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这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经济因素。主要体现为：1、英国自身实力的进一步衰落。整个20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经济增长缓慢，不断滑坡。1961年在西方世界中，西德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英国跃居第二，英国沦为第三，到了60年代中期英国又降至第五位，而到了60年代末期，英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约为1090亿美元，而西德是1500亿美元，法国1400亿美元。1968—1970年，英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但1970—1973年，已上升到8.6％，1973年后通货膨胀的速度进一步增快，1973—1974年为16％，1974—1975年度达到24.1％。国际收支状况更是惨不忍睹。1967年国际收支往来帐户的亏空额就高达3亿英镑，到了1973年，国际收支逆差达15亿英镑，而1974年1—10月就达32亿英镑。2、而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则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欧共体的作用日益显现，并且英国对欧洲大陆（欧共体）的依赖在逐步加深，共同市场迅速地取代英联邦成为了英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1961年一年欧共体6国的贸易就增长了30％多，而包括英国在内的7国贸易集团（即“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间的贸易只增长了16％。从1958年至1963年，共同体出口从占世界总额的21.7％增至24.4％。同时，英国对欧共体的依赖在逐步加深，从1958—1970年，英国向共同市场的出口总额所占英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3.9％上升到了21.8％（见表一），英国自然不能忽视其经济重心的这种转移趋势。3、英联邦的重要性下降，英国在英联邦的出口比重，由1951年的50％降低到1961年的39％；由1958年的37.3％下降到1970年的21％。 二、政治因素。主要是为了挽救英国的大国地位，以避免发生被孤立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危险。如上所述，英国若继续游离于欧洲共同体之外，它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灾难”，还是在全世界和英联邦政治影响的衰退。麦克米伦说的更为直率和明确：如果英国不参加，那么美国就将一步步地使它的政策与欧洲相协调，而英国则将“丧失它对欧洲和美国的影响--------就会严重削弱我们国家的地位”，英国将面临“一种违反我们的意见和利益而我们又无法加以影响的欧洲的政治格局”，所以英国选择了加入欧共体的发展方向，以此来避免自身被边缘化的危险，挽救自己的大国地位。
三、外交因素。这里主要体现在与美国的关系上：1、美国的促使和推动。1962年7月四日，肯尼迪在费城发表了关于欧洲政策的重要声明，提出了所谓的“总战略”。促使和推动英国加入欧共体是“总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因为美国注意到，西欧，尤其是欧共体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实力逐渐增强；而且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开始发展自主防务。美国不想西欧坐强坐大，脱离自己的领导，但是又不好自己直接干涉，而且如果直接干
涉欧洲事务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美国想让英国加入欧共体，抵消在西欧逐渐增强的独立于美国的离心倾向，从而达到延缓欧洲联合进程，把欧洲重新置于美国领导之下的目的。2、英国为了维持英美“特殊关系”，需要在欧洲发挥影响，增强自身在与美国交往时的地位及价值。随着英国的经济地位及其在欧洲影响力的下降，美国日渐看轻英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作用，同时英国也不在是美国唯一的盟友，所以英国也逐渐认识到，它只有在欧洲站稳脚跟，才能在美国那里加强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经济因素是根本，最终决定了英国大陆政策的直接改变；政治因素是经济因素在政治层面上的直接反映，推动了英国大陆政策的改变；而外交因素则是外部的刺激力量，对英国大陆政策的改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英国大陆政策变与不变因素分析
通过对近30年（1945—1973）英国大陆政策的分析，我们发现，从五十年代英国置身于欧共体之外，奉行孤立主义的超然态度，到六七十年代调整为主动加入欧共体，实行重点面向欧洲政策，这其中有许多因素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仍有一些因素是始终没有变化的。 首先是变化的方面。第一、英国面临的欧洲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六十年代之后的欧洲已经远非英国欧洲观中那个“衰落、纷争、暴君崛起”的欧洲。欧共体的成立和发展壮大，使欧洲大陆呈现一片蒸蒸日上，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景象。欧共体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进入七十年代，一跃成为与日本、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欧洲环境的这种变化，削弱了英国五十年代大陆政策的基础，甚至使这种基础变得荡然无存。面对着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大陆集团”，英国再也不能超然于其上，孤立于其外，用一种轻视和无所谓的态度来对欧洲大陆指手划脚，不得不根本改变其对欧共体的政策。第二、英国自身实力及其心态的改变。如前所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但是由于“大国惯性”的作用，英国的经济衰落没有立刻显现出来，而英国一贯的大国心态却持续地膨胀起来，不仅看不到欧洲大陆的变化，而且阻碍了它对自身实事求是的评估。然而到了六七十年代，英国的衰落已是一发不可收拾，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中的排位一降再降，国际收支状况惨不忍睹，国内失业人口在1967年就达到了49.6万人。英国人不得不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尽管其中包含了多少的无奈。英国暂时搁下了不切实际的大国心态，开始承认自身的衰落，这也就为英国改变五十年代的大陆政策提供了前提。 其次是不变的方面。第一、从国家利益出发决定其大陆政策，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而且永
