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性美”的审美形态
一、“中性美”在当今社会
在世界范围内，中性审美时间活动起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服装界、演艺界的一些艺术家主导，使“中性”的概念从艺术审美迅速转入到生活审美。
当今中国人对“中性美”的态度，我们可以参考《中国青年报》的一段调查材料：
对于男女两性的“中性化”，60.8%的人认为这是社会文化多元化的正常表现，18.1%的人认为这是年轻人可以理解的另类行为，只有10.1%的人认为这是性别角色混乱，无法理解。[1] “中性美”作为一种审美形态，其概念以“性”为基点，以“中”为目的。“性”的原义是性别指向和取向，延伸义为存在的性质和内涵，“中”指对立的两个极端、两个部分或两个因素的中间，是一种形式与状态。因此，所谓中性美就是不以单一性存在的、具有适中品质和状态的一种美，是美的多元化、多义性的体现。[2]
二、中国古代“中性美”的表现
（一）先秦：“中性美”源头，处于边缘化，诸子对其存而不论
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于女性之美的是称赞是“窈窕淑女”，或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
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诗中对于女性的称赞是“姝”，诗中女子与情人约会，但情人来了，她却躲了起来，刻画了女子可爱、淘气、羞涩的一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经》对于男子与女子的赞颂方式，并没有因性别的界限而存在明显的不同，淡雅、柔美、高贵这种美丽，既可以赋予女子，也可以形容男子。
（二）魏晋：“中性美”主导，男子女性化成为时代潮流 然而一到了魏晋，“中性美”成为一种主流，男子的女性化美，一度成为当时的风尚。
《世说新语》有专门的《容止》一篇，记录了当时的美男子。“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是讲何晏“美资仪，面至白”，甚至为人所怀疑是不是用了化妆品，结果经过明帝的检验，出汗之后，脸色更加光洁。
从以上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对于男子，以苍白，柔弱，高贵为美，常以“玉人”、“玉树”来形容男子容貌，这种清秀、美艳的男子在当时不仅深得女性青睐，就是男性，也是以此为标准的。《三国志》中曾记载何晏“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甚至“好服妇人之服”，[3]由此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对女子美的热衷到了何种地步。
（三）唐宋：“中性美”开始出现在女性，但意识形态色彩浓厚
魏晋之后，北朝出现流传民歌《木兰诗》，这首长诗第一次大篇幅赞颂了女性的阳刚之美，歌颂了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并击败北方入侵民族闻名天下的木兰。
该诗开头就很传神，以叹息声夹杂着织布声入文，“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开始便展现给我们一个女孩一边织布，一边叹息的景象，我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个女孩子一定有了暗恋的对象，她一定在思怀情人。但紧接着几句告诉我们不是这么回事。“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原来这个女子不是有了意中人，而是为父担忧。在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提到女子，更多的只是联系到爱情与宫廷争斗，但这次，却第一次将女子和战场厮杀联系到了一起。
（四）明清：“中性美”的女性本位，男女角色出现倒置 然而到了元明清之际，社会风气发生剧变，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以及理学桎梏的打破，也诞生了早期启蒙的思潮，“中性美”便大量体现在文艺作品中，此时的“中性美”，便不仅体现在男子的阴柔之美，也真正歌颂了女子追求幸福生活，勇敢刚毅的阳刚之美，女性的美成为歌颂的主题。于是，这种对“中性美”的认同，也就具有了人性解放、男女平等的含义。人们开始欣赏女子的阳刚之美，并且以男子的懦弱衬托她们，甚至在一些作品中，男女角色的表现完全与性别要求是相反的，比如《儿女英雄传》男主人公安学海，忠厚待人，洁身自好，但俨然以封建礼教
的卫道者自居，迂腐不堪，于日常生活一窍不通，而女主人公十三妹何玉凤，则救困扶危，疾恶如仇，轻财重义，智勇兼全，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侠女形象，这样一种结合，体现了当时的审美倾向。
三、中国古代“中性美”的产生原因 （一）中国传统文化尚阴柔，不具开拓性
从我们的文化源头，不难发现中国文化崇尚阴柔的特性，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两大主流，但这两种文化都有泯灭人阳刚气质的一面。
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其积极和阳刚的一面。在《易传》中就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论述，强调刚强的作用，但由于中国农耕文明的高度发达，小农经济的贫弱和封闭性，也就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封闭、缺少开拓性，在儒家文化的发展中，阳刚的这一方面始终没有成为主导，而是随着儒道互补的作用，造成中华文化明显趋向阴柔的特性。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论述君子的人格修养时，更强调“仁者乐山”、“仁者静”（《雍也》），将宽厚阔大、稳健沉着的“静”作为一种伦理标准。[4] （二）阴阳和合、致中和的审美传统
“中”在古代是一种大美，它兼及阴阳的两面，是万事万物发展的一个准则。[5]中国古代就没有将刚和柔两种审美形态截然分开，而是刚柔相济，提倡一种“中”的美，“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举天地之道，而
美于和”。（《春秋繁露·天之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