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媒体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差异原因探析 ——由日本媒体对“9.0级强震海啸”的报道内容谈起
突发事件以其特有的难以预测性、时间紧迫性、变化多端性、连锁反应性、高风险性成为记者和媒体趋之若鹜的“新闻 ”。在近些年，东西方国家都遭遇一些突发事件，中外媒体对于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存在着不同差异。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百年难得一遇的“9.0级强震海啸”，日本媒体的冷静和理性的报道方式赢得了全世界的目光和赞叹。而遥望
2008年，中国也遇到了百年难得一遇的汶川大地震，中国媒体在此次突发事件中也以突出的表现赢得了世界的掌声。本文以中日两国媒体对同一类新闻突发事件的报道入手，对双方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价值取向差异原因加以探析。
一， 新闻至上还是生命至上
新闻广泛的定义是：最新发生的人们未知、欲知、应知的事实的报道。而在报道突发性新闻事件时，受众对于这些突发性新闻事件的关注度会提高，特别时当突发性事件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时候，因为它可能为涉及到自身利益，受众希望能够通过对新闻事件的了解，求得一定的安全感。
在报道突发性新闻的时候，时常会涉及到生命。在新闻报道和拯救生命这两件事发生冲突的时候，普世的价值观会让我们选择先拯救生命。但作为记者，在这种事件，往往会出现选择性的偏差。
以汶川大地震为例，多家电视台派遣记者前往汶川，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的报道此次特大型的地震灾害新闻。在得知废墟中有存活者的时候，记者的长枪短炮一哄而上，对着存活者一顿猛拍，这样子不仅妨碍救援队的拯救，同时幸存者长期置于黑暗中，眼睛已经不适应强光，强光会对长期掩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的眼睛造成损害，甚至失明。若是因为记者第一次没有这样子的常识，那么在得知这医学知识后，就应该尽量的避免，但是在往后的新闻采访中，还是屡次犯这样子的错。如在水泥板下埋了72小时后的陈坚，身体已经严重虚弱。四川电视台某记者却不停地和他说话。为了配合直播，还拨通直播间的电话连线让陈坚说话。记者的现场煽情，使陈坚的情绪一直处于非常亢奋的状态。当他被救出时，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最后离我们而去。
陈坚离开人世后，网上对采访他的记者批评很多。记者为挖掘新闻，不惜耗费身体极度虚弱的被采访对象的有限的精力。虽然记者和陈坚的对话已被当作宝贵的视频资料广为传播，而受众分享这一信息的代价，乃是陈坚的生命。超出生命极限的采访，显然是地震采访中最大的失误和败笔。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现场肩负着传递新闻事实这一重要使命，但生命至上才是突发性灾难性新闻的第一要义，将新闻报道凌驾于生命之上，盲目追求新闻效应，这是违背了新闻传播的目的的。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海域发生里氏9.0级大地震，之后引发海啸、核泄漏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对日本本国乃至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这场百年不遇的大地震及其释放的破坏力相当于汶川地震的20倍，加之人们对于末日来临的想象，如果各传媒的实况主持人、现场记者，或者惊恐或者有意无意放大和传播恐惧，是可以预料得到受众的反应的。然而，从地震发生之始，日本NHK电视台却是用“普通人的反应”，在危机传播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专业主义。NHK的电视画面上几乎没有血淋淋的场面，没有灾民哭天抢地的镜头，没有对救援人员的采访，也没有采访记者煽情的报道。NHK选择将更多的镜头留给了地震现场，通过对于地震，海啸场面的直播，告诉灾民现在的灾难情况，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哪里可以获取到干净的水源和食物。这种报道方式更为理性。如果说煽情报道是
为了体现对灾民的人文关怀，那么NHK的这种理性报道，是从根本上体现了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值得一提的是，在NHK对海啸的直播画面中，不可避免的会给人带来胆颤心惊，但是NHK的现场直播画面只是有意识地避开了人员伤亡的细节表现，却从不避讳这样的惨烈场景。因为在他们开来，海啸画面的杀伤力虽然巨大，但是如果避而不谈的话，四起的谣言并会给受众带来恐惧，最后危及到国家的安全。同时，伴随直播画面的是不断更新的各地海啸高度的警报和服务性提醒，这都让公共媒体的价值选择显露无疑。
此外，NHK为了尊重受众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在震后第一时间，NHK 轮流使用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葡萄牙语等五种语言报道灾情，向在日本的外国人提示避难信息。这不但客观真实地报道了灾情，同时也安抚了民心，引导舆论向有利的方向发展。
