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意义目
的何在？
内容摘要： 贺仲明《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一文全面否定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启蒙运动的积极意义，忽视了知识分子爱国、救国的实践活动，也忽视了众多中外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出于强烈的主观目的，在未进行认真研究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采取如此轻率的态度是不可取的，文中存在的明显的史实错误也需要指出。
关 键 词： 国民性批判 思想启蒙 独立性 实践精神
近年来质疑和反思近代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论著层出不穷，例如刘禾《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陈平原、陈国球主编《文学史》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周宁编著《世界之中国：域外中国形象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摩罗《国民性批判”是否可以终结?》(《中华读书报》2008年10月8日第14版)、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等。在此基础上，《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7期发表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的文章《国民性批判：一个文化的谎言》(以下简称“贺文”)。尽管批判和质疑几成热潮，但是像这样激烈地全盘否定国民性批判的文章，却让人很难不特别加以关注。 一、结论从何而来?
国民性问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本文的“近代”是从1840年至1949年，下同)，中外学者对此作了大量深入和细致的研究，基本上已达成共识，即把改造国民性的运动看作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要想质疑和推翻这一定论，当然需要提出充分的史实作为依据。然而贺文仅有的三处“参考文献”，没有一项是历史资料，都只是为了加强自己的论点而引述的结论性话语，其中还有一条是本人自引。文章表明作者并没有对其所论述的问题作相应研究，就得出了一些未经论证的结论。“论从史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只要是谈论历史问题，就都要遵循这个原则。因此贺文得出的结论是值得怀疑的。
文章断言：“所谓‘国民性批判’，不过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臆造出来的一个文化谎言，既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值得深入追问和反
思。”首先需要明确，“现代知识分子”具体是什么时候的和什么身份的——是当时改造国民性运动的参与者，还是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者?是知识分子的全体，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的话，又是哪一部分?具体何人，如何论述?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一谎言，以及如何制造等等。其次，这个“文化谎言”如何不符合
逻辑，如何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作者也没有充分的历史说明，更没有解释他用以作为参照系的究竟是什么逻辑。这些重要前提都没有交代，让人无法了解贺文这一令人震惊的结论究竟从何而来。 二、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流及起因
贺文说：“反思‘国民性批判’，首先需要从其源头——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谈起。虽然国民性批判思想萌芽于清末，但是真正成为中国的主导思想还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之后。辛亥革命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思想革命才是启蒙和发动民众最深刻、最合适的方式。于是，在知识界，就有了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和对国民性批判的大力提倡，思想启蒙也才成为时代中心话语——换句话说，正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才衬托出了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合理性，凸显了它的超越和进步。”
令人困惑的是，既然贺文在开首已断言国民性批判“缺乏历史的合理性，也不符合逻辑”，而紧接着又承认它具有“合理性”，岂非前后矛盾? 如果说这只是表述不清的话，那还可以忽略不究。问题是在这个论断中，贺文明显把源头搞错了，清末的思想并非只是“萌芽”，而是真正的源头。对于这个真正的源头，我们需要作较详细的介绍。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离虎口，流亡于日本。一方面客观条件不允许他继续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变法失败的教训使他认识到，政治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而国民素质恰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今后应该走自下而上的路，从教育人民做起。非常巧的是，在日本他极大地受到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中村正直等人的影响，由此信念更坚定。据郑匡民著《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介绍，福泽渝吉认为国民素质之高低，与其政治之良恶有直接的关系，从而提出改造日本国民性的思想和具体方案。日本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通过翻译西方进步思想家的著作，宣传改造人民性质的主张。当时不少日本学者强调，维新的真正意义应是“人民之一新”。只有人民之一新，才有政体之一新。明治思想启蒙运动就是在这种思想推动下掀起的，将改变日本国民的道德品格作为促进现代化的基本工作。据一些学者的分析，福泽渝吉的《劝学篇》就是一部日本的《新民说》。在自身体验和日本思想家的直接影响下，梁启超开始了造就新一代国民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此专门创办《新民丛报》，在“创刊词”中热情洋溢地疾呼：“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历时三年(1902年2月至1905年12月)连续发表不朽名著《新民说》(此前曾写作《新民议》不如《新民说》全面)，同时也发表其他知识分子介绍进步思想的文章。梁启超等人的宣传声势浩大，不仅直接作用于当时社会，而且为今后的思想启蒙运动打下了基础。在与“新民”运动几乎同时的立宪运动中，梁启超向国民大力宣传民主思想、介绍宪政知识，将国民教育引向民主建设的轨道。
