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回笼流动性的影响。图6显示：从2002年开始，央行就大量发行票据对冲流动性，导致票据余额连年大幅增长，到2006年总的对冲流动性约3万亿元左右，深度冻结流动性约1万亿元。而2007年前三季度就发行票据9910亿元，余额随之增长为39160亿元，然而这对总体流动性影响并不大，因为中央银行所持有的政府有价证券数量有限，而且发行央票成本很高，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根据计算，考虑到滚动对冲的成本，目前发行1元的央行票据，大约只能回笼0.3元的市场流动性。而巨额的公开市场出售导致了央行票据的高成本，央行票据的每年利息成本就有470亿元左右(邵川，2007)，发行票据对冲过剩流动性的高成本使央行迫切需要使用见效快、成本低的政策工具以紧缩货币供应量。
(1)控制信贷规模具有见效快、针对性强的特点。2007年下半年开始，央行一方面加大流动性回笼，另一方面加强控制信贷快速增长的调控力度，其内容包括：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增强政策刚性和针对性，对贷款规模控制，严把信贷关；加强政策联动性，逐步实现由总量控制向结构调整的转变等，效果已十分明显。2008年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首先要加大控制银行体系的信贷增长，减少银行体系创造货币的速度和能力。控制信贷对“双防”的直接效果是降低信贷规模，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有利于防止过度投资加速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对“双防”的间接影响是减少流动性，进而对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所有不平衡都产生缓解的作用。
(2)利率对回收过剩的流动性效果不明显，因为目前我国利率的传导机制不顺畅，存在“利率软约束”现象，提高利率还会抑制投资和消费。2007年以来，央行已经连续六次加息，其效果并不明显，而且加息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美利差倒挂，在美国连续降息的情况下，我国加息又会引起热钱的大量流入，央行又会被迫投放基础货币，因此，利率调整
难以发挥吸收市场流动性的作用。 (3)相对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被认为是“巨斧”或“猛药”，并能缓解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人民币所带来的成本压力。2006年7月以来的16次法定准备金率上调，累计上调幅度达8%，大约冻结了30000亿元的超额准备金，通过货币乘数效应，最终影响的市场资金规模大约在120(00-140000亿元之间。通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回笼过剩流动性的作用。
然而，依据乔顿著名的货币供给模型： M=(1+K)×B／(rd+rt*t+e+K)
其中基础货币(B)、活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d)、定期存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n)可以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由商业银行决定，定期和活期存款的比率(t)：通货存款比率(K)由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决定。由该模型可知影响货币供给量的经济主体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公众。在此模型中，各行为参数对货币乘数m的影响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如果法定存款准备金率Id和It上升，就会引起货币乘数的下降，最终引起M多倍的下降，但是商业银行会根据rd和n的变动来进行资产负债的重新安排，使得各类存款此消彼长，引起平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的下降，从而削弱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对M的影响。由此可以看出，在我国商业银行存在巨额超额准备金的条件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M的效应是有限的。进一步而言，法定准备金率的提高会使部分超额准备金转化为法定准备金，若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再贴现等路径使回收的资金又回到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手中，就会使之前对冲的流动性重新在市场流通。
另外，造成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国际收支双顺差，这是由我国当前的贸易政策、产业政策和外汇政策所决定的，我国目前以“强制外销，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吸引大量外资入境，外贸政策也倾向于奖出限入；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是“进口替代、填平补齐”并尽量减少进口；在外汇政策上也是“宽进严出”，总之，各项政策集于一点就是尽可能地积累外汇，这种状况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再次，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高储蓄率与高投资率也是流动性过剩的重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政府消费率的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的显著提高以及未分配利润在企业融资中作用的增加，造成我国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居高不下，进而导致我国经济中储蓄结构、分配结构以及消费结构长期失衡。这一现状的改变也需要长期的调整。因此，在中国目前流动性大量过剩的前提下，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很难对经济运行中的货币量紧缩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2.对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影响。2007年前三个季度内调高法定准备金率就有七次之多，累计达3.5%，其频率之大，幅度之高，很是罕见，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房地产业上，如图7显示：在2007年前三个季度虽然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有较大的波动，但基本上有效地控制了房地产开发的恶性增长。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紧缩银根，降低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能够对当前房地产过热、房价过高起到抑制作用。因为目前国内房地产行业对银行贷款的依存度较高，一般占到60%左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首先，银行信贷总量相对减少，贷款更加谨慎，导致房地产商的资金链吃紧；其次，银行对个人消费性房贷信用也会紧缩，会压缩房贷需求市场，缓解房地产市场过热的状况；再次，我国GDP及投资增速已有所减缓，主要行业的投资增速也有所回落，对于涉及行业极广、资金高度密集、投资回收期较长的房地产行业也有明显紧缩的效果。
