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12国贸2班 姓名：张子晗 学号：4120516221 “安提戈涅之怨”的思考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讲述了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安提戈涅的哥哥波吕涅刻斯为了夺回王位，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与自己的兄弟忒拜王交战。两兄弟自相残杀，双双战死，而他们的舅父克瑞翁随之继任王位。克瑞翁为了惩罚叛国的波吕涅刻斯，下令将波吕涅刻斯暴尸荒野，不许任何人埋葬他。安提戈涅基于血缘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冒着生命危险，埋葬了她的兄弟，结果受到了克瑞翁的严惩。 这一文学作品引起了古今中外法学家的普遍关注和广泛讨论，其中不乏深刻而独到的法理解读。安提戈涅通常被解读为一位以自然法挑战人定恶法的女英雄，其对城邦法的控诉在法学中被称为“安提戈涅之怨”；而克瑞翁则是一个制定恶法，违背伦理的僭主，最终连妻儿都纷纷对抗他，先后自杀。 然而，克瑞翁真的是一位草菅人命的暴君吗？克瑞翁制定的惩罚叛国者的法令难道违反自然法的正义精神吗？安提戈涅所信奉的“最高的法律”到底是为人之理性辩识的自然法还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伦理？ 一、自然法与人定法 自然法的产生源于古希腊人对永恒正义的不懈追求，是人类理性和正义的化身。古罗马学者西塞罗认为，“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同时他还提出了“恶法非法”的概念，即违背自然法的人定法是恶法，不应得到遵守。因此自然法是反映自然本性，体现人类理性，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永恒法则；而人定法则应当符合自然，体现公平和正义。 《安提戈涅》的故事中，安提戈涅认为，死者应当得到安葬，她埋葬自己的兄长，只是违反了克瑞翁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的存在不限于今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法学家以此认为，安提戈涅是以永恒存在的自然法来对抗特定的人定法。 依照当时的宗教观，人们普遍信仰死后灵魂不灭，但不是升天堂，而是安乐墓中。虽然波吕涅刻斯是叛国者，但作为妹妹的安提戈涅，认为自己有义务为自己的哥哥找到灵魂的归宿，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让哥哥如土为安。正如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所言，安提戈涅“是热心去做一件寒心的事”。因此，真正促使安提戈涅以身试法的并不是其所谓的“最高的法律”，而是兄妹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可见，“安提戈涅把血缘关系提升到市民关系之上（公民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市民关系）” 而我们认为血缘关系并没有给人们违抗实在法的权利。我们理解安提戈涅对亲人的无限眷念，赞赏这位弱女子的无畏和献身精神，同情她面临亲情与法律冲突时不可避免的悲剧。然而，这里并不存在自然法与实在法的对抗，正义与邪恶的对抗，而是亲情与法律的冲突。她选择为叛国的亲人尽宗教义务，因而难逃法律制裁的厄运。 二、恶法非法 “恶法非法”的概念首先由西塞罗提出，他认为真正的法律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创造法律是为了公民的安全、国家的长久以及人们生活的安宁和幸福，相反，国家实施的“有害”的法规，理所当然不配被称为法律，因为这种法规无异于一伙强盗在其集团内部所可能制定的规则。 那么克瑞翁的禁葬令是否属于邪恶的不公正规则呢？当时的忒拜城，久经战乱，动荡不安。为了城邦的安定和繁荣，克瑞翁必须用法律来维持城邦的秩序，区别对待朋友和敌人。波吕涅刻斯率外邦军队前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忒拜城，危及城邦的安定和民众的生命；而厄忒俄克勒斯则是为了保卫城邦而战死。如果同等对待敌友，就意味对叛国行为的认可和对卫国行为的默然。同等对待敌友，不分是非，无论是对厄忒俄克勒斯，还是对所有的民众来说都是不公正的。“背叛是最大的祸害，它使城邦遭受毁灭，使家庭遭受破坏，使曾经并肩作战的兵士败下阵来。”可见，克瑞翁的禁葬令，正是为了惩罚叛国者，保障忒拜城邦民众的安全和安定生活。 安提戈涅控诉城邦法是基于亲情和基本伦理，但公共生活中的伦理原则也应当在相当程度上服从于管理国家的政治需要。反之，克瑞翁颁布禁葬令则是基于城邦和民众的利益。尽管公平和正义“具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但是其基本精神是不变的，即得其所应得，罚其所应罚。