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第二层次生产者所占份额逐年上升。1995年第二层次生产者所占份额超过主要生产者，达50.6%。到2009年，第二层次生产者成品碳钢产量增至3522.477万吨，占印度总产量的份额高达73.21%，而主要生产者仅占26.79%。因此可以看出，随着钢铁产量规模和需求规模的上升，印度几大主要生产者的钢材产量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而大量后期成长起来的小生产者的钢材产量迅速增长，产业集中度势必持续下降。
在1990年，国营企业印度钢铁管理局（SAIL）占印度国内将近50%的市场份额，第二大钢铁企业是民营的塔塔钢铁公司（TISCO），占14%的市场份额，其他几大钢铁企业各自所占份额都低于3%，前四大钢铁企业市场份额CR4约为63%。从1990年到1997年，印度钢铁管理局的市场份额持续迅速下降，降至26%左右，1998年和1999年有所回升，随后几年除了2003年外都呈下降趋势。塔塔钢铁公司和其它几大钢铁企业的市场份额基本停滞不变，印度钢铁管理局让出的市场份额被大量快速成长起来的小企业挤占了。
表3 2003—2009年印度粗钢产量及其分布
单位：万吨 印度钢铁管理局（SAIL） RINL 京德勒西南钢铁 埃萨尔钢铁公司 伊斯帕特工业公司 金达尔钢铁电力公司 劳埃德钢铁有限公司 金达尔不锈钢公司 全国粗钢总产量 产业集中度（%） CR8 66.99 62.71 64.07 62.92 62.10 55.97 60.26 注：CR4/CR8表示前4大/8大钢铁企业粗钢产量和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印度钢铁部2008年和2009年年报相关数据整理、计算得出，http://steel.nic.in/。
表3显示，自2003年到2009年，印度粗钢产量持续增长，各个主要的钢铁生产企业的粗钢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虽然产业集中度仍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03年前四大企业粗钢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6.42%，此后除了2005年有所回升外，其他几年（不含2009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到2008年前四大钢铁企业的产量份额已降至43.83%。
由图1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印度的钢铁产业集中度大大高于中国，2008年中国前八大钢铁企业的粗钢产量仅占全国总产量的36.92%，而印度仅前四大企业的粗钢产量份额CR4就高于中国的CR8，达到43.83%。但从变动趋势来看，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从2006年起呈逐年上升趋势，CR4从2006年的16.92%上升至2008年的23.93%；而印度的钢铁产业集中度除了2005年外，基本上呈逐年下降趋势，CR4由2003年的56.42%降至2008年的43.83%。
中国近几年来钢铁产业集中度的上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产业政策的推动，特别是
2003 2004 2005 1347.0 349.4 473.0 226.8 251.0 219.0 56.4 51.5 54.2 4646.0 52.10 2006 1350.6 349.7 517.4 264.3 300.6 276.1 80.3 53.7 58.5 5081.7 49.56 2007 1396.2 312.9 501.3 314.7 356.4 282.7 121.9 46.3 58.5 5385.7 47.69 2008 1340.9 296.3 564.6 321.8 334.2 220.1 145.7 46.0 47.0 5843.7 43.83 2009 （4~12月） 1017.5 230.8 486.7 381.2 259.8 195.6 146.9 38.6 39.8 4577.5 46.86 1238.5 1246.0 340.3 160.8 183.7 166.3 27.3 33.8 48.4 345.2 410.3 187.5 236.0 200.2 37.9 45.4 53.5 塔塔钢铁公司（TISCO） 422.4 3872.7 4343.7 56.42 51.51 CR4
2005年颁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为以后对钢铁产业的政策制订和政府调控指明了方向，明确提出将结构调整作为今后钢铁产业的发展重点，特别提到要通过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实施兼并重组，减少钢铁企业数量，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骨干企业集团规模，提高产业集中度，并提出了到2010年前十大钢铁企业钢产量占全国50%、2020年进一步提升至70%以上的目标。在该政策的指引下，随后几年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组织结构调整、提高集中度的政策措施。
图1 2003—2008年中印钢铁产业集中度比较（按粗钢产量）
80.00`.00@.00 .00%0.00 0320042005200620072008中国CR4印度CR4中国CR8印度CR8 除了政
府产业政策的推动外，市场环境变化也是推动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受前几年全球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中国钢铁产业的产量规模大幅扩张，由表2可以看到，从2000~2004年中国粗钢产量呈加速增长趋势，增幅由2001年的18%上升至2004年的27.2%这一最高增速，随后增幅逐年下滑，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长率骤降至2.4%。从增长率的这种倒U型变化趋势可以看出，近年来大规模扩张产能使钢铁市场、特别是低档钢铁产品供给市场趋近饱和，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出口目的国的反倾销保护越来越不利于低档钢铁产品的出口，在这种供给市场竞争环境下，不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使产能集中在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手中。这几年钢铁产量的大规模扩张也导致上游原料供应紧张，特别是中国紧缺的铁矿石的国际供应商凭借其垄断地位屡屡大幅提高铁矿石价格，大大压缩了中国钢铁企业的利润，这也导致不具有成本优势的钢铁企业因为亏损而退出行业市场。
印度的经济改革比中国晚了十几年，对钢铁及相关产业的市场化改革也相应地滞后于中国。在1991年经济改革之前，印度的钢铁产业被政府控制，通过产能许可制度控制新增产能，并将大规模的新增产能预留给国营企业。虽然存在一些私营钢铁企业，但这些私企面对着诸多限制，譬如不能大规模新增产能。在这种管制政策下，政府直接投资的国营大企业的产量构成了印度钢铁产量的大部分。1990年印度两大主要的国营钢铁企业印度钢铁管理局（SAIL）和RINL的产量就占印度全国产量的50%左右，其中仅印度钢铁管理局就占全国产量的48%左右，是印度最大的钢铁企业。随后因为1991年印度政府发生严重的财政收支危机，政府投资下降，并且迫使印度进行经济改革，逐步放开对钢铁产业的管制，国内钢铁消费和出口迅速增加，私营企业产能迅速扩张，特别是大量使用电弧炉和感应炉生产钢的小规模生产者进入钢铁行业，弥补了主要生产者供给不足留下的缺口，抢占了国营钢铁企业（特别是SAIL）的市场份额，导致印度钢铁产能逐步分散，产业集中度持续下降，CR4从1990年的63%左右降至2008年的43.83%。2005年印度颁布了《国家钢铁政策》，提出要使印度拥有达到世界标准的现代化、高效的钢铁产业，当年钢铁产业集中度有所回升，CR4由2004年的51.51%上升至52.10%，但政策效果没能抵消市场规模扩大的影响，从2006年起产业集中度又进一步下滑。
