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相关政策上。这些差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营利性教育的准入范围差别较大，且处于不断变动中。如提供充分供应的免费或近乎公立教育的西欧国家，无论是否允许营利性学位教育，营利性学位教育都不可能有生存空间。美国除极个别州外，教育的各个阶段都向营利性机构开放。日本除几所特许高校外，营利性教育机构不能设立学校、授予学位。新西兰过去不允许中小学阶段的营利性教育，但2014年已经部分放开限制。印度绝大多数邦完全不允许营利性教育，但几乎所有的私立教育都是事实上营利性的（与中国现状相似，甚至更严重，印度私人资本无法投资教育而转投资马来西亚的教育产业，趋势早已显露。）。
二是成立营利性学校所需手续差异较大。如美国各州通过简单申请、审批，或登记，或没有任何要求（除企业登记外）即可成立营利性学校。巴西、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的营利性教育机构则都需经过政府教育部门的相对严格的审批。
三是对营利性教育的优惠和扶持的力度差距较大。发达国家对营利性教育的扶持很小，如美国对营利性教育仅有的扶持是间接的、针对学生的资助。发展中国家对营利性教育的扶持力度相对较大。如巴西对营利性学校贷款给予了极大优惠；马来西亚对营利性学校及其股东给予了税收方面很大的优惠（但不及非营利学校）。
三、启示及建议
应当看到，一个完整的办学体制应当包括非营利性的政府办学即公益（政府出资），非营利性的社会办学（团体和个人捐资）和非营
利性的市场办学（市场融资）三个层面。三者各有利弊，各有独自的发展空间，互为补充。
一般来说，政府办学代表全社会的长远利益，收益对全社会来说是很明确的（对具体的个人则不明确），故而成本由全社会承担；社会办学也可以认为是代表全社会的长期利益，但更注重多元化、多样化的的探索，收益相对没有那么明确，故而是由一些热心社会事业的个人和机构而不是全民来承担成本（学生个人也获得了不那么明确但高于公立教育的收益，故而也承担部分成本）；市场办学更多地实现的是受教育者个人的、明确可预期的（从而能够明确定价）短期的利益，故而成本主要由个人承担。其中，政府办学主要满足基础性教育（教育阶段和知识层次两方面的“基础”）、部分专业教育的需求，社会办学主要满足精英教育、部分专业教育的需求，市场办学则主要满足专业教育、职业教育、生活（健康）以及趣味教育和各种短期培训教育的需求。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在法律上禁止营利性教育，使民办教育陷入尴尬的灰色地带，既不能满足捐助者的社会需求，也不能满足投资者的市场需求，因此，我们要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允许民间兴办营利性教育，并对两种教育实行分类管理。
一是要修订法律法规，允许兴办营利性学校，建立健全两类不同性质教育的管理和监督，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二是要借鉴发达国家支持非营利性教育的经验。中国非营利性教育传统中断已久，非营利性教育的土壤（教会、家族和乡里组织）相
当多数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需要对非营利性教育提供特别大的扶持，才能使其重新发展壮大。由于非营利性民办教育类似于马克思设想和社会所有制—“共同体”，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应当给予“参公待遇”，除税收优惠外，可以考虑在一定时期内，给予其等于或略低于公办学校的财政资助水平，给予教师财政类事业单位待遇（就像西欧那样）；同时政府不必过多参与其内部治理，给予其多样化、多元化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像美国那样）。
三是要逐步有序放开、适度支持营利性教育。如前所述，营利性教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的多样性需求、还是发展中国家对更高质量教育的需求，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营利性教育的存在。而中国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使营利性教育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有考试，就存在明确有效的价格机制）。与其遮遮掩掩，采取鸵鸟政策，不如光明正大地承认它，使投资资金能够大规模进入；同时，使非营利性学校能真正做到非营利，为将来捐资资金的进入做好制度安排。唯有如此，才能使三种类型的教育各司其职，共同繁荣发展。
四是加强监管。加强监管并不一定要加强对学校的全面控制，事实上，只需要在若干关键环节施以有力的监管，即可保证民办教育不越轨，不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风险。但这需要社会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无法仅依靠教育法律法规和教育行政部门做到。比如，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严厉惩罚虚假陈述、误导性广告、乱收费等（就像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做的那样）；需要建立严格的审计
制度和财政资助资金监管制度，确保国家对民办学校的资助得到合法地、高效地使用。
总之，实行民办教育分类管理，可以使捐资和投资资金放心合法地进入教育领域；可以使不同类型的教育发挥自己的特长，各司其职，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和精英教育分别得到高效高速发展；可以在迅速壮大民办教育的同时，促进和推动公办教育改革；可以造就焕然一新的教育事业；可以为我国的产业升级、经济转型积累合格的人力资本。实行分类管理，存在一定的改革风险，还存在大量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但最重要的问题是时间，我们应紧抓改革的时间窗口，制定方案，控制风险，不纠缠于历史遗留问题，迅速开启改革进程，稳步过渡到新的制度中去。
（作者在“民办教育分类管理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