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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和成熟。
民众的素养、性格，就是城市的文明、气质。上海，自信，包容，是中国最具国际化风格的都市。海派文化，就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处处能够感受到新与旧的混搭、传统与现代的交织、本土与外来的冲撞。但是，城市的进步永远是一个过程。前不久，一家报纸登载了一位日本女士在沪“咖啡好喝口难开”的经历。作者叙述了几家咖啡馆服务员区别对待“外国脸”和“中国脸”的做法，特提出“小小的请求”：希望向外国人展示可爱之处的同时，对自己人也要可爱点。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走客人后大家还是要过回寻常日子。这是一个善意的提醒。让生活更美好，我们自己得先有容、更博大起来。
现代城市的文明进步，是一个注定要承受种种磨难和痛苦、要经历深刻变革和转型的艰难历程。上海，正是在这些艰难的承受和经历中，在从容和智慧的应变、学习和超越的求索中，涌流着城市旺盛的创造力、生命力，传递出城市崭新的发展现、价值观。 世博会的挑战是上海的，也是中国的。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对外贸易世界第二，经济总量世界第三。但是，社会心态的涵养，公共道德的培育，核心价值的建设呢？一个精神失重、无所依傍的民族，绝难承载现代化的历史使命，绝难赢取全球化的实力竞争。
我们把城市化当作转变发展方式的支点，当作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的动力．当作跨入全面现代化的台阶。可是，城市中的“人”，我们关注了多少？城市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幸福和尊严，需要更有力地去保障、去增进。
在世博会璀璨的梦想中，在展览馆缤纷的色彩中，在上海魅力的放射中，在世界文明的交融中，众多的中国城市，如何去为更“美好”的生活而奋起直追，而加快转型？
让城市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满生活的地方！这就是上海的应答，也当是中国的应答。
编者按：水污染凶猛如虎！滚滚污水，不仅玷污了环境，更直接侵夺百姓的健康和生命近年来．在各级政府加大环保力度、百姓环境维权意识增强的背景下，一些排污企业不是洗心革面，加大投资处理产生的污染物．而是千方百计逃避监督检查。于是，我们看到了污染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路线图，看到了用暗管、暗渠偷排的种种伎俩。现在，我们又看到了另一种新趋势——地下排污。
地下排污，即通过渗渠、渗井、渗透池以及岩溶通道等，向地下直接排放工业废水、污水。这种排污方式，用专家的话说，犹如向人体打毒针．将对地下水造成点对点的、直接的污染。而地下水污染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老百姓喝的井水成了毒水．意味着比地表污染多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治理费用。甚至意味着污染的不可逆——即使投下巨资．也难以恢复地下水环境。由此，我们大声疾呼：行动起来，斩断污染向地下转移的魔爪！
《半月谈》2010年第9期【半月评论】 政治观察-重新认识劳动的价值
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
成功在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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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价值创造的基础上，没有价值的创造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而劳动是惟一的价值源泉，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像土地、资本等都只是承担了价值转移的功能。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结论。
价值的创造与社会财富的创造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财富依赖于价值又不完全等同于价值。价值的源泉只有一个就是劳动，财富的源泉却有很多，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缺一不可。
既然这些生产要素也参与了财富的创造，而这些生产要素又是稀缺的，是有归属权的，在财富的分配过程中，其所有者当然也可以为付出这些生产要素而获得一些收益。对于这一点，我们尊重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我们并不绝对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收益分配。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此为借口否定了劳动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性地位。因为离开价值的财富只能是财富的泡沫。
劳动对于民众生活具有基础性地位
有的同志会说，就算我们不否认劳动的根本性地位，在中国社会已经基本小康的今天，突出强调劳动价值还有现实意义吗？我们群众不是也可以去获得财产性收入吗？此论虽话出有因，却与我们的社会现实严重不相符合。
我们承认社会在发展，人民在富裕，但他们的富裕主要还是靠劳动致富。别看我们有少数群体可以炒房炒股，一夜暴富，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在本质上还是劳动者，他们主要靠甚至也只能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据财政部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工薪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仍然到达66.2%，如果算上转移支付的收入（也相当于间接的劳动收入）甚至达到97.7%．财产性收入比重只有2.3%。
当然，对于普通群众来说，把财产性收入作为饭后甜点，有总比没有好，但必须明白饭后甜点是不能替代主食的，否则会饿肚子。因为对他们来说那点财产性收入是很不确定的，甚至对于很多群众来说，往往是赔得多赚得少。
当我们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时，我们就只能有一个选择了，尊重劳动。因为一个社会必须对在该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生存形式给予充分的关注，如果说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群体获取收入的途径不能成为一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渠道，不能在一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中占主体，它就背离了公平正义．更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宗旨。
尊重劳动要体现在社会财富分配中
从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写入党代会报告以来，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要对这一问题给予强调，但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
由于特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是既定的，其他要素索取多了，留给劳动的肯定就少了。要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句话落实到位，就要对其他要素不当得利或过当得利进行适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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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是科学划定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比重。前些年，由于资本的稀缺，我们对资本过分的要求相对纵容，反倒对劳动的要求抑制比较多，结果资本在财富分配中的比重越来越高，远离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彻底扭转劳动与资本分配比例格局是大势所趋、当务之急。
同时，还要限制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众所周知，垄断行业的收入显然不全是靠劳动的付出，更多的是倚仗其对资源的控制，对其他行业劳动的侵蚀，当然不能放纵。
我们必须遏制过度的投机性收入。这些年来有很多的企业家发现与其辛辛苦苦在实体经济领域于一年，不如到资本市场赌一夜。结果越来越多的资金从实体经济进入资本市场，不仅损害了经济的健康运行，还严重制造了资产泡沫。
《半月谈》2010年第10期【半月评论】：建好分好公租房 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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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
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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