骤停是医生和常某事先都没想到的，死亡确实属于意外。但虽然如此，常某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以意外伤害为近因。也就是说，确实手术过程中出现了意外，但并非是意外伤害。故保险公司不给予理赔也是非常合理的。
对于保险公司所谓的意外伤害的构成必须具备有三个条件，否则保险公司就不会给予理赔。条件一:“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遭受了意外伤害”，其包括：一是遭受的意外伤害必须是客观发生的事实；二是遭受意外伤害的客观事实必须发生在保险期限内。条件二:“被保险人死亡或残疾”，这里指的是在法律上发生效力的死亡和残疾。条件三:“意外伤害是死亡或残疾的直接原因或近因”，该条件要求意外伤害与死亡或残疾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否则不能构成保险责任。 综上所述，常某虽然投了意外险，但他的死亡却不完全符合保险公司提出的这些意外死亡条件，所以其家人得不到赔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案例9.
1998年3月17日，曾某在寿险公司业务员的动员下填写了终身寿险投保单，并支付了首期保费。同年4月2日，曾某因意外事故不幸死亡，其家属凭借保费收据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绝。保险公司的理由是，曾某还没有进行体检，保险单亦尚未签发，双方之间不存在权利与义务关系，所以不需赔付。
问此案例到底该不该赔呢?
案例分析： 一、《保险法》第56条规定：“合同规定分期支付保险费的，投保人应当于合同成立时支付首期保险费，并应当按期支付其余各期的保险费”。《保险法》第13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本案中，保险公司已向曾某收取保费，视为已表示同意承保，保险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成立。保险公司应该履行赔付责任。尽管该寿险公司为了抢占业务，先收保费，再核保，签发保单，不符合正常的承保手续。按照《保险法》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原则，这种不规范的展业方式的后果理应由保险公司自行承担。
二、换一个角度讲，投保人曾某是因意外伤害事故造成死亡，体检与否及身体状况如何对保险事故的发生不产生严重影响，因此保险公司更应按约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案例结论：曾某的受益人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金。
案例启示：由于保险公司错误的展业程序造成的后果，应该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作为保险公司一定要理解保险事故产生的前因后果，举证说明要符合事实。 案例10.
王先生是一份人寿保险合同的指定受益人，1994年7月，王先生出国留学，由于种种原因，王先生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中止了联系。1995年12月，被保险人发生车祸身故，投保人知道后既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也没有通知王先生。2002年1月，王先生回国，得知了上述情况，王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索赔申请。由于王先生提出理赔申请已离保险事故的发生5年多的时间，有些必要的证据和事故性质、原因难以认定，因此，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对是否应当给付王先生保险金产生了分歧意见。
请根据所学的知识分析保险公司应该如何处理该案
案例分析：
一、对该案的处理，涉及到保险索赔的时效。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履行赔偿或给付义务。但保险公司履行这一义务的前提是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提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要求，即索赔或者给付申请。原则上，索赔请求权由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行使，一般来说，投保人没有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也没有代受益人向保险公司申请给付保险金的法定义务。
