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们三个人也是要去当个就去老老实实当个好工人，好农民，就是平平静静地走完自己的一生。
解说：这一切在外躲藏的杨小凯都不知情，杨小凯的同学给他带来一件皮大衣，一顶大棉帽，一个大口罩和一副平光眼镜，告诉了他母亲自杀的消息，此后杨小凯开始了隐蔽的生活，他白天躲在房间看书，晚上戴起口罩和眼镜穿着皮大衣，拿着手电筒出来看大字报，就这样东躲西藏地过了一个月。
吴映衡：他跟我讲了，他说现在情况不好，我是不是也想办法躲一下，躲出去，他说我这次如果被抓，至少判十年刑，十年以后还是个艰难的日子，十年很艰难，他说十年以后干什么了？他说那你搞不清形势，他说我逃走，我是要逃，我不能让他们抓，抓到就有危险了。
解说：按照杨小凯的估计，半年后文化革命可能会波动回来，那时候省无联也许会平反，他就不用再受到如此通缉，他决定离开湖南，杨小凯托同学找到妹妹杨晖，让她帮忙准备一些钱，另外还要一张母亲的照片。1968年1月底，杨小凯去了武汉，但就是在这里由于同学告密杨小凯被捕，1969年10月，杨小凯被正式逮捕，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这一年他20岁。
杨晖：我学会了一口江湖黑话，知道粮子是指当兵的，小叶子是指粮票，大叶子是指钞票，我经常与人打赌，如果我能赤身裸体在雪地里洗澡，并呆足够长的时间，对方就替我值日一次，负责给全组的犯人打饭，打开水，否则我就替他值日一次，每次打这种赌我总是赢，老友们不知道我在上高中时就养成了冬泳的习惯，凭着这点故意装出来的放荡不羁，我赢得了年轻老友的好感。
解说：由于人们都知道《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是杨曦光，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太多麻烦，1985年他决定恢复使用他的乳名杨小凯，此时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杨小凯详细回忆了自己在建新农场的经历，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1970年1月，杨小凯被送往岳阳建新农场，此时他与家人失去联系近三年，在杨小凯被捕后，父亲被单位看管失去自由，大妹妹杨晖到农村下放，小妹妹被送到姑妈家寄养，一个家庭就此分裂，1970年中，杨晖辗转接到哥哥来信询问家里情况，并希望家人不要与他断绝了关系，杨晖立即决定春节去农场看望哥哥。
杨晖：一个是很瘦，再一个就是脸色很惨白，然后穿的衣服很不好，一根那个草绳子系在腰间，一看就给你感觉就很难受，其实他那天晚上来见我还算是换了一件比较正规的衣服。
卢国安（杨小凯新建农场狱友）：穿呢一件棉袄穿三年，冬天一套长的，热天一套短的，没有领子，背上就是两个字，裤脚上面头巾这里，劳改，背心也是劳改，头发就是光头。
解说：在农场，杨小凯和其他15位犯人一起居住在大通铺上，当人们听说他是《中国向何处去》的作者时，都敬佩不已，他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出工，种地、除草、喷农药、做泥瓦工、修猪圈、做基建，天黑后才回到监房，晚上收工后还要读报、谈学习体会、开批斗会。杨小凯利用读报看书写心得的机会学习，或者等狱友们都睡下了，他偷偷学习。
卢国安：那他真的是蚊子、蚂蝗叮着，我们插秧有蚂蝗，蚂蝗叮在脚上叮得血直流，他一边做事一边想事。看到杨曦光那脚上的蚂蝗，他真的掏出本子来马上就做记录，那是确确实实的。
解说：杨小凯在狱中偷偷学习英语口语，他让妹妹带来中英文对照版的《毛主席语录》，又自学高等数学，读《资本论》，试图用高等数学重新分析劳动价值论。
卢国安：因为他不是学的别的东西，学的是数学，数学本身就没什么反革命数学或者共产党数学，没有，他学的英语是，《北京周报》是官方报纸，但是有人监视他，有人监视，有很多人监视。
解说：一次杨晖去看望哥哥，离开时，一位狱友偷偷塞给她一包东西，回到家，杨晖发现包里全是哥哥写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看法。
杨晖：我就觉得他，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说他这个真的是本性难移呀，对政治这么关注，对国情这么关注，又会引祸，我当时就这种想法，所以我就很隐讳的就说，你不要再关心这些事情了，你就好好改造，能够争取早一点出来回来，我大概就这么写了一封信去了。他又很生气，他说你老是，他说了一句，他说管教干部教育我我是没感觉的，但是你教育我，我很伤心。
解说：1976年，文革结束，两年后杨小凯被释放，这一年他30岁，距离1968年武汉被抓，他整整度过10年牢狱时光。
1983年，杨小凯获经济学家邹至庄教授推荐，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前，从农场出来的他努力找工作，试图参加高考，还准备报考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但都无法通过政审，后来时任武大学校长的刘道玉怜惜杨小凯的才华，破格吸收他到武大任助教。