同为突发性的地震新闻报道，中日两国媒体在新闻报道上的内容上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同。到底影响两者选择新闻至上还是生命至上的原因是什么呢？
（一） “认识论”态度决定外国媒体的对突发事件报道要新闻至上。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进行了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在新闻制度和新闻报道价值取向也是趋向西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虽有根据日本的国情进行调整，但核心的价值取向还是没有改变的。从此次的NHK对于“9.0级强震海啸”的报道重点，不难看出日本媒体对于新闻真实性持着的是“认识论”的态度。所谓“认识论”意义上的新闻真实，是指报道的新闻事实必须是准确、全面、完整的, 即不仅要求新闻事实、事件、现象本身是真实、客观的, 说明新闻事实、事件、现象的数据 (如规模、水平、程度、构成、比例等) 也必须是真实准确的。正因为日本媒体对新闻真实性持着这样子的态度，所以其在对突发性事件报道的时候，更侧重报道灾情，这种选择的本身既是尊重了新闻事实，也是体现了对于生命本身的尊重。这种从“认识论”意义上新闻事实价值取向出发，持续，全面、详尽、准确的报道突发灾难事件的还有美国的媒体。美国CNN1996年对
“环航7·17”空难的报道, 始终没有停留在对基本事实的报道上，充分利用媒体的优势, 以文字、图表新闻、统计新闻、精确新闻等各种报道手段,最大限度的还原新闻事件的真相，“增加了透明度, 避免了全国和全世界的猜疑、恐慌和谣言”, 从而使CNN 的公信力大大提高。
（二）中国媒体对于灾难性新闻报道方式还在探索。
相较于日本NHK对于灾难性新闻的报道，我国这些年来新闻媒体对于灾难性新闻的报道，除了及时客观地报道生命在灾难中的真实情况外，还力求调动受众的内心体验，让受众在看完新闻报道后，对受灾者产生同情和产生对生命的尊重。这种报道方式的好处在于，唤起受众对灾民的同情心，让受众把更多的目光投向灾民，对灾民伸出援手。而当灾民感受到这种关怀的时候，能够减少灾难对他们的创伤，安抚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觉得自己并非是被抛弃。可以说，在我国，对重大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还长期停留在“人情”报道的模式上。之所以会存在这种新闻报道模式，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文革的创伤下，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发展历史并没有很长，像日本NHK这种理性的报道方式的塑造是需要时间的。此外，“5·12 汶川地震”是 1949 年以来中国境内发生的震级最高、影响最大、伤亡人数最多的地质灾害 ，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 2008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公共议题。这使得包括央视媒体对于此次突发事件除了常规报道方式外，存在着更多探索性的报道。有探索就必定会存在着不足的地方，所以，中国媒体对汶川大地震的煽情的报道是一种对突发事件报道的新尝试。
二，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
在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外媒体都会对本国的政府领导对于突发事件的关注，采取的治理措施，或者现场的指挥情况等。这些对于领导人的报道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在灾难时期，新闻报道成为了各界很重要的了解灾情的工具，对灾民尤为重要。在收到灾难的重创下，如果新闻中没有出现领导人对于本次灾难的关注的报道，灾民在心理上会对政府产生怀疑和不信任，认为政府已经遗忘了他们，其次，媒体对于本国政府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是在向国外各国展示本国形象，所以无论在内在外，报道政府领导人处理突发事件是必须的。只是必须并不代表“过多”。在新闻的“五要素”中其中一个就是“何人（who ）”，在突发事件中，“何人”主要应该是受到突发事件牵连最大的一类人，媒体应该将更多的关注度投到这类人身上，而非将过多的关注度投入到受突发事件牵连较小甚至没有的一类人身上。在灾难性突发性事件上，毋庸置疑，“何人”应是灾民，媒体应该将目光放在灾民身上。但是灾难性报道究竟是以官为本还是以民为本，仍然考验着相当一些媒体。中外媒体又是怎样选择的呢？
