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疑端为我辈设。”正如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
（二）艺术风格不同
苏轼《书郡陵土主簿所画竹枝》云:“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因而他写诗往往不为题材束缚，旁逸斜出，自由发挥。黄庭坚则基本上沿题赋诗，以题材为线索展开构思，强调内容的切题。如:《题竹石牧牛》围绕竹、石、牛三者之问的关系，以表现爱惜自然生命，求得事物之问的和谐共处，像这样沿题赋诗的黄诗还有很多。而苏轼诗则不同，他追求以气运笔，纵横驰骋，笔随心性，因此他的诗变化莫测，结构复杂，无迹可求。所以苏诗成就虽高，宗之者极少，未能形成流派。而黄庭坚的创作思路有辙可寻，甚讲法度，更有利于人们学习，所以师之者甚多，最终形成了江西诗派。
三、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性格气质不同
苏轼崇尚自然，率真淳朴，豪放不羁，锋芒毕露，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心绪，认为文学创作就是个人全部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曾说“天真烂漫是吾师”。 苏轼在《与杨元素》里说：“昔之君子，惟荆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苏轼还很有理想，有报复，很向往“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的盛世，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这些性格特点让苏轼始终坚持维护自己的人格，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这样的性格也让东坡很难措笔写空虚无物的文章、诗词。而山谷处事谨慎，喜研读诗书，注重心性修养，他认为，读《论语》的目的在于“求养心寡过之术”，读《孟子》的目的在于“讲明养心治性之理”，治世必须首先治心。所以，如此的性格态度让山谷诗不会过多的关注政治现实，而是更加珍视自我。
2.诗歌主张不同
苏轼作诗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要“有补于世”，并推崇杜甫诗“诗外别有事立”。这些都强调了诗的思想性、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还多次提出：“非亲到其处”，不知杜甫云安县诗之工；“非古之耦耕植杖者”道不出隐渊明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非至吴越”，见不到他去游飞英寺诗中所描写的景色。可见，他十分强调生活实践是写诗和读诗的基础。而庭坚在诗歌创作
上力求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提出“无一字无来处” 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
3.所受禅宗影响不同
苏黄二人都生活在禅学兴盛的宋代，但二人接受的禅宗思想却不同。苏轼主要接受了云 门宗思想，云门宗文偃主张要勤奋，文偃对参禅的看法是要持之以恒，只争朝夕。也劝弟子抓紧时间悟道：“古人尚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况我沙门！”而他的求道历程正是身体力行的证明。 苏轼《赠常州报恩长老之二》诗云：“荐福老怀真巧便，净慈两本更尖新。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请话人。”“老怀”指天衣义怀，“两本”指宗本、善本，就法系看，属云门宗祖孙三代，可见报恩长老也是云门宗传人。这首诗不仅表示出向往请话参禅的愿望，而且拈出“巧便”与“尖新”二词，形容云门宗风，而这二诗，也正是苏诗具有的风格。庭坚则受临济宗影响，说临济宗是佛家中的道家毫不为过，他特别强调“无”字。他主张的“佛法无用功处”，与老庄的“无为而无不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把无为而无不为视为天下万物的生存方式，人作为万物之一，与万物本性一致，因而只有无为才能保护自身的本性。故而临济宗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任性随缘，当下得悟。强调“道不用修，但莫污染；禅不假学，贵在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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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用修，任性随缘”，这一点不同于云门宗的观点。
综合观之，苏轼和黄庭坚虽属师弟子的关系，但在诗歌创作的内容、艺术
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方面都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苏黄二人的人生经历、人生态度、文学主张不同，同时二人接受的禅学思想的不同，性格气质的差异也是造成苏黄诗歌创作不同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缪钺等著,1987 年 [2]《五灯会元》,中华书局,普济著,1984年
[3]《论黄庭坚诗的艺术特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张承凤,2005年 [4]《苏东坡全集》,珠海出版社,苏轼著,1996年
[5]《山谷内集诗注》,商务印书馆,黄庭坚撰,任渊注,1983年 [6]《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巴蜀书社,[清]王文诰撰,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