但是，根据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负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的义务，并且还应当向保险公司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有关的证明和材料。如果投保人或受益人未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公司，导致必要的证据及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认定或增加保险公司的勘查、检验等项目费用的，投保人或受益人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为了不至于让保险公司承担无期限的给付义务，保险法规定了享有保险金给付权的人向保险公司提出赔付申请的最长期限，即索赔时效。索赔时效是一种消灭时效，也就是说，超过法律规定的保险金请求权存在的期间，保险金请求权就因为逾越时效而消灭，保险金请求权人就失去了获得该保险金的权利。根据保险法第26条规定，我国的保险时效有两种：一是
人寿保险的索赔时效为5年；二是人寿保险以外的其它保险的索赔时效为2年。索赔时效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二、本案中所投保险为人寿保险，索赔时效应为5年，虽然保险事故发生在5年以前，但并不意味着该案已超过索赔时效，因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索赔时效自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而不是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如果王先生能够举证自己5年前并不知道保险的事故发生，那么，王先生仍然有权获得该笔保险金。
不过，如果因王先生被延迟通知，导致必要的证据及事故性质、原因无法认定或者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勘查、检验等各项费用，保险公司有权从保险金扣除。 案例11
2000年8月12日，陈艳丽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额10万元，保险期限一年，陈艳丽指定自己七岁的女儿王小婷为受益人。保险公司随之签发了保险单。2001年7月17日，陈艳丽带着女儿去海南旅游，不料在途中发生严重车祸，母女两人双双遇难。事故发生后，陈艳丽的丈夫王某持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收到索赔报告后，经核查给付王某保险金10万元。陈艳丽的父亲陈父得知这一消息后，向女婿王某提出要一起继承这10万元的保险金，不料遭到王某拒绝。王某认为这笔保险金不是妻子陈艳丽的遗产，而是女儿王小婷的遗产，应由他一个人继承。双方协商不成，陈父一气之下，将女婿告上法庭，认为自己的女儿虽然在投保时指定自己的外孙女王小婷为受益人，但是，在车祸中外孙女和女儿是同时死亡的，因此，外孙女的受益行为并未发生，这10万元的保险金属女儿的个人遗产，应当由其和女婿共同继承。
问保险公司是否应支付保险金，如要承担赔偿责任，应向谁支付?
分析：本案双方争议的焦点问题一是被保险人陈艳丽的受益行为是否发生，该笔保险金是属于陈艳丽的遗产还是属于其女王小婷的遗产；二是陈父能否继承外孙女的遗产。被保险人陈艳丽与受益人(其女)王小婷在同一次车祸中死亡，两人是同时死亡还是谁先死亡，不得而知。如何认定两人的死亡顺序，我国《保险法》对此未作明文规定。
如果受益人王小婷先于陈艳丽死亡，这笔保险金作为陈艳丽的遗产，陈父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有权继承这笔遗产。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条对类似问题作了规定：“相互有继承关系的几个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如不能确定死亡先后时间的，推定没有继承人的人先死亡。死亡中各自都有继承人的，如几个死亡人辈份不同，推定长辈先死亡......”本案比照人民法院的这一解释，应推定母亲陈艳丽先于女儿王小婷死亡。因此，陈父虽然有其女陈艳丽的遗产继承权，但因推定陈艳丽先于受益人王小婷死亡，保险金不能作被保险人陈艳丽的遗产处理。王小婷作为受益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但随之而来的王小婷死亡，这笔保险金只能作为王小婷的遗产来处理。陈父能否继承外孙女的遗产？由于本案中王小婷没有遗嘱，不存在遗嘱继承的问题，其遗产由其法定继承人继承。我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本案中，王某为其第一顺序继承人，王某已接受继承这10万元保险金，陈父作为其第二顺序继承人，当然就没有权分享外孙女的遗产了。
启示：女儿死亡，其父却无权享有保险金，似乎有些不合情理。但合情与合法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候合法的东西往往被认为不合情理。人身保险实务中，受益人与被保险人于同一事故中遇难，其死亡顺序的确定将直接影响到保险金的归属，最高人民法院继承法司法解释对此作了推定，值得我们在处理保险理赔实务中借鉴。 案例12.
