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这玩意儿也可以啊,觉得应该有市场,有前途。当时那个是日本进口的,要11万多元一台。我1993年不是买了刻字机吗?那个时候在国内复印店基本像引发了一场革命一样,后来几乎所有的复印店都有了刻字机。这样我就认为写真机应该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我就决定生产这个东西了。”
2004年曾文辉在福建厦门投资生产写真机,开始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基本处于组装阶段,即从国外进口配件,在国内组装生产。在生产的过程中,曾文辉发现写真机与绘图仪功能应该可以合一,带着这个大胆的想法,曾文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合作,终于生产出了具备写真绘图功能的写真机,这在当时国内属于首创。现在这个设备不仅畅销国内,还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邹干丁和曾树深也是通过这种方式走上了办公设备制造。邹干丁的朋友曾辉从中国香港进口了一台胶装机,当时两人认为这个东西应该有市场,因此决定投资制造,他们也走了一条先组装再研发生产的道路。曾树深的打字机零配件生产来自于珠海打字机通用耗材产业的集群效应,按曾树深的说法,全球60%的打字机通用耗材零件都是在珠海生产的,在经营打字机零配件时,曾树深认为有些零配件可以制造,于是开始投资生产。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很多新化复印产业的从业者都经历了阶梯式发展的各个发展层,比如曾文辉,其先后修过打字机,开过复印店,修过复印机,卖过二手复印机,现在制造写真机,其他新化从业者的从业履历可能没有这么完整,但经历过几个发展层的则大有人在。也就是新化复印产业的生命史,同时也是新化从业者的生命史,个人的生命编织进了产业的生命。
7 结 论
可以看到,新化县的复印产业是从易代兴、易代育兄弟等新化县城里的人开始,但却由洋溪镇的邹联经等人来壮大的,为什么?这就必须从关键人物的关键作用以及新化县城和洋溪镇的社会结构来解释。
在新化复印产业的早期发展中,邹联经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正是对邹联经这个技术人员的安排,使得新化县打字机维修厂设在洋溪镇,从而使得洋溪镇的维修人员占据制度性优势和合法性身份。同时,邹联经一直是先进维修技术的扩散者,1977年之后,他先后到上海打字机厂、上海速印机厂以及上海誊影机厂做学徒工,学得精湛的维修技术,并且先后带了打字机等设备回洋溪镇带学徒,办培训班,现场示范,带出了大量维修技术人员,由此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技术扩散效应。
从社会结构来看,洋溪镇是一个同质性的乡土社会结构。虽然易代育、易代兴、袁锡楚等新化县城人也带出了一些徒弟,但由于他们县城社会关系有限,这就使得县城里学习维修技术的人有限。但邹联经所在的洋溪镇这个乡土社会,其间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密密麻麻,
相互交织。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几万人都吃不饱饭的农业社会。一面是在家吃不饱饭,一面是出去维修挣大钱,这种巨大的反差使得打字机维修技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沿着地缘关系等网络迅速扩散,从而使得洋溪镇成为新化复印产业的扩散中心。
新化复印产业生命史同时也是产业升级的历史,并呈现阶梯式的发展模式。其具体表现就是一个发展阶段还没有结束,奠基在其基础上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就已经开始,如此多个发展层一层一层地累积,譬如错开的木板。新化复印产业“阶梯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利益预期下新化人对新设备以及新技术的天然的亲和性。正是不断地随着产业共进步,不断学习紧跟产业发展潮流,才使得新化复印产业不断地发展壮大,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从产业的长远发展来看,二手复印机肯定只是新化复印产业的一段插曲。按龙三沅的看法,二手复印机产业在中国至少还有30～50年的生命周期。如果中国的办公自动化普及能够达到日本、美国那样的水平,如果中国的复印机国产化能够再度起飞,那么,二手复印机肯定要退出历史舞台。那时,新化人复印产业的“阶梯式”发展也将通过路径依赖式的循环累积,不断与时俱进,从而进入更高、更远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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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军旗,男,河南汝南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