3.对股市的影响。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回收大量的资本，但是，对股市的影响并不明显。如图8显示：沪市总市值基本上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这是因为每次0.5个百分点的上调，被锁定的资金有1800亿元，但主要是银行资金，由于股市中的资金主要由散户和机构构成，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不会对股市的资金供给产生直接影响。其次，央行的政策意图是对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继续保持收缩效应，并不是针对股市，因此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多次上调对股市影响不大。另外，我国银行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分开的，银行资金难以直接进入股票市场流通，一定程度上隔离了银行信贷紧缩对股市所产生的影响。
4.对银行业的影响。目前商业银行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和一定比例的超额准备金，这部分超额准备金可以满足部分结算的需要。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都留有1至2个百分点的超额准备金。当存款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可以由该部分超额准备金补足。中小银行的资本金较少，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就会减少，影响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因此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其影响较大。而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较高，存贷比例也高，流动性充足，连续小幅地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其影响不大，这些银行还可将超额准备金转为高利率的法定存款准备金以获得无风险收益。2007年底我国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存款总额达到38.94万亿元，每调高0.5个百分点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1800多亿元，这1800多亿元对银行的流动性所起的紧缩作用并不大，但16次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冻结了一部分银行资金，其累计效应不容小看。实际上对商业银行来说，控制信贷规模效果更好，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更大程度上起到的是强烈的信号作用，笔者认为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上调的空间。
三、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单纯依靠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不能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贸易顺差和热钱的流入，央行被迫投放大量的基础货币，鉴于此，为能够
对流动性过剩问题实行更有效地控制，促进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降低和取消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央行停止对准备金付息，不但可以减轻自身的利息负担，还能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并与国际接轨。停止对准备金付息这一过程需分步走，要考虑商业银行的适应力和承受力。首先可先保留对法定准备金的付息，停止对超额准备金的付息，迫使商业银行减少超额准备金存款，提高已有资金的利用效率。其次，等到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明显下降后，再次降低法定准备金利率，直到停止对准备金的付息。
2.完善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我国货币政策操作一直采取全国地区间无差别管理，但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统一的准备金率不利于协调地区间的差异，可根据地区经济特点和发展阶段，划分若干大经济区。对经济欠发达区采取较低的准备金率，给予其较大的信用创造空间，并防止资金外流；而对发达地区则采用较高的准备金率，抑制其经济过热。这样做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宏观调控，使地区间平衡发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3.实行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在很多资本市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已基本不动用准备金手段，因为单纯地通过变动存款准备金率，难以根治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及矛盾，必须辅以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加息、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压制市场利率上升的速度等手段，紧缩银根，抑制过度的投资需求。
4.配合其他宏观调控政策。如利率政策、汇率政策、信贷政策、国际收支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多管齐下，才能达到最大效果。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具体措施主要包括：灵活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数量型手段加快资金回笼。择机利用利率等价格型工具来控制信贷增长和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进程，增强汇率弹性，加大利率与汇率调整的协调配合。继续实行信贷规模控制手段(如窗口指导等)。完善国际收支政策，由外需推动转向扩大内需。压缩财政支出，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在税收方面，可通过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来抑制过剩行业投资的高速增长，通过实行差别税率来增加过剩领域的投资成本以控制其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同时，在制定土地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稳定房价，有效地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膨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从依赖工业投资转向依赖消费服务业，发展第三产业。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将企业的利润转化为分红，减弱企业的再投资冲动，适当地缓解目前的投资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