2000年10月，某保险公司业务员来到王某家中推销公司的人寿保险。经业务员介绍，王某与丈夫商量，决定为丈夫投保，当场签订了“世纪理财投资连结保险”投保单，保额20万元。由于签字时丈夫急于外出，遂由王某代替，在投保书上签了丈夫的名字并交纳了6000元保险费，业务员出具了公司的人身险保费暂收收据。2001年2月，王某的丈夫在外出途中遇到车祸，经抢救无效死亡。王某办完丈夫的后事，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保险公司审核了王某的投保手续后认为，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应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否则合同无效。”王某为丈夫投保的投资连结保险，是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险种，投保单上没有丈夫本人的签名，且王某也没有拿出被保险人的书面认可意见，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无效，保险公司可以按规定退还保费但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经过几次协商之后，王某与保险公司未能达成一致，于是王某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
问王某的代签行为是否有效，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保险单属于格式合同，投保单是其组成部分。合同法规定格式合同的制订方在订立合同时，应按照诚信原则就条款向对方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本案中，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在动员王某投保时没有向王某说明正确的投保手续以及违反这一手续会导致的后果，对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也没有加以制止，并于事后将王某代签的投保单加盖体检章上交公司，保险公司经审核后同意存档，这一系列行为都说明保险公司默认了王某代签投保单的行为，对于合同形式上的瑕疵应当承担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按合同约定赔偿王某18万元。为避免道德风险，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在人寿保险合同中，投保人为他人订立死亡保险合同时，各国保险法一般均要求征得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我国保险法第五十六条也作了类似的规定。为投保人代为投保设立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即实质上获得被保险人的同意，并且这种同意是真实有效的，例如，不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作出的，形式上这种同意应以书面方式作出。
本案中，王某代丈夫投保的行为满足了法律的实质要件，没有满足形式要件，存在形式上的瑕疵。但通过观察王某的投保过程，我们会发现，王某的过失是由于保险公司没有履行必要的说明义务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如果直接适用保险法第五十六条认定合同无效，不仅损害投保人的利益，还会助长保险人的投机心理，将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从而违背立法本意。出于上述考虑，法院经过权衡利弊最终还是判决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根据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当事人为缔约而接触磋商之际，彼此之间就已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信赖关系，互负协助、告知、保密等附随义务。在交易双方地位相差悬殊时，法律对强势一方附随义务的要求也更为严格。保险公司相对于投保人而言在市场上处于强势地位，也更加了解熟悉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利益应尽到注意义务，在缔结保险合同时应给于必要的协助，否则将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 案例13.
2002年12月潘某以自己为被保险人投保了“国寿千禧理财两全保险”，指定妻子王某为受益人。2005年2月11日12时30分，潘某、王某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未确定死亡先后顺序。事故发生后王某的母亲陈某从保险公司处支取了该保险的赔偿金为20260元。潘某的父母知悉后与王某的母亲陈某因保险赔偿金的归属发生争执，诉至法院。
请根据所学知识分析保险公司应怎么支付保险金？
该赔偿金应作为潘某的遗产进行继承。其理由为：保险合同系投保人为自己的利益或者被保险人的利益而订立保险合同，因保险合同产生的是一种受益权，而受益权是一项期待权，只有发生约定的保险事故时才能转为现实的财产权。在人身保险中受益人取得保险金的权利是以其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仍生存为条件，对于受益人在被保险人之前死亡和同时死亡的情况下，合同指定的受益人也就丧失了受益人的资格。同时从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设立受益人的本意看，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为受益人本人设定利益，并不考虑受益人的之外的其他人，不管其与受益人关系远近。本案中，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同时死亡使得投保人为受益人所设定的利益落空，如果将保险金赔偿金给与投保人没有保险利益的人不符合投保人为自己利益投保的目的。因此，涉案保险赔偿金应作为死者潘某的遗产进行分配。 案例14.
李某向某保险公司购买了一份于1996年11月3日起生效的保额为15万元的平安长寿保险，指定其母为受益人。李某选择20年缴费，年缴保费3750元，保单中载有宽限期条款，中止、复效条款及保费自动垫缴条款，1999年1月10日，李某因车祸意外死亡。李母和李某的妻子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经保险公司核实，李某这张保单第三年保险费没有按保单约定在规定期限内交付。
问：（1）什么是宽限期条款，中止、复效条款及保费自动垫缴条款 （2）保险公司应当如何处理。
(1)宽限期条款内容：分期支付保险费的寿险合同，投保人支付首期保险费后，保险人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给予投保人一定的交费宽限时间（60天）。在宽限期内，即使投保人未支付当期保险费，保险合同效力也不受影响。保险合同中止是指在保险合同存续期间，由于某种原因的发生而使保险合同的效力暂时失效。在合同中止期间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人寿保险合同大多期限较长，数年到数十年不等，所以多是分期交纳。如果投保人在约定的保险费交付时间内没有按时交纳，且在宽限期内（一般为60天）仍未交纳，则保险合同中止。保险法规定，被中止的保险合同可以在合同中止的两年内申请复效。复效后的合同与原合同具有同样效力，可以继续履行。自动垫交保费条款：保险合同生效满一定期限之后，如果投保人不按时交纳保险费，保险人则自动以保单项下积存的现金价值垫交保险费。 （2）因为案例中的投保人在第三年头的宽限期内未按时交纳保险费，但选择了自动垫交，所以保险公司应该赔付，但会比15万少，因为要
扣除自动垫交的那部分的保险费及利息。 案例15.
