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公元前180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
西汉末期的王莽时候，虎符发兵之制还严格地实行着。《汉书·王莽传》：“哀帝崩……（太皇太后）诏尚书，诸发兵符节、百官奏事，中黄门、期门兵皆属莽”。《资治通鉴》卷38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正月记：“四方皆以饥寒穷愁起为盗贼……州郡又不得擅发兵，贼由是遂不制”。翼平连率（相当于西汉太守）田况发民年十八以上四
万人，予以库兵，王莽下书让之曰：“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其罪乏兴。”次年，王莽派纳言大将军严尤，秩宗大将军陈茂击绿林、下江、新市兵，严尤谓陈茂曰：“遣将而不与兵符，必先请而后动，是犹绁韩卢而责之获也。”从严尤的话中，不难看出，新莽一朝，即使是战争时期，没有兵符也不能擅自发兵。目前所见传世新莽虎符有河平郡虎符、压戎郡虎符、广有郡虎符等，如河平郡虎符铭文“河平郡，左二”，“河平郡”即西汉平原郡，王莽时改名。
在历史上，虎符的形状、数量、刻铭以及尊卑也有很多较大的变化。从汉朝开始至隋朝，虎符均为铜质，骑缝刻铭以右为尊。自晋代起，虎符形态作昂首凸胸，通体饰虎皮纹，铭文改用凿款，有的还将铭文凿在胸或符阴。隋朝时改为麟符。到了唐代，唐高祖为避其祖李虎的名讳，废止虎符，改用黄铜做鱼形兵符，称为“鱼符”。武则天当朝后一度改为“龟符”，中宗年间又恢复为鱼符。鱼符也分左右两半，鱼首置孔，可系戴。符阴上端刻一“同”字，中缝处刻有“合同”两字，分开后，每半边符上只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代签约，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合同”一词由此而来。唐代除用作调兵所用兵符外，五品以上官员都随身佩戴鱼符。质地有金、银、铜3种，按职位高低佩戴。此外，还有通行宫门、城门的通行符等。
南宋时恢复使用虎符。元朝则用虎头牌，后世演变为铜牌。用铜牌代虎符的作法以西夏国最为典型。《宋史·夏国传》说元昊“发兵，
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带银牌传递敕命的使者称“银牌天使”或“带牌天使”，很受尊重。但这种银牌的实例无存。出土和传世的20余枚西夏符牌都是铜牌，包括敕走马牌、防守牌和宿卫牌3类，用以证明持牌者身分和所负使命的金属牌，上有西夏文铭记。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就藏有一面西夏的敕马燃亮铜牌，通长18．7厘米，牌面直径14．8厘米。圆形，为上下两部分插合而成。上部内刻双钩楷书西夏文“敕马燃亮”4字，意思是：敕令驿马昼夜急驰。此铭记即当时通用的汉文名称“敕走马牌”的意译；下部内刻4组如意云纹，沿刻有两道弦纹，其下部边沿有错银“编”字。此牌为传递紧急敕命时用的信牌。总之，铜虎符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特定产物，因它有认符不认人的缺点，故有其弊害，所以，在宋代使用了一阵子虎符、豹符之后，以牌代替了兵符，终于演完了“以令诸侯”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