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派和以郑玄为代表的通学派，他们是“道问学”的，而西汉的今文学派则更多的是“尊德性”，以董仲舒、公孙弘为代表他们把孔子当成素王，说孔子是“微言大义”的，这显然是儒法合流的延续，他们更注重义理的发挥而不是章句的梳理，但由于后来新文献的发现就使得今文学不能一家独尊，后来古文经就在政治的因素下迅速的发展起来，在东汉达到顶峰。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学基本上已经陷入了“道问学”的汪洋大海之中，沦入了文献主义的
泥潭之中，这个时候“尊德性”开始对“道问学”的繁杂进行反动，开启了魏晋的玄学时代。
魏晋基本上是主张“尊德性”的，玄学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解决儒学在本体论上的缺憾，从而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本体论的基础。在运用《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理论资源以后，恰逢佛教译经史上的大盛时代，般若空学与玄学合流，达到了玄学史上理论的最高峰。
佛教经典卷帙浩繁，但佛教本质上是反智识主义的，这在禅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隋唐佛教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大盛时代，宗派林立，僧尼遍布。梁启超先生在总结隋唐思想的时候用的就是“隋唐佛学”。隋唐统一以后，儒学也实现了南北学风的统一，在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中表现的格外突出，可以这么说，隋唐儒学是一个智识主义的时代，《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大纲，基本上天下的士大夫都是要背诵的，这是儒学智识主
义发展的一个时代。佛学在隋唐宗派林立，各种经典的注释也是浩如烟云，表面是智识主义的，但实际上佛教讲究“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这实际上表明佛教是假智识主义的，他们最后的目的是抛弃一切，达到空一切的境界。这在后来的禅宗中表现的更为具体，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更是反智识主义的了。道教在隋唐时期由于政治的原因也获得了三教并立的地位，而道教的理论本身是在先秦道家的理论基础上杂糅了中国民间的很多诸神崇拜而形成的一套体系，因此它基本上也是反智识主义的。
中唐以后，由于国家危机的加重，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反思，这时反智识主义的苗头再次兴起，当然这里面还有儒学本身在义理方面缺陷性的因素，为了与佛、道在理论上争锋和解决现实问题，儒家一方面回归原始经典，开始进入了一个重新解释经典的时代；另外一个方面就借助佛、道两家的理论体系为自己服务，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后来宋明理学与心学大盛，他们基本上走的都是“尊德性”的路子了。
清代的学术在开始基本生走得是“道问学”的路子，可是后来外国人进来了，国家内部也不安稳，所以那些士大夫们又一次开始走“尊德性”的路子，古文经学的义理基本上被宋明的理学大师们阐述完毕了，隔了将近两千年的今文经学又一次被拉上了历史舞台，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人就出来了。 三、后记
汉学与宋学之争本是清儒之争，笔者在借鉴余英时先生“智识主义”与“反智识主义”的理论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个自己的
梳理，浅薄之
极，贻笑大方。因为“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本不可分，清儒为门派之争而剑拔弩张，龚自珍也说“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这话是没错的，前文提到朱熹除了我们知道的创立了理学体系以外，还做了《四书章句集注》，这可是“道问学”的大作。而汉儒做“道问学”的功夫，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义理，“尊德性”与“道问学”本不可分，然而具体一个时代也确有两者之差异，而两者之间的作用却正是中国思想史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巨大的动力所在。
在这个基础上余英时先生在他的文章著述中已经大体的把宋明以降至清代中叶的内在理路分析的很具体了，而先宋的思想史研究中还很少有人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思想史研究方面的后辈，小子斗胆以此理论方法对中国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一个整体的脉络，以备日后之用，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尊德性”与“道问学”可谓朱陆异同的一大特点，谁前孰后是他们争论的一个焦点。近来，我学习的时间并不读，但对学与用思考的不少。我常想古人的思想是不是能给我们以启发，宋明理学是集前人之说的新创者，从朱陆身上能得到什么样的启发呢？
朱熹的理学虽然受禅学的影响，骨子里也与禅学的影子，但是他十分
反对逃儒归释。朱熹《杂学辩·张无垢中庸解辩》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愚谓‘见性’本释家语，盖一见则矣。儒者则曰‘知性’，既知之矣，又必有以养之而充之，以至于尽，其用力有渐，固非一日二日之功。日用之际一有懈焉，则几微之间所害多矣。”（《文集》七十二）佛家只求顿悟见性，儒者则重积累，用功夫于日用常行之际，推类总结而“知性”。朱熹格物致知论中提出博学—积累—贯通—推类的这样一条路径。朱熹认为才能感具体的事物着手，通过分析研究，并与相似事物作比较从中找到共同的东西，这样积累起来，通过人的思维就可以明白万物的共同之理了。朱熹所讲的博学，一是读书，二是认识具体事物。
陆九渊就不同了，他认为人们的体人途径，应该是“先发明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以至于在鹅湖之会上陆九渊提出“尧舜之前有何书可读”。陆九渊认为只要明心见性就可以了，读书无非是衬托而已。鹅湖之会上，陆九渊认为“先立乎其大者”就是“此心”，“此心”终究长久流传，并能发扬光大，认为朱熹的“道心”是支离事业；朱熹则认为圣人相传的“道统”就是“此心”，他的“道学”就是传承这个“道统”的，认为陆九渊的思想空疏、简易。
鹅湖之会后，朱熹一方面说陆学“其病却是尽废讲学
而专务践履”（《南轩文集》二十二，《答朱元晦》四十三朱熹复书）；另一方面他又自省“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
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架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了”（《陆九渊集·语录上》）。朱熹经过几年的思考，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在学习中不断培养自己的德行，发明本心，另一方面在发明本心中继续学习，以达到明心见性。后来陆九渊也与所悟，朱熹与吕祖谦写信说，“子寿学生又有兴国万人杰字正淳者亦佳，见来此相聚，云子静却教人读书讲学，亦得江西朋友书，亦云然。此亦皆济事也。”（《答吕伯恭八十一》，《文集》三十四）陆九渊不承认自己不教人读书，而是教的和别人一样。但他仍以尊德性为重。 其实，尊德性与道问学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古代以诗书传家的书香门第，总会有家训或其他的，但是后世仍会有不肖弟子。家训等固然是人行为的一种规范，但是它是死的。父母就不同了，或许父母的言传身教可以影响儿女的一生，不过又不仅如此。通过学习知识，在行为中体会知识，这样从父母身上得到素材，但又会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以后的认识就不会与他的父母一般了。
我在初中时，便提倡应该以品行为先，学习为次。纵然学习再好，品行不好，也难以为社会国家做出贡献，反之，如果用于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危害将更大。学知识不仅仅是为了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从学习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为什么我在思考学与用的问题上思考这个尊德性与道问学的问题呢？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我认为在学和用上，要一以贯之的注重道德修养的提高，并把它运用到实践当中；二、在学习宋明理学过程中，我对“气象”深信不疑，在读这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体会到这些哲人的道德水准，故而在学习中可以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三、人之所以
为人，就要尽到为人的责任，没有好的品质是不会做到这一点的。 今天在一刊物上看到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处境的不满，故然因为社会的某些不平等而造成种种不公正待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只要自己是为自己的事业或能给社会造福，也就没有什么可以争的了。有些人学东西是死的，不会活用，在尊德性与道问学问题上，需要活学活用，在日常用行当中将自己的优良品质表现出来，便把二者结合起来了。前两天，我写《孔子传》时，注意把道德与孔子生平结合在一起，全面反映孔子的一生。 这也就是我这几天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