小学生张某，男，11岁，2001年初参加了学生团体平安保险，保险期限为当年3月1日至次年2月28日。当年10月5日张某在家附近的一幢住宅楼施工工地玩耍时，被突然从楼上掉下的一块木板砸在头上，当即气绝身亡。有人认为保险公司应先给付张某的死亡保险金，然后向造成这起事故的施工单位索要与此等额的赔偿金。
请问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本案该如何处理？
错误。人身保险合同不适用代位求偿原则。在本案中，张某的继承人可向保险公司索赔，同时还可向施工责任方索赔。 案例16.
某企业于2003年5月28日为全体职工投保了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公司当即签发了保险单并收取了保险费，但在保险单上列明，保险期限自同年6月1日起到第二年5月31日止。投保后两天即5月30日，该企业一职周末外出游玩，不慎坠崖身亡。
问保险公司是否负给付保险金责任？为什么？
保险公司不负保险责任。因为保险合同成立的时间与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并不是一回事，保险责任的开始时间应根据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期限而定。保险期限是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所造成的损失负给付责任的时间段。保险事故在此期限内发生，保险人负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反之，则不负义务。虽然保险合同成立于1999年5月28日，但保险责任却始于6月1日，所以5月30日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不负保险责任。 案例17.
2003年12月中旬，曾某及妻夏某与某保险公司业务员胡某等人一起吃饭时，曾向胡提出原来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已经到期，想重新投保，并当即交给胡300元现金。饭后胡某到保险公司领取了三份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的保单，交给曾某签名后拿回公司盖章，这三份保险单的签单日期为2003年12月21日，每份保费100元，保额30000元。该保险条款第十三条“释义”中就意外伤害明确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第四条“责任免除”中规定了十三种情形造成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办好投保手续后胡某电话通知曾某来领保单，曾某称正在外地出差过几天来领。12月26日晚，曾某被人发现在办公室内死亡。公安局法医经过对尸体外表检查排除他杀，在征求家属意见是否需要做尸检时，曾某妻子夏某出具书面报告认为曾某属正常死亡不需解剖。12月28日曾某遗体被火化。12月30日，夏某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曾某2002年投保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单，随即找到胡某，从胡手中拿到了2003年投保的三份保险单。随后，曾某的弟弟口头向保险公司告知了曾某死亡一事并提出理赔申请。此后夏某在派出所申报曾某死亡销户时，死亡登记表上登记的死亡原因为病故。2004年1月15日，夏某书面申请理赔，4月20日，保险公司以夏某未提供曾某死亡原因证据材料为由拒绝理赔。
问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否成立？
[裁判要点] 2004年8月10日，曾某的父、母、妻、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90000元。并提交了关于保险合同成立、被保险人死亡且遗体已火化、原告与被保险人的身份关系及被告拒绝理赔等事实的证据。而被告答辩称，因原告方未提供被保险人曾某意外死亡的有效证据，根据有关保险条款，被告可拒付保险金。要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经过公开开庭审理认为，保险合同合法有效，保险金应由曾某的法定继承人享有。曾某死亡后，因未对其尸体做尸检，导致死亡原因无法查清，但该结果并非原告得知曾某投保的事实后故意造成的，原告对此不应承担责任。因被告未能举证证明就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在曾某投保时向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致免责条款无效，故被告拒付保险金没有理由，原告的诉讼请求应该支持，遂判决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90000元。
一审宣判后，被告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理由为：一、证据灭失的责任和后果应由被上诉人承担。二、被上诉人以病故向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三、上诉人以被上诉人未提供意外伤害证据而拒赔，不涉及责任免除。
被上诉人则辩称：一、被上诉人是在不知曾某投保，且经公安机关同意的情况下作出不予尸检的决定。二、上诉人推定曾某系非意外伤
害死亡，没有根据。
二审庭审中，上诉人保险公司业务员胡某出庭证实其就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免责条款向曾某作了明确说明，曾某以前投保过该险种，知道该保险条款的内容。