波吕涅刻斯死后得不到安葬的结局，正是他叛国行为所应当得到的惩罚，在这种意义上，克瑞翁的禁葬令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正义标准的。 三、情与法的冲突 冲突是戏剧的重要看点，而在《安提戈涅》这部戏剧中，至始至终贯穿着情与法的冲突。安提戈涅在亲情和法律之间选择了亲情，克瑞翁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失去了宝贵的亲情。再看海蒙，安提戈涅的未婚夫，刺杀父亲克瑞翁未遂最终徇情。克瑞翁的妻子欧律狄刻，也为孩子的死责怪他，随后也自杀身亡，而促使他们离去的也正是爱情和亲情的羁绊。在这场情与法的冲突中，双方各持己见，两败俱伤。 克瑞翁既是立法者，又是执法者。他的立法目的是为了惩罚叛国者，防范惟利是图的小人重蹈覆辙。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亲人会站出来，公然对抗法律，安提戈涅是他的外甥女，又是他未来的儿媳，这使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维持城邦的秩序，他选择了严惩安提戈涅。虽然克瑞翁惩罚安提戈涅的方式与先前规定不完全一致，并没有让群众“用石头砸死”她，但安提戈涅还是为其违法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尽管以现代法治的观点来看，克瑞翁的立法和执法过程，都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瑕疵和历史局限性，但至少在情与法的冲突中，他坚持了理性，捍卫了法律的尊严。 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今天，如何权衡情与法的冲突或许是《安提戈涅》留给现代人的另一个启示。倔强傲慢，为亲情英勇对抗城邦法的女英雄似乎少了几分理性，而看似不近人情的暴君，其实捍卫了法律。作为法律职业者，我们时刻面临着情与法的冲突。尤其是法官，面对情与法的冲突时，更应当保持理性的态度，不让正义的天平倾斜。以情代法，把感情凌驾于法律之上只会亵渎法律的尊严和权威。 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思考 一.苏格拉底之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什么。
关于这一点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以英国学者A?E?泰勒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认为，苏格拉底死于民主党的政治迫害。[②]苏格拉底经常抨击雅典民主政治，这使很多民主派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对他怀有戒心，早就想把他除之而后快。第二种解释是苏格拉底主动找死，希望以死来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换句话说苏格拉底是为真理而死。第三种解释，我们称之为“民众迫害说”。民众把追求真理的人视作破坏他们安宁的威胁。法国人让?布伦在其所著的《苏格拉底》一书中，认为是民众的鲁莽与怯懦，又有民主政体这种可以让民众的愚鲁和怯懦真正发挥作用的
条件，导致了苏格拉底之死这样的悲剧诞生。布伦认为像苏格拉底这样“在平庸的日常生活外追寻真理问题”的人往往会被列在人民公敌的黑名单上。[③] 下面是我们来做进一步分析。我们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来分析，先看主观的原因。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说，他的言行确实为针对他提出的指控提供了可能性。苏格拉底确实没有直接去否定过去的神，但他的很多主张，比如要求人们做心灵的转向，却是与过去以神为核心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其次，我们在《理想国》经常可以看到，苏格拉底用看似站不住脚的论点驳倒看似强大的论点，这确实有可能被扣上误导年轻人的帽子。因此，苏格拉底的言行遭到起诉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另外导致苏格拉底死亡的主观原因是他在法庭上的不妥协。他在法庭上桀骜不驯的态度，以及他毫不作出让步与妥协的表现，完全是出于苏格拉底自己的选择，换句话说，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表现可以影响到最终的判决，而这也是苏格拉底能够控制的，但他自己并没有选择那么做。