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出鲜明而冷峻的“社会剖析小说”的特点。
《子夜》等“社会剖析小说”横贯时代风云激荡下的都市、集镇和乡村，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都与社会具有紧密的联系，表现出作者对社会的深刻认识，具有鲜明的理性色彩。《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
沈从文的小说大体上可以分为“都市”和“湘西”两大题材。都市题材是他以“乡下人”的身份对现实的直面，重点是道德批判；湘西题材则是他在成为都市人之后对乡村的缅怀，重点是理想化的歌颂，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冷与暖”两种截然不同的色调。沈从文小说中大量的性爱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出他对都市和湘两的不同态度。他总是用讥讽的口吻去调侃城市里的各色人等，特别是上层社会的“高等人”所患的“阉寺病”，想爱而不敢爱，甚至连说都不敢说，《八骏图》写的是八位教授的丑态，《绅士的太太》则主要写绅士和淑女们的丑行。他的《边城》等湘西题材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西及沅水流域的民风、民俗，洋溢着一种蛮野之气和赞美之情。沈从文是把性爱当做人的生命存在、生命意识的符号来看待的，探讨不同的人的性爱观念，正是观察不同的生命形态的重要角度，由此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文化制约下人性的不同表现形式。也正如苏雪林女士所说，沈从文的创作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描写都市人生的小说，对沈从文的意义，正在于通过“城乡的对照”，唤起了作者对湘西人生的美好回忆和向往。 新感觉主义最初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其主要作家有围绕在《文艺时代》杂志周围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等。他们都受到法国作家保尔·穆杭等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对立，否认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强调通过主观的感受和印象去表现“事物的本质”，强调个人的感觉和瞬间的真实，追求感性的奇特的表达方式，认为没有新的形式就没有新的内容，并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套新的文学理论。新感觉派的创作题材多取材于半殖民地大都市的病态生活，并通过描写大都市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日常现象和世相世态，暴露出剥削阶级男女的堕落与荒淫、寂寞与空虚，为开拓中国现代的“都市文学”建树了筚路蓝缕之功。刘呐鸥的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不仅是我国最早出版的新感觉派小说集，也是最早出现的反映都市生活的小说集。作者以他对都市生活的敏感，描绘了都市的赛马场、夜总会、影院、茶馆、富家别墅、海滨浴场等色彩斑斓的场景，也刻画了舞女、少爷、小姐、交际花、姘头、资本家、小职员等各式各样的人物，并以急骤的节奏，跳荡的结构，活灵活现地显现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的剪影。他的《礼仪和卫生》依据弗洛依德的学说描写了一伙在“唯乐原则”支配下的青年男女放荡纵欲的生活。穆时英的《上海狐步舞》所展示的生活领域更为广泛，也更进一步揭露了“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的半殖民地大都市生活的本质。其他代表作还有施蛰存的《鸥》和《薄暮的舞女》。
20或44、40年代的艾青，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风格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技巧融汇并获得了独立的创造品格，把历史使命感和艺术创新精神、诗歌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诗歌独特的包容特征，这种包容体现了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所能达致的丰富性。艾青正是以这样大气的品格，成为众多青年诗人学习的榜样，鼓励、启发、引导他们朝着诗歌的历史深度和诗歌的美学深度持续掘进，从而在事实上开创了一个“艾青的时代”。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答：艾青一开始踏上诗坛，就表现出对现实的热情感应。他写的第一首有名的诗歌是《大堰河——我的保姆》。艾青书写了他对大堰河这个普通的中国贫困农民的深情——一位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在一位朴质憨厚的农妇那里找到母爱，她却与自己的生活道路有着这么巨大的差异，这爱与痛、恋与怜、悲与悔的复杂冲荡嵌合，汇成了一股滔滔不绝的诗情之流。当同一时代众多的中国诗歌在“走向社会”的道路上失去了自我的情感和思想，艾青的这首诗却以诗歌最重要的特质——自我之情唤起了人们阅读的快感，温暖了无数日渐干涸的诗心。
抗战开始后，艾青怀着“成为真的代表中国人民的呼声”的雄心壮志，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中，开始了漫长的颠沛流离的生活：从1932年4月，他留法归来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直到解放战争胜利前夕，诗人由杭州到武汉、临汾、西安、桂林、衡山、重庆、延安、、张家口、北京，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在这段时期，他的创作视野近到旧中国乡村的衰敝和农民的苦难生活，远到现代西方的都市风情和畸形人生，显得异常广大；他的创作题材非常广泛，现代中国饱经苦难的广土众民、民族抗战的悲壮历程、人民革命的滚滚洪流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面貌和祖国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都在其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和动人的表现；他的诗艺丰瞻华美，既有感时忧国之作，也不乏精微深湛的哲理感怀、恬静优美的田园写意、情味隽永的象征寄托之作。
诗人艾青左手取来了对现实、社会的密切关注，右手拿来了现代诗歌艺术创作技巧，而又能将之糅合成为一个具备崇高审美风格的结晶体，走上了独特的成功之路。他的这些多姿多彩的诗篇最终“交绘成了一个连续而宏大的诗歌长卷，成功地塑造出了诗的‘现代中国’的总体形象。
艾青的诗歌创作执著于真、善、美的追求。真、善、美，是艾青眼中诗神所驾着的纯金的三轮马车。在这里，真、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美是真、善得以表现的途径和手段，是这种人类最高智慧的体现者。与诗人独特的诗学理想相呼应，在诗歌创作中，艾青不仅抒写苦难、悲剧，也抒写对自由、光明的渴求，这两者既对立又统一，成为他诗歌创作的两大母题。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北方》、《补衣妇》、《乞丐》、《人皮》、《江上浮尸》等诗作，怀着对祖国与人民命运的关切，将备受统治者压迫蹂躏、惨不忍睹的形象活现在读者面前，诗人对触目惊心的苦难与死亡人木三分的描写，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出于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民族苦难的自觉承担，艾青对苦难现实进行了血泪控诉。艾青的诗行就是对苦难的呼喊，是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忧虑与感伤，而就在这种情绪的抒发中，诗人的忧郁风格得以形成。 在那个动荡万分的时代中，艾青就是这样，保持着特有的清醒与敏感，跟随着时代的步伐，用诗歌致力于呼唤和讴歌民族的觉醒与抗争，奏响了民族解放的洪钟大吕。但是，诗人艾青并没有迷失自己，他始终强调诗人需要保持个体的独立性，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就是：一方面，艾青的诗“很少言自己”；另一方面，“大我”的声音始终没有淹没他的“小我”，他在“大我”与“小我”之间，在抒写“大我”的痛苦与欢乐、“小我”的独立意识与觉醒之间，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而结果证明，他的努力是成功的，他把诗写成了诗，而不是小说、散文或者报告文学，用诗歌说出了他由衷的话，而每个字都是他“脉搏的一次跳动”。与此相关，在艾青的诗论与诗歌创作中，他始终强调形象、意象、象征、联想、想象等与诗歌形象思维有关的重要质素的地位，并在《诗论》中分别就形式、技术、语言以及创造等关乎诗歌质量的重要方面作出了独特的阐释。
1940年代的艾青，继续着他的诗歌理想和诗学坚持，把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风格和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技巧融汇并获得了独立的创造品格，把历史使命感和艺术创新精神、诗歌的民族化与现代化融合在一起，构成了诗歌独特的包容特征，这种包容体现了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诗歌的丰富性。而诗人艾青，正是以这样大气的品格，成为众多青年诗人学习的榜样，鼓励、启发、引导他们朝诗歌的历史深度和诗歌的美学深度持续掘进，从而在事实上开创了一个“艾青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