以日本NHK媒体为例，3月11日下午, NHK正在直播国会辩论, 在地震开始前十几秒, 地震的紧急警报已经插进。随后,NHK地震发生的30秒内进行地震速报, 告诉人们什么地方发生了地震; 两分钟后, 快、准、全地报道震源、震中、地震强度和震级 (包括震中附近震级)。播报这些内容的同时，也会提醒人们要冷静，要地震停止后再收拾火种等注意事项。地震发生后, 后续报道各地灾情, 有哪些避难所, 受灾地区通信手段是什么; 也会报道哪个避难所需要多少水、多少毛毯、多少汽油、哪些药品、各避难所的具体人数, 告诉他们在震后怎样睡得比较安稳。NHK将报道重点放在了为灾民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上, 关注灾民及他们的需求成为日本媒体压倒一切的报道重点,。这正如NHK 驻北京记者北川熏就此报道方式说道：“在这样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我们要报道的。NHK 是公共电视台，我们考虑最多的就是国民，最怕失去的也是国民。”此外，我们可以在NHK 的报道中看到一些寻人启事的信息发布和诸如海啸退去后遗留的照片、书包等失物招领的画面, 体现了日本媒体关注震后灾民们的一系列行动和需求, 为其提供便利并进行必要的知识解释。从NHK对于9.0级强震海啸的报道内容来看，显然充分体现了其定位：“灾难中的媒体”，关注的是灾民, 一切以灾民为本, 鼓励灾民的自立、自救、自强。但其是否忽略了对政府在地震中作为呢？
答案是否定的。政府的官方长官在地震后也不断地举行记者见面会, 向媒体通报最新的信息和状况, NHK等新闻媒体再将这些信息传递给民众。日本媒体对于政府所做出的震后努力也是给予报道，这是为了安抚受灾群众的创伤和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
那中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又是否遵循着“以民为本”的原则呢？
以汶川大地震为报道例，新华社在地震发生10 多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一条快讯。中国媒体的这种对突发事件的播报速度相较于日本NHK对于地震的播报速度来说，是非常慢的，并且对于汶川地震报道的事件的第一条报道并不是以电视媒体的形式呈现给观众看到的，对于灾区的民众来说，新闻的价值性会有所降低。在地震发生后的一个小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5月12 日15时03分开始播发抗震救灾消息。其实在半个小时中，媒体是最能够为灾民提供有用的避难、自救等有用的信息，可是介于汶川地区电力、通讯等受破坏的多方面原因，我国媒体在汶川地震报道上只能是处于“播报消息”的位置，是向外界播报汶川地震这件事，而非向灾民提供更多有用的避难信息，这种新闻媒体的传播对象的选择是我国媒体在此次汶川地震最初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值得一提的是，央视新闻频道在没有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 , 于正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打出了“突发事件 ”的片头 , 并准确播报了地震发生的震中、震级、波及的范围。当日15时20分 ,央视打开直播窗口,开始了抗震救灾的 “不间断 ”直播 ,随时播报最新震情 ,使信息的 “横向流动”代替了单纯依赖政府统一口径的“垂直流动 ”。央视在汶川地震报道中, 及时发布了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 , 如实报道灾情动态、现场
救援、灾民安置、各界援助等信息,详尽客观地报道地震破坏的程度 , 及时更新伤亡人数。又如重庆市六个广播频道打破常规播出编排 , 实行地震重大事件特别直播报道 ,同步为市民报道权威机构发布的即时信息,并提供捐助、寻亲、求助等服务。这些信息与日本NHK所播报的信息都是如出一辙的，都是方便灾民。其实在这当中不难看出，中国媒体的此次突发事件的报道信息透明度高，给予灾民的信息达到最大化，使得广大群众在信息传播中了解了新闻事件的发展进度，已经群众自身意识到灾区的困难程度以及自己能够为灾区所做出的努力。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民本意识的体现。
尽管中国媒体在汶川地震上有着卓越的表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内地媒体记者长期以来对灾难突发事件报道的主体,是放在事件所引发的政府行为上。以央视媒体对于汶川地震的报道为例，其报道内容可以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对灾情动态、现场救援、灾民安置、各界援助四类等。在这四类当中，现场救援和灾民安置都与政府的联系尤为密切，所以媒体在这两个方面中对于政府的作为的报道非常多。现场救援报道中突出报道政府官员给出的重要指示，如何部署救灾以及官兵如何营救灾民，灾民安置中则突出报道政府官员已经安排了多少灾民，给灾民做出了哪些贡献等等。这种国家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努力是需要报道的，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体现了国家政府对于灾民的一种关注，一种以民为重的思想意识的体现，政府的这种行为通过媒体的报道，能够让身处于灾区中的群众的孤独感削弱。但再往深处探究，不难发现，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更倾向于对于政府行为的宣传。这种宣传能够让灾民知道政府为其所做出的努力，也能够让其得到一定的心理安慰，但是对于灾民来说，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应该是关于切身生存利益的，比如食物，饮用水，避难区地址。而中国媒体突出报道的现场救援和灾民安置中，这一类对于灾民有用的信息涉及得比较少，能够引导灾民进行自救的信息非常少。在这一点上，中国媒体为灾民提供的信息比如日本媒体的多。