远也不会变化。英国大陆政策的出发点始终是其国家利益。英国希望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按照自己的愿望和设想来安排欧洲的事务，影响欧洲的未来。正如19世纪中期英国著名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巴麦尊所言：“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我们的利益是永久不变的。”五十年代英国置身于欧共体之外，采取超然的态度，是因为在五十年代还没有任何可信的根据可以证明欧共体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而且更为重要的，五十年代英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并不在欧洲大陆上，而是在其与英联邦关系和英美“特殊关系”上。但是英国并没有完全无视欧洲，而是想把欧洲联合置于自己主导之下。这也反映出英国一向是有自己关于欧洲安排的设想的。到了六七十年代，形势发生了逆转，欧共体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相当成功，而且英国越来越离不开欧共体而存在（见本文第二部分分析），另一方面，英帝国解体，英联邦和英美“特殊关系”的重要性下降。英国国家利益的重心开始回归欧洲大陆，于是英国也就调整了政策，主动加入了欧共体。但英国加入欧共体，用麦克米伦的话来说，是从内部改变共同体的发展方向并起到领导作用。第二、英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战后的英国外交史是一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基调交织在一起的历史。------概括地讲便是追求大国地位”。自从19世纪英国称霸世界以来，追求和维护大国地位，便是英国外交的重要使命。因此这种“大国情结”更是深入英国人民血液之中。战后亦如此。五十年代丘吉尔“三环外交”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七十年代初英国将外交重点历史性地移到欧洲后，对自己国家的大国地位仍然很看重，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亦始终没有放弃。正如前面所述，英国之所以选择加入欧共体，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大国地位，外交上的考虑也是想立足欧洲，增强自己与美国交涉的分量，以“通过影响美国来影响世界”的方法来追求其大国地位。
四、英国与欧盟关系：一种均势的角度
英国与欧盟（欧共体）之间，不管是它置身之外还是主动选择加入后，都是一种若即若离、三心二意的关系，两者之间龃龉不断。而当前的学术成果中，大部分学者都把这种特殊关系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主权之争。当然，这是洞察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但是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英国历史与传统中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均势——的角度来重新看待两者关系，而这正是笔者所要阐述的。
英国推行“大陆均势”政策有其悠久的历史，从16世纪开始，这项政策就成为了英国政策的传统。由于岛国的地理位置，英国始终担心在欧洲大陆上出现某个国家强大到足以称霸大陆，
这样对于英国的安全或是大国地位都是具有威胁性的。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为阻止大陆单一强权的出现，英国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如丘吉尔1936年在保守党议会党团外交委员会的一篇演说中雄辩地指出的那样：“英国400年来的对外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有侵略性的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件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比较艰难的道路。”
而随着二战的结束，英国丧失了支撑其“大陆均势”政策的物质基础，均势政策也不再作为其主要的外交政策来执行。但是否正如丘吉尔所说的那样，“从历史上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笔者认为，均势政策在战后英国外交中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它不再作为主要政策而已。
笔者试图这样定义均势：它首先是作为一种权力平衡的外交政策，而后随着长时期的运作——像英国那样执行了四个世纪以上——渐渐被内化为一国外交文化传统中不是政策的政策，作为一种文化心理、外交文化而存在。就像英国那样，二战后纵然它的外交战略的核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作为一种执行了几百年的外交传统或外交文化，均势不能不会发生效用，并且对其外交选择及实践产生作用。特别是当年实行这种政策的一些固有因素，如岛国的地理位置，根本不可能发生变化。从地缘政治决定国家利益出发，英国不会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在大陆崛起而高枕无忧，不管这种势力是某个国家还是某个国家组织。 然而欧洲历史发展到现在，不可能再出现类似于历史上法国或德国那样某个国家称霸大陆的可能性了，但是我们是否这样考虑，昔日的法国或德国单个国家称霸变成了如今的欧盟这个组织称霸，特别是现在的欧盟是在法国和德国主宰的情况下。法国和德国是否也在“借尸还魂”，用了这种更加隐晦和合理的手段来实现历史上曾想实现但却没有实现的梦想呢？是否两国从“合作安全”（Cooperative security）发展到了“合作霸权”（Cooperative hegemony）呢？
笔者认为英国是存在这种担心的。在欧洲一体化的整个过程中，英国一直对欧盟若即若离、三心二意，一直在拖欧盟的后腿。英国为什么这么做？有人说，英国加入欧盟（欧共体）就是为了阻止欧洲一体化，看来也不是不无道理。
但是欧盟从成立之初发展到现在，它都代表着欧洲人民的期待，代表着一种复兴和强大的意愿，而且现在欧盟不仅被欧洲瞩目，全世界都在关注它，因为它代表着地区一体化的潮流和
趋势。所以英国是否面临着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英国鉴于欧盟这样的一种地位，既不能像昔日反对法国或德国一样来反对欧盟，但又不能眼看着欧盟不在自己的主导下坐强坐大，所以只有消极地抵制欧洲一体化，尽量减缓欧盟的发展进程，直至自己成为主导力量为止。
五、结束语
1945—1973年英国大陆政策的发展过程，是英国战后外交中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同时掺杂着英国对自身实力与地位不断下降的无奈和要求重新振兴、追求昔日大国地位的无限期待。务实的英国人为了这个追求而自绝于欧洲大陆之外，同时也是为了这个追求而加入其中。然而，纵然英国经历了阵痛之后还可以再加入欧共体，但它本身由于之前政策失误而丧失的并非只是时间而已。当英国重新回到欧洲大陆时，它发现一切都已陌生。然而对英国来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自己已经被边缘化了，而法、德两国共同执掌了这艘巨轮的航行。英国处于了进退维谷之中。当现实的政策失效之后，传统的均势政策便浮出了水面，成为了影响英国与欧盟（欧共体）关系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这也就是我们所看见的英国与欧盟之间龃龉不断的原因所在，这也是笔者所要着重强调的。但均势在两者关系中所能起到的具体影响，笔者认为还要看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具体互动情况，特别是英国与法、德两者的互动情况。换句话说，英国能否成功进入欧盟决策的核心领导层，起到主导作用。而这一切的根源又取决于英国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