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它并不像一间房子，房顶坏了，可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它，因为它自己本身上是一种系统，而它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35]后来他又在《再谈〈全盘西化〉》一文中说：“因为文化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关系，所以我们不能随意的取长去短。何况一谈到长短的问题，总免不去主观的成分。”[36]他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单位，各种文化也就是各个不同的单位，“因为这些不同的单位，有了连带关系和时势的趋向，以及西洋文化优胜的地位，所以取其一端，应当取其整体，牵其一发，往往会动到我们全身。文明或文化是不是有机整体？它是不是不可分的？科学的回答是否定的，下面从文化的可分性和后天习得性来说明文化不是有机体。其一，从文化或文明的可分性看文明不是有机体。在一个文化体系中，虽然各部分相互关联，但并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分开来的。反对全盘西化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吴景超批驳陈序经的“文化有机观”和“文化不可分论”，他在《建设问题与东西文化》一文中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的说法只含有部分的真理。我们可以承认火车头与轨道两种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男女同学与社交公开两种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我们决不能采纳西洋的火车头，一方面还保留中国的土路；也不能一方面采纳西洋的男女同学，而一方面还保留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但是，整个文化的各部，是否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分不开呢？我们采纳了西洋的电灯，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跳舞不可呢？采纳了西洋的科学，是否便非采纳西洋的基督教不可
呢？我们的答案，恐怕不会是肯定的。文化的各部分，有的是分不开的，有的是分得开的。别国的文化，有的我们很容易采纳，有的是无从采纳。”[38]后来他在《答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一文中又说：“假如文化各部分是分不开的，有如陈先生所说，那么全盘西化论说便可成立，便可无讨论之余地。因为我们早已采纳了西洋文化中的许多部分，而这些部分与其余的部分是分不开的，那么中国的全盘西化，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可惜这种文化分不开的理论，还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证明它。……我们都知道生产方法，是文化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要问陈先生，渔猎的文化与那种政治的文化，那种家庭的文化是分不开的？畜牧、农业等文化，又与那种政治的文化，那种家庭的文化是分不开的？……我们主张文化各部分有分不开的，也有分得开的，所以在西化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有选择之余地。张熙若先生也批判全盘西化论，他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一文中说：“全盘西化论者，在理论上，我认为有两个极不妥的地方。第一，全盘西化论者，至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以提倡全盘西化的主要理由，据他们自己说，是因为什么?文化单位是分不开的?。因为分不开，所以要接受便全盘接受，要拒绝便全盘拒绝。选择是不可能的，取舍是办不到的，这种理论我们可以叫做?单位定命论?。”他认为：“文化是多方面的，是很复杂的东西，它有的地方诚然是分不开的，但是有的地方却是分得开的。若是举列是必需的话，我们可以说现代工业与现代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这其间有因果关系，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现代工业。”“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在这方面是分不开的，
就断定它在任何方面都是分不开的。如果你一定要那样颟顸，就有许多不看面子的事实使你脸红。”“学了西人的精确的治学方法，不再去学他们见了女人就脱帽子，不见得有坏处。”“吃饭的决不能都改吃番菜，用筷子的决不能都全用刀叉。黄文山也曾指出“文化不可分说”在客观上是“站不住的”。他说：“全盘西化论者往往以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来比附?文化的分不开?。”又说：“在一切经验的文化体系中，其中的元素或?单位?，也有较重要的与较不重要的部分，较重要的部分，如果发生变更，其影响大。反之，其影响小。”他还说：“从联系性来看，有些部分，可说是基本的或中心的，有些部分可说是次要的或边缘的。中心改变，可以引起整个体系在结构上产生空前的革命，至于边缘变改，则其影响，有时简直微微不足道。”据上，文化或文明是可分的，不是有机的整体。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其中的若干部分是难以分开的，如一种先进的设备必须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才能会产生应有效率。一辆高速列车必须有相应的轨道和管理，否则就会发生事故。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物质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如伦理道德观、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仍变化不大。总之，与有机体相似的不可分的文化，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其二，从文化或文明的后天习得性看其文明不是有机体。 动物和植物等生物有机体的本能、反射等特性是先天性的，是靠遗传得来的。而文化却不同，是非遗传性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在其《论灵魂》一书中认为，灵魂如同蜡块一样，从外物接受印纹。17世纪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1632—1704）继承和发展了这个思想，批判了天赋观念说，提出“白板说”（theory of tabula rasa）。白板，拉丁文是tabula rasa，原指一种洁白无瑕的状态。西方哲学家用它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像白纸一样没有任何印迹。洛克认为，新生婴儿出生时心灵就像一块白纸或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最终都导源于经验。也就是说，所有人出生时的本能和特性，从生物角度看是相同的，而他们成年时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等全是后天通过学习获得的。[42]婴儿初生时基本上只是一个不具备知识的自然的机体，不存在任何社会和文化意识。无论是外显的还是内隐的文化，无论是可观察的文化还是不可观察的文化，都是后天习得的。每个人都需要吃饭，但饮食的方法，各民族均有所不同，如中国人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人需要吃饭是由生理决定的，但饮食的方法是由各民族的文化决定的。如果没有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儿童的心理发展是不可想像的。我们也可以狼孩的事例来反证文化的后天习得性。从小被狼攫取并由狼抚育起来的人类幼童，其行为和生活与狼相似，并不具有正常儿童的心理。世界上已知由狼哺育的幼童有10多个，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发现的两个狼孩。就目前所发现的狼孩来看，没有任何文化，其生活习性与狼一样，他们回到人类社会以后，有的还继续生活了几年，也未能恢复正常儿童的心理发展。狼孩的事例说明：人类的知识与才能不是天赋的，
直立行走和言语也并非天生的本能。所有这些都是后天社会实践和劳动的产物。
1917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罗伯（A.L. Kroeber）在《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发表《超有机体》（“The Superorganic”，一译《超机论》）一文，提出“文化超机体论”（cultural superorganism），认为文化是“超有机现象”（Superorganic phenomena），提出文化是“超生物性”或“超有机体性”的概念。[43]克罗伯在该文中首先批评了把社会和文化视为有机体的说法，并指出这一理论完全是受生物科学的影响，因而“将有机体发展规律的原理应用到文化的发展事实上”。[44]他认为文明或文化不是遗传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而生物有机体的能力主要是靠遗传。他说：“有机体的进化必然与遗传相关联；而社会的进化即文明的进步则不必与遗传相关联。”[45]他的超有机论，主要批判文化有机论和先天说，认为文化是人类独有的，“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体质与智力，这仅仅是程度的差异；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机体与社会”。生物有机体与“社会事物”（文化）的差别是本质上的差别。[46]作为一种物种，动物“没有社会，也因此而没有历史。然而人由两部分组成：他是有机实体，可以被视为实物，同时也是能够在其上书写的纸板。”[47]文化是自成一体的不同于生命物体的超机体。文化是超生命的、超心理的超有机体。文化包括语言、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婚姻制度、风俗习惯等，而这些都不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超生物”、“超有机体”的性质，同时也是“超个人”
的和“超心理”的。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轨迹和规律，每一种文化都不属于生物的范畴，与个人无关。
综上所述，文明或文化是可分的，不是有机的整体。文化或文明是后天习得的，并且是逐步习得的。根据这两点，我们可以认为，文明或文化不是生命有机体，因而其本身也就不可能自动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