在重官还是重民这个报道上，是因为导致中外媒体有着这样的差异呢？ （一）媒体的民本意识需要相对完善的机制准备和技术支持。
媒体的民本意识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机制准备和技术支持也是难以实施的。相比于救灾现场记者出镜报道过程的直播, 对于正在发生的灾难状态进行现场直播的难度更大、技术要求更高, 实现起来更难。由于灾难的突发性特点, 没有一系列的前期准备和机制保障, 是很难在灾难发生的一刹那抓住机会, 迅速启动直播的。日本媒体在地震后之所以能够快速的反应，准确的为灾民提供服务性新闻信息，这与日本国家本身是地震多发国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如何能够让地震预警信息最快速度的传达给群众，是日本政府和日本媒体想要解决的问题。NHK开发出一种技术，在重大自然灾害临时播放政府部门的警报，电视机可自动开机。日本政府在30分钟内会组成地震等灾害对策总部，采取各种救灾措施，各个地方政府也参与到救灾当中。日本媒体所能达到的这种高科技技术对于新闻报道的支持，是其在长期的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历练出来的，这种预见性机制准备和实用性的技术目前在中国仍然还未能做到。这是因我国自身通信条件所制约的。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汶川乃至更大范围的电力、通信等设施都尽毁于地震中，没有技术支持，想要传播有用的服务性信息给灾民是十分困难的。此外，我国在近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像汶川大地震这种特大类型的突发性自然灾害事件，媒体自然在此类的突发事件的机制完善和前期准备也是不够的。相对完善的机制准备和技术支持使得日本媒体在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比中国媒体更懂得去选择报道与灾民相关的报道内容，达到信息利用的最大值。
（二）国情不同，媒体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密切程度不同。 媒体的报道空间的大小和自由度，是依据每个国家不同国情而制定的。1987年 7月 18 日, 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发布《关于改进新闻报道若干问题的意见 》, 其中第五条规定: 重大自然灾害 (如地震、水灾等 ) 和灾难性事故 , 应及时作报道。关于地震、气象、洪水等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预报或预测 , 一般不作公开报道 , 需要报道时, 必须经国务
院有关领导部门批准 ,由新华社统一发布。在这个有关媒体报道的管理文件中, 我们能看到国家对新闻报道有一定的限制。我国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灾难性事故的报道上“管制”较为严格，是不希望一些不实的报道误导广大的群众，同时也不希望一些不实报道传入西方一些居心叵测的恶意歪邪中国形象的媒体耳中，变本加厉的抹黑中国的形象，这对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是极其严重的损坏，后果非常严重。正因为国家处于这样的考虑，所以多年来中国媒体的报道对于政府的依赖性非常强，突发性事件报道独立性比较弱，常年处于“失语”状态，也使得在对于政府灾后所做出的措施的新闻报道特别的浓墨重彩，“以官为本”的思想较为突出。
而相较于中国，日本NHK电视台是日本最大的广播电视机构，同时也是日本唯一的公共广播电视台。坚持不偏向政党的原则，也不能依靠政府出资或企业赞助。所以，日本NHK电视台的独立性相较于中国媒体来说，其独立性非常强，在新闻报道内容上，有着自己一套特定的选择法——在紧急的灾后报道中，国民需要的信息才是要报道的。正因如此，日本媒体对于政府震后努力给予了报道，但是更侧重于报道国民需要的信息，这样的报道方式既体现了其民本意识，坚持不偏向政党的原则，又彰显了国家政府的正面形象，使得广大的灾民感受到政府的关怀。而对于一个事实信息，报与不报、侧重点如何安排等，体现出一个媒体在新闻价值与舆论导向上的“平衡”技巧，并通过这种平衡性的把握，体现媒体的舆论导向。
三， 高唱赞歌还是深入反思
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新闻学说中有一个重要观点——发挥榜样的作用。列宁要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报刊，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正反两面的典型教育群众，认为这是报刊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毛泽东认为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以推动其他部门的工作。所以，典型报道成为了中国新闻传播工具常用的报道方法。正因如此，所以在各大型的新闻事件发生时，中国媒体都擅长于抓住事件中的典型性人物进行报道，在汶川大地震中也不例外。
