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宫秋》是马致远著名的历史剧，写汉元帝和王昭君的故事。但作者并未拘于史实，而是根据自己的现实感受和主观感情，对其进行了创造性的改编。作品改变汉元帝主动将王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实，突出毛延寿卖国投敌，唆便匈奴出兵威胁，强行索取王昭君，最后王昭君在汉蕃交界处投江自杀。将汉朝的“和亲”之举视为国家衰弱的象征，写历史兴亡之感，借昭君之恨抒发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情绪，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揭示了汉元帝昏庸软弱、贪淫好色的真面目。当然，把汉元帝写成一个忠于爱情的风流天子，确是有意无意的美化。此剧主要通过内容的精心安排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国家安危，竟只靠一个弱女子出塞和亲来维系，她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是对昏君、庸臣和卖国者的抗议。从具体的艺术表现说，作者在剧中用了许多声情并茂的唱词表现汉元帝失去昭君时的离别之恨和思念之苦，意境优美，音节嘹亮跌宕，字字含情，苍凉凄楚，极富艺术感染力。
2. 简述《梧桐雨》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梧桐雨》直接取材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但基本思想倾向和意境情调，均与原作有很大不同。《长恨歌》在涉及李隆基和杨玉环关系时，有意掩盖了李隆基夺儿媳的丑行，而《梧桐雨》不但一开始就交待了李隆基夺儿媳的过程，而且还揭露了杨贵妃和安禄山之间的秘情。故《梧》剧显然不是要歌颂李、杨的爱情，而是通过对李、杨故事的描写，抒写人世沧桑之感，并借剧中人物李隆基晚年孤独凄苦的处境和悔恨哀怨的感受，表达作者自己对战乱不幸生活的切身体验。此剧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作者将李、杨故事放到这一急剧变化的历史背景上来表现，并将全剧的重心和高潮放在第四折，写战乱平息后，失去贵妃和权位的唐明皇的孤寂生活，并着重写他在秋夜雨声中回忆往事的心理感受，情景交融，动人心魄。而作品的更动人之处，还在于剧中处处融进了作者自己对战乱不幸的切身体验，借剧中人物表达自己的感受。
3. 简述《倩女离魂》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表现才子佳人缠绵情爱的旦角戏的代表作。此剧根据唐人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主要是写张倩女因热恋书生王文举而魂不附体的一段爱情故事。
离魂是剧中的主要情节，作者处理比较巧妙和出色。张倩女因坠入情网不能自拔，而张老夫人则要王文举取得功名后才能成亲。自送别王文举后，倩女即卧病不起。终因相思太切而灵魂出窍，追随王文举而去，直至三年后，其灵魂才随衣锦还乡的丈夫归来，与留在家中的病体附合。由于将倩女的灵魂与躯体分开，作者一方面可以细致真切地表现她灵魂无拘无束时的大胆与执著，写出其不愿受封建伦理道德束缚而追求婚姻自由的真性情；另一方面，则可通过其病体所受的折磨，反映现实生活中多情女子相恋的痛苫。这样就理当时闺阁佳人渴望恋爱自由的心理，以及忍受封建礼教禁锢的压抑、痛苫，惟妙惟肖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4. 简述《三国演义》的拥刘反曹倾向及小说的悲剧意义。
《三国演义》具有“拥刘反曹”的倾向，在作品中，作者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可能的正面美好因素全部赋予了刘备集团一方。然而这样一批在道德、智慧、品质和勇武方面都无与伦比的人间精英，却一步步地走向衰败，以至最后的灭亡，并且突出了刘备集团走向失败的内因——把“义”放在首位，把政治放在第二位，常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和克服政治利益。美好事物的毁灭是产生悲剧的重要原因，而《三国演义》中强烈的拥刘反曹倾向和最后三分归晋的结局，赋予刘备集团最美好的东西，而又将其置于最早失败的境地，都充分表明了这部小说的悲剧精神，是一部便读者受到强烈的悲剧美的冲击、品尝到悲剧美感韵味的优秀悲剧作品。
5. 简述《西游记》人物塑造的特色。
《西游记》在塑造人物形象上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将动物的形态、神魔的法力和人的意志精神三者有机地融为一体，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即集动物性、神性和人性于一身，产生了形貌各异、个性独特而又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如孙悟空：他形态上是猴子，这是他的动物特征；他善于变化，能识破和战胜一切妖魔，这是他的神仙本领；他大公无私、勇猛机智，而争强好胜、爱出风头等，又是人的精神品格，而这三者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他身上。
6. 简述《金瓶梅》对世情小说发展的贡献。 在《金瓶梅》之前，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和神魔小说《西游记》，作为三种类型小说的典范相继问世，而唯有反映市井现实生活的小说尚未有与之抗衡的巨著，这正是《金瓶梅》在小说题材方面的历史使命和用武之地。它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生活中人们都可以遇到的平平常常的人、普普通通的境、琐琐屑屑的事，便全书浸透着“俗”的色彩。这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描写对象从远离人间的神魔和历史人物，走向普通人的生活，而体现出文学向“人”自身的靠拢和文学本位的复归。同时，它也为世情小说的大批涌现，打出了自张一军的旗帜。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金瓶梅》的开路作用，就没有《红楼梦》的出现。