台湾学者黄克武说：“《新民说》在问世之后就深受读者欢迎，可以说是中国新知识分子必读的一篇东西。因此此文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1]日本学者狭间直树赞誉梁启超是“文明的掌舵
人”，说“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近代中国的国民精神形成史上闪耀着光辉的重要篇章。”[2]
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其他著作在青年面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与中国现实的强烈对比极大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正像胡适所说的，《新民说》使他了解中国是一个老大的病夫民族，使他认识到在中国之外还有更高等的民族和高等的文化。胡适说梁启超的这一思想为中国思想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追求新文化，改造旧文化成为许多青年的理想。张君劢26岁时读了《新民说》，对之佩服不已，说《新民说》是改造国民脑子的无上良药。毛泽东对梁启超的文章爱不释手，有些可以背下来，还把自己组织的团体命名为“新民学会”。陈独秀大力提倡一切新事物：新心血、新人格、新国家、新家庭、新民族??同时批判中国人的一些坏品质：“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只知道天命，不知道尽人力。”以及批评中国人苟且偷生等等，[3]其言论和思路与梁启超的几乎相同。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基本是学梁启超的《新民说》和《少年中国说》而成。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清议报》、《新小说》等报刊，还寄给在国内的兄弟。鲁迅经常与挚友许寿棠讨论“中国国民性缺点”和“病根”问题，更通过作品深刻剖析国民缺点、尤其奴隶根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
正是在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五四时期掀起了又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只是这场运动参与者更多、范围更广、声势更大。五四的思想启蒙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国民性分析扩展到对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在思想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人们一般对清末和“五四”的两次思想启蒙运动比较熟悉，鲜为人知的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有第三次类似的思想运动。郑大华在《“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中介绍说，1806年拿破仑率军占领柏林，著名哲学家费希特不顾个人安危，发表《对德意志国民的演讲》，阐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力求树立民族自信心，同时无情地对德意志民族进行自我反省，认为德国的战败是民族利己主义造成的，并指出德意志民族要想复兴，必须铲除这些“腐败”和“自私自利”。最早向国人介绍费希特和这次演讲是在1915年，为了揭露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商议签订“二十一条”，唤醒国人对袁世凯卖国行径和日本侵略行径的正确认识，梁启超在北京《大中华》上发表《菲斯(即费希特)的人生天职论述评》，盛赞演讲是“最适于今日中国之良策”。不过当时中国只有很少人知道费希特。在20年代后，一些留德学生归国，又向国人大力宣传费希特的思想。到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达到极点，费希特的民族主义更受到了高度重视。张君劢等不少人都主张，在民族危亡的时刻，既要树立民族自信心，更要反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性，即“民族劣根性”，要以精神建设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而贺文忽略了这些大量史实，既没有分清改造国民性运动的源和流，也没有对它们做全面的把握。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改造国民性运动自有其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各自的动力和原因都不尽相同。无论哪一次，都不是贺文所简单
认定的“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进一步分析，启蒙思想家的行为既有共同背景，也有各人特殊的体验。例如，胡适、鲁迅、张君劢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这一点是共同的。胡适对美国先进文明的亲身体验、张君劢留德的体会等等都加强了他们对国民性的思考。鲁迅的个人体验更为复杂：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看中国人麻木旁观同胞受宰割幻灯片所受的刺激、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还有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影响等等。历史是复杂多样的，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考察，仅仅一个简单论断恐怕难以概括一切。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贺文通篇都没有论述知识分子对辛亥革命的“批判性放弃”是如何具体表达的——既然是“批判”，就应该有批判的言论——这不能不说是贺文的一大缺陷。 三、国民性批判的内容和目的是什么
