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高出了通过诉讼而利益时，这种官司也就很难说，是在寻求正义，官司也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意义了。
? 我们不否认，打官司本身除了具有经济意义外，还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时下，“一元钱”的官司，小额官司不断出现，许多的学者专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他们认为：法律资源是一种稀缺资源，法律只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当我们用法律这种方式解决问题时，我们不能不顾成本，意气用事。法律也是讲诉讼成本的，也要讲投入和产出。但法律效益与经济效益不同，它既不会过度讲求个体而忽视社会，也并不建立在每个人都是绝对理性的人的基础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小额官司”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它不仅表明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觉醒，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尊重与保护。在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转型期，提倡打小额官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唤醒民众法律意识的作用，只有法律意识增强了人们才会自觉地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会在社会范围内确立法律的至上地位，为法治建设铺平道路⑦。的确，官司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现，有着重要的社会威慑和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行为。但是，我们从当事人的角度考虑，在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和法制状况下，诉讼虽然使当事人的心理取得了平衡，出了口气，但高出诉讼标的的诉讼成本也只得又当事人自己承担，对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而言，这显然又是一笔难以承担的负载。即使当事人勉强能够承担，也会影响其正常的生活。可能因官司而失业，也有可能因官司而由一个富康之家转眼成为贫困之家。
? 总之，在考虑官司的效益时，从社会的角度看都有积极的作用，但对于当事人来说，还必须在具体实际的基础上，在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下追求官司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
四，降低官司成本的可行性方法
为让各种困难群体打得起官司，近来司法系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推行简易审判程序，进一步减免诉讼费用，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法律服务等。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措施只能部分地解决问题，如针对部分困难群众的法律援助，2005年的经费尽管比上一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也只有人均不到2角钱。要给农民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公正的法治环境，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 充分挖掘农村传统资源，积极发挥我国特有的人民调解制度、村民自治组织以及群众中有威望的一些民间团体和个人的作用，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降低成本的一条有效举措。所谓的依法治国，并不是说凡事均要上法庭，实际上，很多农村纠纷，如婚姻、家庭、继承、赔偿、邻里纠纷等，通过熟悉村情民意的有威望人士的调解，依靠道德、习俗、经济等非法律手段，完全可以得到快速的解决。这就是说，降低法治成本，人民调解制度作为“第一道防线”，其作用不仅不能削弱，还要拓展和加强。
??? 官员不守法，已成为这些年“民告官”案件不断攀升、农民“打官司难”的一个深层原因。目前，人治观念、特权思想在不少官员中还大有市场，以权压法、权大于法的现象屡屡发生，这导致了相当多的政府部门侵犯农民权益并多方干预司法的情形。不少腐败官员，在被押上法庭之后，才大叹自己从前“不懂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某些掌权机关违法、乱法、无视法律的现实。面对强大的公权，农民作为不对等的弱势群体，打官司的成本必然居高不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党委和政府系统深入贯彻“法律至上”的理念，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是降低法治成本，建立廉洁政府、负责任政府、人民满意政府的根本保证。
???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也是一条可行的思路。它有助于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提高其法律维权能力。农民打官司难，其实是农业弱质、农民弱势在司法领域的体现，也是我国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的必然现象。目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非常分散，各种协会还处于发展初期，大量农民工仍游离于工会组织之外，这使得农民必须依靠个体的力量去应对法治时代的挑战，其力量必然是软弱的，成本必然很高。以讨薪为例，如果能够把农民工都纳入到
各地工会组织，工会又能真正发挥作用，那么，农民工就可以依靠组织的力量，或进行集体谈判，或聘请专职律师，从而有效降低诉讼成本。
??? 让司法过程处于公众监督之下，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督，也有利于减少农民的综合诉讼成本，提高审判的公正性。司法腐败是造成农民打官司难的重要原因。一些司法腐败案件揭示，某些法官之所以敢于“吃了原告吃被告”，吃了审判吃执行，正是利用了司法制度的某些漏洞。有识之士指出，在当前我国法官素质还有待提高、司法腐败仍然存在的情况下，更应强调监督和透明。
??? 最后，要使农民能够获得低成本的公正，国家还必须提供确保司法机关正常运转的物质保障。经费不足，是司法机关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果法院必须要挣钱养活自己，或者仰地方政府鼻息才能生存，司法公正就很难实现。当前诉讼费用偏高，甚至要当事人出钱去执行判决，实质上是当事人在替法院分担费用，这不仅加重了农民负担，也与我们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