二审经过公开开庭审理认为，曾某在保险公司业务员通知其领取保单后未及时领取，致使其生前未能拿到保单，责任应由曾某自负。被上诉人明知曾某交纳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费，在曾某死亡后，却要求不做尸检，并将尸体火化，导致死亡原因无法查清的责任和后果应由原告承担。现被上诉人以曾某系意外伤害死亡向被告申请理赔，被上诉人应对曾某的死因承担举证责任。虽然上诉人提供了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以证实曾某因意外死亡销户，但事后该公安机关又出具了“因意外死亡”纯属工作人员笔误的证明，因此上诉人出具的该份证明不能作为本案证据使用。被上诉人以曾某系意外伤害死亡要求上诉人支付保险金，没有依据，因此其诉讼请求不能支持。至于免责条款，由于曾某是续保，可见其作为投保人对包括责任免除条款在内的保险条款的内容是清楚明确的，且保险公司业务员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原审法院以免责条款无效为由判决上诉人承担责任不妥。因此判决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点评] 本案一、二审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笔者认同一审裁判结果。主要理由如下：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个，一是原告是否应该承担曾某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二是免责条款是否发生效力。
要解决第一个争议焦点，原告是否应该承担曾某死亡原因的举证责任，首先应该明了保险赔偿中的举证责任，确定受益人与保险人之间的责任分配。本案中，由于原、被告双方对于保险合同的成立、被保险人已死亡及原告与被保险人之间的身份关系没有争议，因此在此笔者主要分析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证据的举证责任分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这便是通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的要求。从这点看，与保险法的规定并不冲突。但保险法作为民商法的特殊法，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在保险理赔实务中并不能一概而论。除了要把握上述总的原则外，还应注意的是保险条款中关于保险责任与除外责任的表述方法。保险实务惯例一般认为，如果保险条款的保险责任采用“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方式，而且不保事项很明确，即承保列明除外责任的一切意外的损失，则被保险人只须初步证明其损失属于某种意外即可，勿需证明具体是由什么风险引致。如果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采用的是“列明风险”方式，同时列明除外责任，在保险索赔时，被保险人须首先证明其遭受的损失属于某项列明风险，在被保险人完成初步举证后，保险人必须通过举证证明该项损失属于某项除外责任来拒赔。本案诉争的保险合同为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该保险条款中将意外伤害界定为：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应该说，这一界定是对意外伤害所出概括性的解释，但还是比较抽象、笼统，保险条款中没有也不可能将所有意外伤害的情形一一列举，而保险条款的第四条“责任免除”规定的不保事项非常明确。在该条款中规定了保险人不负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情形，包括投保人、受益人的故意杀害、伤害，被保险人犯罪，被保险人自杀、自伤、醉酒、吸毒，疾病造成，被保险人从事高危作业或高危运动，及战争、暴乱、核爆炸等不可预见灾难，多达十三种。笔者认为，该人身意外伤害综合险实际采用的是“一切险减去除外责任”方式，因此受益人只须初步证明保险事故属于意外，而无须证明究竟是哪一种意外情形。保险人若认为不负赔付责任，则保险人应举证证明保险事故属于除外责任确定的情形。
《保险法》第23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保险法的规定正是将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规则运用于保险赔偿的一种表现。虽然举证责任的第一任务仍由请求方完成，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完成。但其规定了一个限度，即“其所能提供的”。这正是考虑到了被保险方可能遇到的举证方面的种种困难。我们注意到保险法第23条只规定：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补充提供有关的证明和资料。但对于保险人所要求的证明和资料无法提供的情况应如何处理没有规定，换句话说，就是对受益人穷尽其所能仍然无法完成的举证部分如何处理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考虑被保险人无法取得相关证据的原因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如果是因受益人主观原因造成的，那么受益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如果确因客观原因所致，则法官需要做的就包括以下两点：一种是能否就无法证明的事实的举证义务再一次依其自己的判断在被保险方与保险方进行二次分配；另一种是如果双方确实均无法举出进一步证据的情况下，如何就现有证据进行判断。在本案中，原告虽在曾某交给胡某300元保费时在场，但因为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立即签发保险单，保险合同并未成立，且交钱时间与曾某死亡时间仅相隔数天，曾某所留遗物中又未见保单，故不能据此认定原告就应当知道曾某已投保成功的事实。原告并非在明知曾某投保的情况下故意不做尸检，况且在公安机关已经排除他杀的情况下原告不再要求做尸检也不违反一般常理。因此原告主观上没有过错，不应承担死因无法查明的后果。