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动后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2003年的水平上（24%）再下调4个百分点以上，即压缩到20%以下。[④]
如果要抑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一方面要扩大居民消费，另一方面也要有一个政策上的相互呼应，依靠抽紧银根抑制过热。中国的宏观经济调节手段应从主要依靠财政政策转向主要依靠货币政策。基于当前经济呈现过热倾向，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货币信贷的稳定增长，总量方面可合理预调、微调，同时注意加强信贷政策的结构性调节功能。切实加强金融监管，关注和调节资本市场的波动变化，加快处理不良资产。积极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渠道。在保证币值稳定的前提下，维护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再者，要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投融资体制是当前制约市场配置资源能力提高的体制瓶颈，对经济增长扰动很大。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尽快落实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各项部署。强调“管住政府、放开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加强风险约束”，让民间投资主体发挥主要作用。政府投资要严格限定在公共产品领域，并引入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另外，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扩大投资转向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上。继续保持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支持，增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调节力度。统筹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
（4） 税收对GDP有14.83%的贡献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达到1.36个百分点。在财政政策方面，扩张经济应当减税，使老百姓，企业手中可支配收入加大，市场需求增大。如果是抑制需求的话，就应当增税。中国税收总额近十五年来的年平均增速高达15.40%，基本上比GDP的增长快了一倍，也就是说财政政策上是在增税。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财政支出扩张性政策的效应。2004年以来，中央实施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措施，这是非常正确的。只有农民的收入提高了，才能改善生活，增加消费，拉动国内市场的有效需求。虽然从近期看，政府可能会减少一些财政收入，但从长远看将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在近些年来始终稳定在13%左右的水平，对GDP也有很大的贡献，达到12.75%，对经济增长有1.2个百分点的拉动度。由于消费需求是总需求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约占60%左右。因此，应该继续扩大内需，从而有效地拉动供给，实现有效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当前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量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扩大内需的重点应该从投资转向消费。政府在促进消费增长方面的工作重点可考虑：一是进一步拓展消费领域，鼓励发展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方式，清理限制性的消费政策，大力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活动；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强居民的安全感，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三是促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农民减负增收的支持力度；四是继续整顿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民众消费信心。 （6） 外商直接投资对GDP也有较大的贡献，达到11.53%，对经济增长拉动度为1.1个百分点。由于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劳动力资源、地价都相对比较低廉，因此对外资有很强的吸引力。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商的开放领域进一步扩大，一些入世承诺的法规陆续出台，从而使外商的投资环境进一步优化。在利用外资方面，应加强对外资结构和投向的引导，继续完善有关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市场开放、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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