刘道玉（原武汉大学校长）：1981年5月，正好湖南省4召开全省的招生工作会议，毛致用从湘潭回长沙，专程到湘江宾馆看望我，这个时候我就借机向毛致用书记汇报了，我是毛书记，我看重了你湖南一个人才，我想调动，他说谁？我说杨小凯，他说你说的是他，我知道，我知道。他受了委屈，坐了十年牢，我说我们准备考察，这是个人才，我们新建立经济管理系，要他调去当教师。
解说：在领导的关注下，杨小凯得以平反，和妻子一同调入武汉大学讲授经济学。 汤敏（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在武大教书的时候，也是有些争论的，因为他讲的这套是西方经济学为背景的，数理经济学为背景的这套理论，而长期以来，咱们在经济学理论以后都是讲马克思，或者讲一些西方经济学，那都是作为批判地，所以我们这个上的课，其中有一个就叫西方经济学批判。
解说：杨小凯不顾压力，在武大经济学习系开设两门课程，一门是《数理经济学》，另一门是《经济控制论》。
汤敏：那么过去像武汉大学，我估计在全国其他的学校一样，谈经济学一般都是一种文字上的表达，很少用数学来推导的，那么他就用了很多数学。另外一个呢，他对这个国际上的文献的这个，特别是最新的文献的引用，或者是介绍也是非常普遍的，而那个时候一般的老师的课也不一定能做到这个这样的程度。
刘道玉：这两门课当时武大没有任何人能够开得出来，这就是他的才华的表现，这两门课大概都是建立在扎实的数学基础之上，他在开两门课的基础上，把教材整理成了两本专著《数理经济》、《经济控制论初步》。
解说：此后，杨小凯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凭藉出色的教学和科研成果，杨小凯在进入武大两年后，被破格提拔为讲师。
1982年7月，美国经济学教授邹至庄前来武汉大学讲学，杨小凯担任助手，对于杨小凯在中国以数理讲授分析经济学的超前做法，邹至庄十分赏识，推荐他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度经济学博士，在经过一番艰难努力之后，高中未曾毕业，靠自学成才的杨小凯来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年，他35岁。。
杨晖：他跟我说他，他说他因为没读过大学，他说那两年是他最辛苦的，他说他有一个同班同学于大海，是北大的毕业生，他说好聪明，他说他们对那个资格考试就很容易过，他说他是太难过了，他说他基本上是刚开始上课的时候，他跟我说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是根本听不懂，然后回来就是抄同学的笔记，抄到晚上三四点，他就这么跟我说，他后来慢慢能听懂一半了。
解说：为了适应纯英文的学习环境，杨小凯拒绝在家中使用中文，时间一久，很多汉字也忘记了，于是他在给国内父亲写的信里常常会出现几个空白，他说美国是“中年人的战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他要拼命在战场上奋斗，在西语的世界里“先爬进去，再走出来”。
在建新农场时，杨小凯自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来到美国后，杨小凯终于有机会把自己在建新农场思考的问题研究的更加深入。1988年，杨小凯获得普林斯顿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开始着手分析一个被现代经济学所忽视的问题，分工与专业化。
张维迎（北京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小凯他一直，我认为是这样的，他总是在不断的去创新，他是试图建立自己的一个理论体系，那这个来讲，在任何一门纯成熟的学科里边，都非常难，就是他既不跟随马克思主义那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思路，又不完全是西方的，我们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思路，所以他是想另辟蹊径来去从事经济学研究，所以这个难度相当的大。
解说：获得博士学位后，杨小凯被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聘为讲师，他开始在国际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国际权威杂志《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在台湾、香港、北京，以及德国等大学讲学，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他与黄有光合著的《专业化和经济组织》，被权威杂志书评称为“盖世杰作”。 黄有光（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授）：那我们的书