汶川地震中，媒体对于谭千秋、袁文婷、向倩、苟晓超等英雄教师英雄事迹进行了铺天
盖地地报道，并且通过感人的音乐和对话逝者家属等方式可以增加报道的可观看性, 媒体希望通过这种报道方式激发观众普遍的心理情绪, 让观众获得心理和感官的刺激性满足, 引起对新闻节目的关注。同时，中国媒体对于企业和各种个人的捐款行为都是给予了大幅报道，希望通过此达到“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宣传效果。不得不说，中国媒体的这种浓墨重彩的典型性人物或者事件的报道是具有“高唱赞歌”的色彩的。这种报道更倾向于宣传一种危难中的英雄主义，这种报道的好处主要有两点，一是能够激起灾民们对于英雄的“崇拜”，获得一定的心理安慰；二是能够激起非灾民的新闻受众的同情心和关注，使得新闻受众对于灾区的人民更加的关注，并加入到抗震救灾当中，利于救灾工作的开展。而其不利之处则是对灾难配上旋律紧张而带有煽
动性的音乐, 勾起更多人伤感的情绪，使得一部分人沉浸在悲伤中，以及这种反复的宣传逝者事迹使得逝者的家人受到多轮的精神伤害。
这种“高唱赞歌”式的报道在日本的“9.0级强震海啸”是否又存在呢？
由于文化差异和国情的不同, 日本媒体并不特别强化和张扬“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的行为, 也没有对各种捐款活动、各个捐款方进行大幅报道, 只是以快讯告知民众索取物品的渠道。日本媒体一般不会在新闻里使用音乐, 不希望音乐影响新闻本身, 而受灾民众的悲伤与希望也不必用音乐来渲染。日本媒体也很少去对舍己救人的英雄人物进行渲染, 不是这些现象在灾难中不存在, 而是在日本媒体看来这些不是最重要的,相比起逝者, 对灾区生者的关注和给予切实的服务更实际、更重要、更有意义。淡化对悲伤和英雄事迹的描写，这种理性的报道方式使得新闻更加真实和实用。
“高唱赞歌”式的报道存在当然有它的好处，只是过于沉浸于“高唱赞歌”，对于新闻事件
的真相的反思则难以深入。
日本“9.0级强震海啸”发生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核泄漏的问题，日本以及各国媒体都把目光投向了核泄漏危机上。但随着核泄漏危机进一步恶化，日本媒体对于日本政府的质疑也越来越多，对菅直人内阁的指责渐渐显现。3月15日的 《朝曰新闻》发表文章，尽管报道了营直人 “我们绝对不会临危撤退”的决心，还是毫不客气地指出，“核电站事故增加，对应不足，政权的危机管理能力透露不足”、“相关部门提供的信息和事态把握的状况依然比较混乱”。当然媒体更多地还是首先把矛头对准东京电力公司。东海大学华人教授叶干荣在微博上记录了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藤本孝等六名干部鞠躬谢罪的场景：记者厉声逼问：“三号机组会不会堆心融解?!”藤本回答：“目前尚不清楚。”记者吼道：“把话说清楚了!到底会不会!别含混言辞!”他答：“情况是严峻的。”日本媒体的这种质疑的声音，无疑是对于新闻事件的真相的追溯，忠于新闻的表现。
由于国情和民主开放程度的不同，日本媒体这种“质疑”报道方式在中国是少见的。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有很多对中国存在误解的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发生的各项突发事件都是虎视眈眈，若是中国媒体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上的质疑的声音被居心叵测的一些西方国家媒体所曲解，这无疑是给我国形象的抹黑。中国媒体对于政府质疑的声音少，这也是与中国目前国家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有关的。受限于“制度”，中国的声音无法避免的就会少了。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日益开放，中国媒体越来越能自由地发出“中国的声音”。以央视为例，对于汶川地震等大型的突发事件，其都设置了电视评论员，和专家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这样做可以使报道变得更加人性化, 不会给观众留下一种居高临下的说教印象。媒体的“反思式”的质疑，报道对于新闻事实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仅是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更是彰显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是避免以后这种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更大的危害。
在众多理论和媒体的实践中，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从实际报道看，两种报道价值观念是处于相互融合的复杂状态，因此，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要根据不同国情，不同阶段，不同新闻受众的接受方式来对新闻信息进行筛选，但可以确定的是，以民为本，深入反思新闻事件真相将是我国媒体需要不断进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