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
一、 生平简介
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生于明朝中叶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学术颓败之时，阳明子试图力挽狂澜，拯救人心，乃发明“身心之学”，倡良知之教，修万物一体之仁。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守仁出身在官僚地主家庭，他的父亲王华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幼就抱有“读书学圣贤”的志向。弘治五年中浙江乡试，弘治十二年考中进士，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兵部武选清史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他因得罪太监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驿任驿丞。刘瑾死后，被提升任江西庐陵县知县，后又升任都察院左金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地，曾多次主持镇压农民运动和少数民族起义。利用宣传教育手段到处发布告谕，制订乡约，开办社学、书院等，从思想上控制和麻醉人民。他概括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破山中贼”、”破心中贼”，并深感“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他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封为“新建伯”，死后溢号“文成公”从祀孔庙。
他在做官从政的同时，从未放弃教育活动。这虽然是他“破心中贼”的手段，然而由于他多年从事教育活动，系统地阐发了教育理论，。对于我国封建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
早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守仁就开始讲学、授徒，倡言“身
心之学”，叫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他与翰林庶吉士湛若水（1466～1560）结交，“共以倡明圣学之事”。在他贬谪龙场后，开创“龙同书院”，后又在贵阳的书院任主讲。在北京、江西和南京做官期间，曾兴办社学，修建斌溪书院、阳明书院，又集门人于白鹿洞书院，还在浙江设立稽山书院，从事兴学、讲学共23年。尤其在他50岁后，从嘉靖元年到六年期间（1522～1527）他曾专门在稽山书院、龙泉寺中天阁聚众讲学，从事著作。当时四方游学之士多集合于余姚一地，听讲者不断增多，“环坐而听者三百余人”，可谓盛极一时。王守仁的学术和教育思想，不仅在中国影响很大，而且远播海外；弟子门人遍布各地。他的著作中，反映教育思想的主要有《传习录》、《大学问》等。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二、“心即理”、“致良知”学说和教育作用、目的的主张 王守仁的教育思想是以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为基础的。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心即理”、“致良知”说。
“心即理”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南宋陆九渊提出来的，他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王守仁对此极为推崇并大加发挥。
王守仁认为，宇宙万物都靠心的认识而存在。万事万物都不在心外，而在内心之中。他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充分表达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完全否认了客观世界的存在，陷
入唯我主义。
王守仁不承认有客观存在之理，反对朱熹“即物穷理”的思想，认为“心”与“理”是合二为一的。他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除“心”外一无所有。理在心，而不在外。所以他说：“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理虽散在万事，而实不外乎一人之心。”
王守仁从“心即理”出发，把内心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问题多次提到“存心”、“尽心”、“明心”、“收其放心”、“求得其心”一类的修养方法。他说“君子之学，以明其心，其心本无味也；而欲为之蔽，习为之害，故去蔽与害，而明复，非自外得也”。又说：“君子之学，唯求得其心，虽至于位天地，育万物，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学问之道就是求得其心，这是因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因此，王守仁关于教育作用的主张，即是明心、存心。求得其心，即是去人欲、去习染，即是存天理、去人欲。
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而他的理论基础则是“致良知”说。
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良知”，也就是“天理”’。但“良知”在圣人和一般人之间是不同的，圣人之所以为圣，是因为天理纯全，良知常在；而一般人的良知常被私欲所蒙蔽，有如晶莹的明镜，往往被尘埃所染，处于不显露的状态，要想除掉私欲，恢复本心，必须有个为善去恶的“致良知”的工夫。他
说：“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因此“致良知”也就是“存天理，去人欲”，以实现“明人伦”的教育目的。他所谓的“人伦”即是三纲五常等封建道德观念，他明确地说：“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育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其实质就是要求教育培养具有封建道德观念的“顺民”，维护封建伦常的社会秩序，以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 二、关于教育内容的主张
为了实现其教育目的，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读经、习礼、写字、弹琴、习射，无不可学，但在“胜私复理”方面各有其用。
关于读经的作用，王守仁的看法与朱熹的意见是有区别的。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之要，必在读书。而王守仁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说：“‘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所以“六经”不过是“本心”的账簿而已。但读经也很重要，其作用是寻求帮助，寻求方法，复明本心的常道。就像病人服药是为了治病，跛人走路需要拐杖一样。因此他主张，读书时必须与自己的心结合起来，他说：“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
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
关于写字、弹琴、习射，他认为对于陶冶本心很有价值。 王守仁说：“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
“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燥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君子之学于射，以存其心也。”
王守仁根据这种教育内容的主张，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训蒙教约”，其训练标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目。所设科目为歌诗、习礼、读书三项。歌诗可以“精神宣畅”、“心气和平”；习礼可以“礼貌习熟”、“德性坚定”；读书可以“义礼浃洽”“聪明日开”。每日课程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习礼歌诗之类，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 三、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知行并进
王守仁在哲学上曾提出“知行合一”说，这是与其“心即理”、“致良知”说密切联系的又一哲学观点，也是他“致良知”的方法之一。王守仁针对朱熹“知先行后”和“外心以求理”的观点，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