这一点我们在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申辩》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苏格拉底与海尔莫盖尼斯的对话中，海尔莫盖尼斯对苏格拉底说，雅典的法庭常受到申辩言辞的影响，判无辜的人有罪或判有罪的人无罪，但苏格拉底却说：“现在，如果我还继续活下去，我知道龙钟老太就是不可避免的，目力变坏了，听觉减弱了，学习也越来越困难了，而且学过的东西也记不住了。当我感觉到自己精力不逮而怨天尤人的时候，怎么还能说我是在幸福的生活呢？正是由于神明恩待我，照顾我，他才使我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因为，如果我现在被判罪，很明显，那些判处我的人会让我考虑一种最容易的、是朋友最少感到痛苦。使死者被最多怀念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生命。当一个人不给朋友的心上留下任何可耻和不愉快的回忆，身体还保持着健康，心灵还能保持有爱的时候就安静地死去，这样的人又怎能不被怀念呢？当我们认为务必用一切方法寻找理由来逃避一死的时候，神明反对我们完全是正当的，因为很明显，这种方法如果成功了，就不进能像现在这样结束生命，反而要准备饱尝疾病痛苦、在充满各种不堪忍受的灾难而且毫无乐趣的晚年中死去。”[④]
从苏格拉底的这些受审前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表现是他早就设计好的，而且他已经预测到这样的表现会给自己带来死亡，但是他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坏事。因此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死亡，却是部分由于他自己的主观原因导致。
下面我们来看看苏格拉底被判死刑之后的表现，这一部分我们主要研究在柏拉图所著的《克里托篇》中，苏格拉底有哪些言论，以及这反映了苏格拉底什么样的态度。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多的挖掘苏格拉底选择死亡的原因。《克里托篇》明确的记载了他的学生们已经准备好贿赂看管他的守卫。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即使在被判死刑之后，仍然有活命的机会。苏格拉底拒绝逃跑的原因是因为他了解到他必须遵守这个城邦的法律，服从这个城邦的公民和法官、以及陪审团所审判的结果。否则他便会违反他与这个城邦的“契约”，而这样做是违背了苏格拉底所提倡的原则的。在这里,苏格拉底强调了自己不能“以恶治恶”的观点，
苏格拉底如果逃亡，一定会使种种非难降临到他的朋友头上。如果苏格拉底逃到法治昌明的城邦，那么结果必然是这些国家会认为他是破坏法律的人而对他不予接受。如果逃到无法无天的城邦，那么它只能沦为食客宠臣，寄人篱下，再不能像在雅典那样谈论。再次，如果他逃亡外邦，会使他的孩子成为外邦人。最后，如果他逃亡那么他死了之后依然要在阴间受到审判。
因此，我们说苏格拉底选择死亡既有现实的考虑也有自己价值理念的考虑。 看完了苏格拉底之死的主观原因，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客观原因。首先看制度上的原因：在古代的雅典，实行的是直接民主。在法庭上，陪审团由500人组成，在超过半数的陪审团成员认定某为被告有罪之后，该被告就会被判处为有罪。因此，当很多普通公民认为苏格拉底有罪之后，即便这样的指控不是十分有依据，也会造成苏格拉底被判有罪。这是古代雅典制度上的不足之处，它并不强调证据与逻辑，而是简单而过分地依赖于民众的判断。同时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直接民主容易受到蛊惑家的影响，民众在投票时往往容易忽略事实本身，而被某几位蛊惑者操纵情绪，在非理智与冷静的情况下进行判断与投票。在这方面，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蛊惑家克里昂成功的说服了公民大会，使公民大会免去了伯里克利在十将军委员会中的职务，从而间接地导致了雅典在战争中的失败。 因此，雅典本身的制度给苏格拉底之死提供了可能性。再看具体的原因：前面我们提到，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而走访了政治家、诗人、工匠等，得出的结论是：苏格拉底别人聪明的地方在于他知道自己是无知的。这也得罪了很多政治人物与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为了对付苏格拉底便以对神不敬的罪名和教唆年轻人的罪名对苏格拉底提出指控。也就是说，苏格拉底受审这件事情本身，反映了雅典城邦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因为各种原因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力量，想置苏格拉底于死地。
