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他们一种近于畸形的心态和行为。
其一，“不履清土”。明清易代之际，许多遗民以伯夷、叔齐为榜样，效法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的精神，明亡后宁愿背井离乡、流亡海外而拒不接受新朝的统治，病骥老人在给孙静庵《明遗民录》作的序里写道：“尝闻之，弘光、永历间，明之宗室遗臣，渡鹿耳依延平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岛中，明之遗民，涉海栖苏门答腊者，凡二千余人。”①数千遗民为了实践“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高贵气节，远离故土，怀抱着对已逝王朝的眷恋和对新朝的仇恨，茫然无依地漂泊在东南亚各国。朱之瑜无疑就是其中的典范。虽然有些遗民不入城是为了远离战乱或逃避清政府的追捕，但大部分人是出①孙静庵.《明遗民录》，第 372 页.
②梁启超.《明末朱舜水先生之瑜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3 页. ③《朱舜水集》，第 68 页. ④《朱舜水集》，第 68 页. ⑤《朱舜水集》，第 619 页.20
于不承认新政权，或出于悔恨舍离的意识。如余正元，“遭流寇变，居州东北郊，开鹤林社，教授后学，足迹不入城市”。
①遗民抱着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断绝、舍弃社会化的行为，往往选择把自己禁锢在某一特定的场所。比如陆世仪，他在亡国后，“尝上书南都，不用，又尝参人军事。既解，凿池宽可十亩，筑亭其中，高 卧、闭关谢客。桴亭之名以此”②。
遗民在僧与俗之间的徘徊，表面上反映的是儒释之争，实质上反映的却是遗民在理想与现实、“忠君守节”与“顺乎天命”之间的挣 扎徘徊。
第二节 “隐居”型遗民的反清思想
遗民隐居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有隐于土室岩穴者，如李二曲、王夫之；有隐于力田耕稼者，如孙奇逢、颜元、张履祥等；有隐于行医济世者，如吕留良、傅山等。 一、物质上的匮乏
明遗民似乎对陶渊明有着特殊的情结，不仅强行把他列入遗民的行列，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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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把他作为效法的对象。如万寿祺《答人》曰：“自学柴桑老，门前五贫柳。”孙奇逢《与友人谈五柳先生》亦曰：“我最爱陶公，门前少五柳。……陶公如见我，应与同携手。”①以致钱谦益在《陶庐记》中讥之为“陶渊明一夕满人间”。②
在遗民的世界里，陶渊明已经抽象成为田园归隐生活的一个符号，他象征着大自然的静穆、和谐无虑的田间生活。《归去来辞》《桃花源记》所营造的脱离尘埃世网、无拘无束的生活场景，使明遗民饱受创伤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他们期望以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心境过无所萦怀、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忘却亡国之痛与人世沧桑。
二、云游型遗民的反清思想
顺治四年（1647）起，反清形势急转直下，大规模的抗清斗争已成昨日之事，遗民“恢复”的口号已经完全失去了号召力。到了康熙初年，情形就不同了。游幕学人在数量上大大增加，形成了清代历史上的一次游幕高峰。①其间还包括不少著名的学者，比如朱
彝尊、陆世仪、毛奇龄、顾祖禹、李因笃、梅文鼎、刘献廷、查慎行等。这一方面反映了士人的生存需要和对建功立业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清王朝统治的彻底巩固和遗民种族意识的相对弱化。
第二节 拒不出仕型遗民反清思想的转变
在康熙十七年博学鸿儒科被荐的遗民中，坚拒不出者自然还是有的。顾炎武①严绳孙.《秋水集》卷十《南乡子》.遗民被荐而不赴的还有冒襄、王大经、顾景星、吕留良、费密、傅山、王弘撰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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