四、结论
1、当前中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远远小于印度，但从近年来中印钢铁产业集中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印度钢铁产业集中度整体上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自2006年以来持续回升。
印度的钢铁产业集中度近年来整体上呈现持续下降趋势，主要是因为经济改革后印度政府对钢铁及相关产业的管理体制和钢铁管理机构职能（如JPC）进行了渐进式改革，政府逐步放松了对钢铁产业的管制，加上经济改革带来的国内钢铁市场需求规模的日益扩大以及国际钢铁市场需求规模（特别是中国的钢铁需求）的扩大，必然导致印度钢铁产业集中度持续下降；而中国的钢铁产业集中度自2006年以来持续回升，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关于调整产业结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的一系列相关产业政策的推动，特别是2005年颁布的《钢铁产业政策》和2008年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国内钢铁行业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包括上游原料（特别是铁矿石）的相对稀缺性和供应商的垄断性推动原料价格持续上升、中低档钢铁供给市场饱和导致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市场因素自动地促成国内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并将不具有成本和技术竞争力的企业淘汰出局。
2、工业化进程决定一国钢铁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是影响钢铁产业组织结构最为重要的因素。
一般来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钢铁市场规模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而产业集中度则与市场规模呈反方向变动。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而印度仍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中国钢铁市场规模远远大于印度，2008年粗钢表观消费量达4.5亿吨，是印度的9倍，因此可以容纳更多钢铁生产企业进入和扩张产能，而印度的市场规模只能容纳少数几个大规模生产的联合企业，使产能集中在少数几大钢铁企业，因此导致中国钢铁产业集中度较印度要低。随着两国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在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将出现钢铁消费需求逐步下降，市场规模萎缩的局面，而印度一旦进入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需求将迅速上升，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和印度的钢铁市场规模将发生逆转，也将导致两国钢铁产业集中度随之发生逆转。
3、钢铁产业管理体制随着市场规模的变化而相应地调整，进而影响钢铁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具体而言，市场规模越大，钢铁产业管理体制就越分散，市场力量对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作用就显得越突出而重要。
因为钢铁市场规模越大，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对钢铁产业的调控就越缺乏效率，这时就越需要依靠市场力量的作用。在工业化初期和后期阶段，政府对钢铁产业发展的介入才有效，而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必须培育出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引导钢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在工业化初期阶段，钢铁市场规模小，政府通过集中的管理体制可以将产能集中在少数大型企业，使其达到生产的最小有效规模，从而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工业化后期阶段，由于产业经历了市场萎缩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容易形成寡头垄断局面，这时需要政府适当介入进行反垄断管制。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张，产业管理体制越来越分散，政府对钢铁产业的宏观管理效率越低，导致钢铁产业无序发展状况，只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阻止产业集中度过低和产业组织结构恶化，单凭中央政府的深度介入会显得无力而低效。
因此，从根本上说，工业化进程推动的钢铁市场需求规模和钢铁产业管理体制的变化是影响钢铁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史忠良.新编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8：中国工业改革开放30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
[3]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09：新中国工业60年[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4]培伦.印度通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
[5]任佳.印度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印度发展模式初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周传典.当代中国的钢铁工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7]国家经贸委编.中国工业五十年(第三部上卷)[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8]刘玉.谈我国钢铁工业集中度[J].《冶金管理》2004年第6期.
[9]Sun，P. Is the state-le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effective in transition China? Evidence from the steel sector[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7.
[10]Hajime SATO.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in Asian:Development and Restructuring[R].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Discussion Paper NO.210,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