另外一个导致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的原因是民众的无知。我们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证实这一点：这在方面最好的佐证便是雅典人流放了地米斯托克利，一位伟大的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力在抵御波斯对希腊发动的进攻中功不可没。特别是在萨拉米湾海战以后，地米斯托克利得到了大批民众的拥戴和支持，他的威望如日中天。但是，雅典人害怕出现一个军事独裁者，结果地米斯托克利竟然被被陶片放逐，十年内不许他回到雅典。被放逐的地米斯托克利起先住在阿尔戈斯。不久有人得到地米斯托克利私通波斯的证据。于是雅典政府在整个希腊通缉他，地米斯托克利因此逃往波斯帝国。波斯国王想利用他的才智和巨大声望，没有伤害他而是给了他一块封地。他最终逃到了小亚细亚，这时的民众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如何对待地米斯托克力，开始管他叫叛徒了。后来，雅典军队在客蒙的率领下，对波斯不断发动进攻，波斯节节败退，波斯国王希望地米斯托克利能为自己效劳，率领军队与雅典军队作战，地米斯托克利觉得无法面对自己的祖国与军队，于是饮鸩自尽。
民众愚昧的故事同样发生在苏格拉底身上，只不过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力不同的一点是，苏格拉底并没有自己提出流芳，也没有在判死罪后逃离雅典，而是选择接受自己的命运。
不过我们要强调的重点并不是苏格拉底与地米斯托克力的命运有何不同，而是说雅典民众的鲁莽与无知确实给他们自己的城邦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毋庸置疑：雅典的民众是愚昧而无知的，他们在某些蛊惑家的煽动下会做出错误的、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因此，民众的无知和愚昧也是导致苏格拉底之死的重要的客观原因。
这些就是我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原因的看法.下面我们来探讨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意义。
二. 苏格拉底之死对于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意义
M.P.摩尔在为18世纪法国画家雅克·路易·大卫的名画〈苏格拉底之死〉的注解中说到：
“希腊的存在哲学本质上是对死亡的艺术追求，造成这一惊人的哲学革命的人正是苏格拉底，他的信仰远远早于后代大多数人信奉灵魂不朽宗教的那个时代；当然这也是因为柏拉图为之塑造了一个信仰不朽的灵魂对于可朽的肉体的优越性的超感的理智世界。在大卫男爵的画中苏格拉底保持着古典而优雅坚定的姿势，为他所崇尚的至善进行辩论，听者虽然表情各异，但是都为苏格拉底不朽的精神所感动。”
因此，苏格拉底之死给西方哲学的发展首要的贡献便是他的精神。在《斐多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苏格拉底临死前，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打发开，而去同他的学生斐多、西米亚斯、西帕斯、克利托等谈论灵魂永生的问题。不久，狱卒走了进来，说：“每当我传令要犯人服毒酒时，他们都怨恨诅咒我，但我必须执行上级命令。你是这里许多犯人中最高尚的人，所以我想你决不会恨我，而只会去怨恨那些要处死你的人，我现在受命执行命令，愿你少受些痛苦。别了，我的朋友。”说完泪流满面，离开了牢房。苏格拉底望着狱卒的背影说：“别了，朋友，我将按你说的去做。”然后他又掉转头来，和蔼地对那些青年说：“真是个好人，自我入狱以来，他天天来看望我，有时还跟我谈话，态度亲切。现在他又为我流泪，多善良的人呀！克利托，你过来，如果毒酒已准备好，就马上叫人去取来，否则请快点去调配。”克利托回答说：“据说有的犯人听到要处决了，总千方百计拖延时间，为的是可以享受一顿丰盛的晚餐。请你别心急，还有时间呢！”这时苏格拉底说：“诚然你说得对，那些人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延迟服毒酒就获得了某些东西；但对我来说，推迟服毒酒时间并不能获得什么，相反，那样吝惜生命而获得一顿美餐的行为在我看来应当受到鄙视，去拿酒来吧。请尊重我的要求。” 一会儿送毒酒的人来了，苏格拉底镇定自若，面不改色，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在场的人无不为将失去这样一位好友而悲泣。苏格拉底见状大为不悦，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我为了避免这种场面才打发走家里的人，常言道：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请大家坚强点！”苏格拉底接着在室内踱了一会儿，说自己两腿发麻，便躺了下来。送酒的人走过来摸了摸他的身体，觉得已没有热气。突然苏格拉底又喃喃地说：“克利托，咱们该向医药神祭献一只公鸡，去买一只，别疏忽。”说完，这位伟大的哲学家合上了眼，安静地离开了人世。[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