贺文说，国民性批判的内涵十分简单。“按照一般的理解，国民性大体上就是指‘爱面子’、‘自我安慰和满足’、‘瞒和骗’，以及被抽象化的‘愚昧’、‘落后’、‘不觉醒’等。我们很难相信这就是被几代知识分子批判和改造的所谓‘民族性格’。”“如此简单而片面的‘国民性’内涵，却能成为一个民族知识分子数代人批判的目标，固然反映了知识分子思想本身的内在缺失，其中也许还蕴涵着知识分子某种程度的精神优越感。因为很简单，被知识分子作为‘国民性’代表和具体体现者(典型如阿Q)，正是以农民为代表的普通大众。”
上述对国民性的“概括”，据贺文说是“按照一般的理解”而来，但既然批评的是“几代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以鲁迅作为唯一的例子，也不能只将鲁迅笔下的阿Q作为“国民性”的代表和体现者。实际上，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揭示的国民性，远非如此而已。
从史实看，历次运动的众多参与者都没有把“爱面子”或“瞒和骗”当作主要批评对象。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批判的落后国民性内容广泛而且深刻。他认为与西方人和日本人相比，中国人缺乏以下多种优良品质：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观念、自治能力、尚武精神等等。梁启超批评最多的是奴隶性，也称“奴隶根性”，目的一是激励国人自强自立自尊、奋起反抗外国的侵略和殖民，二是变奴隶为国家的主人、反对专制统治。他认为中国人的奴隶性是专制政体造成的，因为国家视民众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众也就自视为奴隶。奴隶不管主人的事，所以就不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拟讨专制政体檄》中说：“我辈无爱国心，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无尚武精神，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我辈卑屈，罪也。然非我辈之罪也，专制政体使然也。”[4]梁启超总结道：“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5]
梁启超所说的国民性大都属于政治观念，主要表现为国民的政治素质。他认为权利义务思想、以及公德和国家思想是产生爱国心的基础。进一步看，落后的国民性自然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良好的国民性则是现代化的基础。这种认识与那些“爱面子”之类无关痛痒、不着边际的“国民性”有着根本的区别。
贺文多次强调他所要反对的是“单纯的国民性批判”，然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发起的是一整个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包括批判落后国民性和建设良好国民性两项工作，绝不是“单纯的国民性批判”。
梁启超说：“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6]批判落后国民性是为了改造旧国民，培养新国民。他要塑造的“新民”是具有自由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国家思想、利群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以及自治、自尊、自立观念的新国民。建设新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新民身上：“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7]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时刻，知识分子也是在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前提下才批判落后国民性。
由此可见，贺文显然不了解甚至误解了梁启超和众多知识分子的思想。 四、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
贺文指责知识分子只有批判，没有建设;只有空谈，没有行动;把启蒙运动说成是“单纯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单纯的思想运动，却没看到知识分子的全面的实践活动。对国民性批判的认识过于表面化、简单化是这一认识的根源。贺文说：“中国启蒙运动崇尚空疏，放弃实践传统，是其最大的内伤。”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在坚持思想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实践性的方式投入社会改造和建设。”但在这里恐怕是混淆了概念，把具有思想建设意义的“思想启蒙”排除在实践之外，以为只有政治行动之类的实际活动才是实践。其实，思想启蒙本身就是实践，是为了实现人的现代化，同时又是直接为政治实践服务的。
进一步看，知识分子全体并没有如贺文所说放弃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贺文承认仅有少部分知识分子继承了辛亥革命的实践精神，其所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蔡锷等人参与的“二次革命”。这里出现了明显的错误：“二次革命”是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于1913年发起的讨袁之役，由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引起。而蔡锷参与的是1915年进步党人联合西南军阀进行的护国战争，也即史学界所说的“护国反袁运动”。实际上这一运动是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发起和领导的。狭间直树说：“梁启超的一生，是为世人瞩目的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他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活动，博得了世人的喝彩。适值43岁的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点燃了倒袁的火种。袁世凯曾企图用十万元来收买此文而未果。十万元这一数目，从那一时代的劳动工人的月收入仅为十元，而此前袁世凯雇人暗杀孙文的赏金也是十万元即可想而知。”[8](看来梁启超的一篇文章抵得上孙文的一颗人头。)
当时蔡锷赴西南前线、向袁世凯宣战，梁启超本人则在上海指挥全盘、开展外交活动及筹措经费、动员民众。然而，云南起义后的三个月中，蔡锷几乎是孤军作战，眼看就要全军覆没。梁启超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亲赴西南，取得当地军阀等多方面的支持。反袁力量迅速扭转被动局面，最终赢得胜利。梁启超成功地发动和领导护国反袁运动，被人们誉为再造共和的英雄。袁世凯死后，又发生张勋复辟事件，梁启超说服段祺瑞举行“马场誓师”，结束复辟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