7. 简述归有光的文学主张及散文创作。 归有光和唐宋派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对当时声势煊赫的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和模拟文风表示不满，主张为文要根于六经，提倡道德。但他的主张又与王慎中、唐顺之有所不同：他提倡的“道”并非宋代理学，而是传统的儒教；尤为重要的是他在提倡重道的同时，特别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正因他重视文学的抒情作用，故其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均以感情真挚、通俗畅达著称，多于简洁淡雅的笔墨中透露出深挚的感情，一唱三叹，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外。这些文章虽不多，但当时在文坛引起颇大震动，奠定了他在明代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
50. 张岱的小品文题材广泛，茶楼酒肆、歌馆、妓院、斗鸡走狗、工艺书画、风俗文物，乃至山水人物，无不人其文。《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等为其代表作。他的小品文能将公安三袁的清新洒脱之笔法和竟陵派钟惺、谭元春的幽深冷峭之意境熔为一炉，又能避免两派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兼诸家之美，堪称晚明小品散文之集大成者。
8. 简述《儒林外史》的结构特点。
《儒林外史》有其匠心独运的结构特征，它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和主要情节，而是分别以一个或几个人物为中心，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看起来松散，实际上并非“有枝无干”。作者追求表面松散而内中见骨的散点透视原则，“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将那些松散的情节和人物全部统摄于八股取士摧残人的心灵和人格这一主旋律上，从而达到结构方式与内容表达的完美统一。
9．略述龚自珍的诗歌创作
龚自珍是才气过人而又得风气之先的文学家兼思想家。他提出“尊情”、“尊史”的变革的文学观。他有很高的自我期许，却一生困厄下僚。他饱经忧患，哀乐过人，更深切地感受着时代所给予他精神上、心灵上的震颤和痛苦，深深体味着内心世界的种种：怨愤中夹杂着豪迈，感伤中包容着热情，颓唐而又执着。郁闷而有理想。“少年”与“童心”是他诗中引人注目的意
象，是他心目中青春生命和理想的象征；他对人才被压抑的惯懑，他渴望和呼唤“不拘一格降人才”；他的诗充满批判精神和显露出批判的锋芒，表现出自己狂傲的性格。他的诗多为抒发主观感情之作，想象丰富奇诡，语言璀灿瑰丽而又具狂霸之气，形成了“幽想杂奇语”、“哀艳杂雄奇”、“郁怒情深两擅场”的迷人风格，受到清末民初众多文学家的喜爱或迷恋，在当时及近代诗坛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0、 试论《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艺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从情节安排和结构技巧上看，剧情曲折，结构巧妙合理。全剧从两条线索来展开剧情：以张生、莺莺和红娘与老夫人间的矛盾冲突为主线，以崔、张和红娘三人之间的性格冲突为副线，二者相互交错、制约，极富戏剧性。
（2）体制上有突破。它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用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连台本戏；并且打破了元剧一人主唱的通例，在若干折戏里采用了旦、末轮唱的方式。这种突破与创新，对安排剧情、刻画人物，都起了很好作用。
（3）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作者主要是把人物放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通过人物自身的言行来塑造人物，使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更加巧妙合理地结合，使人物性格鲜明，形象生动。
（4）优美的词章，高度的语言技巧。作者精心安排了抒情诗般的歌唱语言和潜台词丰富的道白语言，使人物语言充分戏剧化和个性化。对创造戏剧氛围、表达人物的深层次感情，起了极好的作用。
11、 试论《窦娥冤》中窦娥的形象以及此剧的悲剧艺术特色
《窦娥冤》中的窦娥是封建社会里“孝女”和“节妇”的典型。她身世悲苦，却默默忍受着现实社会强加给她的深重苦难。她安分守己，善良温顺。为了婆婆，她可以忍受皮肉之苦，蒙受不白之冤，甚至付出年轻的生命。她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元朝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的做人的标准，具有孝顺、贞节、善良等高尚道德。
