但历史的工作总是进行着大浪淘沙的工作，什么样的时代孕育什么样的人。而对于文本来说，一个文本能否成为经典，或者说能否为人所接受，就在于其对于社会的价值实现中。冯前的典型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文革时期的共同文化心理：一种处于政治狂欢话语下的“集体无意识”，个人吧“无所作为”的迎合权力话语作为一种求得生存的途径，由此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所形成的求生哲学：永远给自己留下后路。
同时，当我们以一种期待来回顾文本时，我们发现，文本带给我们的又是一种敞开的结尾。小说最后并未具体说明冯前的最终结局，而只是以几句间断的评语作结，他所建构的身份成为一个远离“华语中心”的背景，我们可以说作者是有意为之。尹瑟尔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具有多重空白的“召唤结构”，召唤我们对其进行不断解读。或许这也可以看做是作者对其结尾采取敞开式结构的真正用心。历史总是要靠后人来评说，冯前的身份也需要我们来建构。
评语：总体来说，第一次写出这样的程度还是不错的。对于评论的结构，把我也是可以的，也知道各个切入点，但是存在的问题还是不少，比如：这篇文章对于建构实际上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体系，前面对于文章的内容描述过于多了，即是对于建构工作的准备工作太多了，以至于对于身份的真正的建构没有很好的展开。不过切入点，还有评论的语言都是不错的。对于整篇文章的布局还是要再考虑下。字数的控制也得精简。
2012年7月13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