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与本案十分相似的案例：被保险人齐某1999年8月投保旅游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999年9月在香港因伤住院，抢救无效而死。齐某是意外、自杀还是他杀，出险原因不明。受益人以齐某系意外死亡为由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拒付，理由之一是“齐某之死是否属于意外，没有有效的法律证明文件。”该案经二审判决，保险公司败诉，其应当承担保险责任。这一案例是保险纠纷中非常有代表意义的案例。让我们分析一下审理此案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保险受益方已尽其所能证明了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无法证明。其已完成举证责任。关于保险事故原因的举证责任由此转移给保险人。同时，保险人主张是除外责任，也负有对其主张负有举证的责任，即证明保险事故的原因是除外责任中列明的原因。保险人无法证明，则其主张不予支持。笔者同意法官的判断。
综上，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原告已尽其所能提供了其所能提供的所有证据，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在被告没有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死亡的原因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的情况下，原告的主张应该支持。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免责条款是否有效，《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该条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由于我国的保险合同通常采用书面的格式化条款，格式化条款由保险人一方提出，投保人只能概括地表示接受而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因此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因保险人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能事先拟订一些不利于被保险人的格式条款，为保护不特定多数投保人的利益，相关法律规定要求保险人对保险合同条款有说明的义务，特别是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保险人免除责任条款的，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笔者认为，本条的立法本意在于强化作为保险合同中处于强势一方的保险人的义务，从而更好地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投保人的利益。《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很明确，即免责条款是否产生效力，以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为前提，如果作了明确说明则免责条款产生效力，反之则不产生效力，对投保人没有约束力。那么如何理解“明确说明”呢？200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法研 [2000] 5号批复对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所进行的解释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如若发生纠纷，保险人应当对于自己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因其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投保人对此不负举证责任。具体的举证形式可以有以下几种：投保人承认；保险人口头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做“明确说明”的笔录、音像资料；保险人向投保人所做的书面的“明确说明”并经投保人核对后签名的书面材料等。
那么在本案中被告是否完成了关于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呢？显然没有。由于投保人已死亡，因此不可能会有投保人承认，而被告也没有提供关于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的书证或者是视听资料，虽然庭审中证人胡某出庭作证证明曾就免责条款向投保人作了明确说明，但胡某系被告公司的业务员，与被告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且曾某已死亡，该证言没有其他旁证予以佐证，不足以采信。尽管曾某是续保，对于免责条款的内容可能清楚，但这也仅只是推测。而根据《保险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保险人必须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才产生效力，那么被告在曾某第一次投保时是否向其明确说明了呢，显然被告没有提供证据予以证明。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没有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已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情况下，被告应该支付保险金。
案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