是1993年发表的，所以是相当快，那这本书被评得非常高，这本书就讲的我个人要介绍的就是，小凯英文名字，我们的书是英文出版的，所以英文的名字，小凯是yang，是y，而我是ne，我虽然是姓黄，但是潮州话黄是读ne，所以我的英文名字ne，ne，所以n就会排在y的前面了，所以小凯曾经到我的办公室，至少三四次跟我讲说，我们这本书应该根据ABC来排，就说要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那我就想说，如果是双方的贡献是很接近，或者至少六四、四六分，就可以用ABC来排，但是我说这本书的情形你的贡献显然超过，远远超过六四开。
解说：1998年，杨小凯编写的中文教科书《经济学原理》出版，英文版教科书《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以及《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也开始撰写，杨小凯的经济理论日渐成熟。
张永生（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院杨小凯学生）：他自己说，就说他的思想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但是他的身躯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身躯，就说用一个现代的身躯来复活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一个古老的思想，所以他把他的经济学的理论叫做新兴古典经济学。
解说：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就曾赞赏杨小凯说，“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就是以杨小凯为主的对分工的分析”。2002和2003年，布坎南先后两次提名杨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杨小凯由此被认为是华人世界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接近的人。
1986年，索罗斯基金会辗转找到杨小凯，这年初，索罗斯基金会向当时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表示，愿意每年出资不少于100万美元，资助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研究活动。
杨晖：尤其是索罗斯想把他拉进去，他说体改委的也参加，就是所谓是政府的代表，就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然后呢你就作为是好像知识分子吧，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身份，他原来有一点心动。
解说：杨小凯受邀来到索罗斯海边的别墅，两人畅谈两天一夜，之后，杨小凯意外拒绝了邀请。
杨晖：他也说你要我写文章可以，或者说是写文革的文章也行，或者说对中国的一些政策也可以，但是我绝对不参加组织，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独立的地位和看法，这个是他坚持的。
解说：除了索罗斯基金会以外，海外一些别有用心，利用文革做文章的人也频繁找到杨小凯。
杨晖：当时他跟我说，他说那些人都说，杨小凯在国内受了这么多苦，不可能不关心政治，但是他就是都是这么回答的，他说我不吃中国饭，我一定要在西方的主流的舞台上立下足了，我才能对国家的事，中国的事情我才能说上话。
解说：与此同时，杨小凯积极和海外学人互相交流，共同发起创办留美经济学会，学会每年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面临的形势以及可能采取的政策。
1989年后，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变革，杨小凯一直密切关注，尤其在1992年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中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过程中，国内的土地问题，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都引起了杨小凯的关注。
张维迎：大家都在热衷于谈论什么后发优势的时候，他看到的后发劣势，也就是这种落后的国家，在它起步以后，可以很快利用西方已经积累的这种先进的技术，取得比较高的增长率，但是恰恰因为这个高的增长率，又会使人发生一种错觉，说你看我们这个体制很好，对吧，我们可以取得甚至比西方还要快的发展速度，那么这个就不进行有效的制度变革，那到底你就变成后发劣势，你就没有办法往下走了，这是好多人看不到的东西，只有像他这样的人才看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