但她同时又具有刚强的性格。她不满婆婆的引狼入室，坚决拒绝张驴儿的非礼，面对张驴儿的诬陷威胁毫不畏缩，毅然决然选择见官。尤其是她蒙冤受屈被推上刑场时，她悲愤地叱天骂地，指责天地好歹不分，贤愚不辨，表现出对社会制度的大胆怀疑和强烈批判。她临死发下的三桩誓愿，是用生命所作的抗争。死后，她不屈的鬼魂又继续奋斗，直至沉冤昭雪，恶人受惩。
此剧的悲剧艺术特色集中体现在作者成功地刻画了窦娥这一悲剧形象。剧中的情节安排、高潮出现，都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把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旋涡中心。窦娥几乎承受了封建社会下层妇女所承受的一切不幸。是封建礼教、封建吏制、社会无赖等各种恶势力共同残害的牺牲品。她是元代社会的产物，又是一个悲剧的典型，具有感天动地的艺术魅力。
12、 试论《三国演义》艺术构思的特点以及人物塑造的方法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就是其运用虚实相间的艺术观念，正确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问题。章学诚曾指出《三国演义》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从文学的角度看，此说是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所谓“七分实事”是指作品的主要框架、主要人物、主要事件是按照史书记载的真实情况来设计和组织安排的，从而给人以基本的历史真实感；“三分虚构”则是指在人物和事件的细节描绘上，尽量采用民间传闻的精采片断，并附之以作者本人的虚构，使之在不影响基本历史真实的前提下，最大可能地增强故事和人物的艺术魅力，全实则死，全虚则诞。罗贯中游刃有余地运用了虚实相间的手法，取得了极大的成
功，并为后来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典范。作者在对作品进行艺术构思时，主要采用了似下几种技法：
（1）细心穿插，巧于构思。即对各种史料重新组织，达到点铁成金的效果。
（2）于史无征，采用传说。对于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需要而正史中又无依据的内容，大胆采用民间传说，以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含量。
（3）本末倒置，改变史实。即将个别事件加以改动而成为新的情节因素。 （4）张冠李戴，移花接木。
（5）妙笔生花，善于铺叙。即将史书中有关情节的简略记载加以渲染铺叙。
《三国演义》在人物塑造方法方面，采用了类型化的手法。类型化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为一般而寻找特殊，共性对个性占有突出的优势，直接以比较纯净的形态呈出。《三国演义》中类型化人物典型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
（1）单一性。即重要形象都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特征，它在形象内部诸因素中占决定性位置，这一特征足以托起整个形象。
（2）稳定性。即人物的主要特征及其他因素基本上稳定不变，处于古典的静穆状态，强调本质、一致、必然、普遍，不强调性格变化，使主要人物特征反复出现在不同事件中，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3）和谐性。即让人物形象内部诸因素基本上处在古典式的和谐之中，回避性格复杂性。体现一种中和之美。这种和谐性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回避现象与本质的矛盾，使现象能比较直接地表现本质；二是回避理智与感情有矛盾，保持人物单一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是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祖，但它一出世便将中国古代小说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法推向了顶峰，成为古代文学中类型化艺术的光辉范本，创造了一系列千古不朽的人物典型。
13、 试论《水浒传》人物塑造的特点以及小说语言的特色 《水浒传》把塑造绿林豪侠英雄作为自己的最高艺术追求，开始了从类型化人物向性格化人物过渡。一方面，作品中的绿林豪侠继承了古代英雄的特征，作为“勇”和“力”的化身，具有类型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体现了社会下层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道德思想和生活情趣，具有较为突出的个性特征，具有一定的个性化典型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
（1）传奇性与现实性，超人与凡人的结合。即既写人物的传奇色彩和超人之处，又写他们的性格弱点和成长过程，避免了因过分夸张而失真的毛病。
（2）惊奇与逼真的结合。即整个故事情节的高度夸张和具体细节的严恪真实的融合，使其既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又让人觉得真实可信。
（3）粗线条勾勒与工笔细描的结合。即用讲故事的办法，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情节，勾勒出人物性格的轮廓，然后用工笔细描的方法，描绘人物的音容笑貌，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 （4）稳定与变化，单一与丰富的结合。即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在稳定中求变化，单一中求丰富，其性格既有主调，又有多个侧面。
《水浒传》的语言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说话”艺术的语言恃色。它以北方口语主要是山东一带口语为基础，加工成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主要特色是：简洁明决，生动含蓄，表现力很强；写人叙事，多用白描，不用长段抒写，往往用几个字便便意态毕肖。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个性也很突出。书中绿林好汉的语言，往往能符合其身份、个性和神态。
14、 试论《牡丹亭》的浪漫主义特色
（1）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作品的非现实题材及其“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决定了它必然采用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手法。该剧在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情节荒诞离奇，现实生活中必无，只能于幻想中出现。好多情节无不充满着理想主
义的色彩。而正是这一系列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才构成了此剧结构的骨架和支柱，为表达“情之所必有”这一主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是此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色彩，即充满诗的意境。在剧中，作者以抒情诗人的气质，运用抒情诗的手法，去深刻揭示人物内心的感情。剧中很多曲词能将抒情、写景和人物塑造融为一体，文采斐然，美不胜收。
15、 试论《长生殿》中爱情描写与政治批判之关系 《长生殿》一方面对李杨的真挚爱情给予热情的歌颂和赞美，另一方面对他们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灾难、危害表示了不满和抨击。剧中李杨“占了情场”与“弛了朝纲”的矛盾，是作者探索人生哲理的一个外显层次，他的内在追求是从中挖掘其哲理蕴含，即忘我的爱情与其社会角色的矛盾是永远难以克服和弥合的人类永恒的遗憾。《长生殿》主张用佛家出世来超越和解决这个矛盾。因此《长生殿》的主题实际上包括了相互联系着的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李杨乐极生悲的故事，总结福祸互倚的人生哲理以垂诫后世；二是让李杨二人在历尽劫难、遍尝悲欢离合的人生况味后大彻大悟，终于跳出爱河，以佛家的色空观念否定了他们的情欲，宣布“情缘总归虚幻”，促使沉迷者“蘧然梦觉”。
16、 论《桃花扇》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 《桃花扇》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作者将南明王朝覆灭的原因归罪于马士英、阮大铖等“魏阉之余孽”，同时也将他们安排为李侯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从三个方面对这帮祸国殃民的权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1）他们迎福王为弘光帝，并非为了中兴复国，而是出于自己之秘利，唆使福王声色犬马，荒淫无度，他们自己则趁机大权独揽，卖官鬻爵，党同伐异。
（2）清兵南下之际，国势危急之时，他们或跑或降，一副无耻嘴脸。
（3）通过他们与侯李关系的始末，具体揭露了他们“殃民”的劣迹。在侯、李爱情悲欢离合的发展过程中，阮大铖是阻挠破坏和悲剧制造者的角色。这样，剧中就把南明王朝覆亡和侯、李爱情悲剧的责任，都归结到马、阮等权奸身上。但作品并不以指斥权奸祸国殃民力最终目的，没有落入大团圆的俗套，而是以侯、李二人大彻大悟的出家作为他们劫后重逢之后最终的人生归宿，即用苦涩和失落取代了浅薄的认识和廉价的慰籍，使剧作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纵深感和人生哲理感，其立意远远超超出了一般的历史剧和爱情剧。 《桃花扇》一剧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从现实来看。《桃花扇》的思想指归表现了清初文人在阅尽社会统治的沧桑巨变后对社会政治失去信心而产生的逃避心理状态；从文化传统上看，它又是长期以来个体对社会的依附关系一旦失去平衡后，人们难以承受，因而恐慌失落的心态的反映，从而揭示出清代文学感伤思潮内趋动力的一个重要侧面。
17、 试论曹雪芹《红楼梦》对以贾府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悲剧命运的揭示
（1）作者以政治腐败作为他们必然衰败的根本原因。作品用元春这个人物的安置、贾雨村对“护官符”的领悟等笔墨，揭示封建官场“一损皆损，一荣皆荣”的致命弱点，从而预示出封建官僚政治从腐败到衰败的必然结局。
（2）作者将经济上的“入不敷出”和生活上的穷侈极欲想对照，写出其必然崩溃的结局。整个贾府生活奢华无度，个人无节制、无止境的欲求又导致相互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些都揭露出贾府荣华富贵的表面之下所掩盖的无法治愈的痈疽。
（3）作者以后继无人揭示出封建家族自然枯萎的悲剧命运。贾家的下一代，不是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便是荒淫无耻的下流之徒。贾宝玉虽聪明伶俐，也无太多恶习，但作为新思潮
的代表人物却表现得与封建大家族格格不入，与家庭和社会的要求完全背离；而其爱情悲剧本身也是其家族悲剧命运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