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其中央政府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阻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勘研寻的一个大题目。这也便是唐代之伟大远超过罗马的所在，更是它远超过世界其他一切以往的伟大国家之所在。但专就中国论，汉以后有唐，唐以后却再也没有像汉唐那样有声色，那样值得我们崇重欣羡的朝代或时期了，那也是值得我们警惕注意的。作者通过举例论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给我们说明每一个朝代的得与失。当然，这些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但绝不可照搬，这是钱先生的一贯主张，我们必须正视。另外，作者敢于为历史正名，他认为，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的郡县之制，根本不足以谈“封建”。中国的皇帝制度以平民社会为基础，并无特殊的贵族阶级；中国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制，地主与农民之间实为经济契约关系，根本没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两千年的中国实在不能称为“封建社会”。自秦以下，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经济地域逐次扩大，文化传播逐次普及，政治机会逐次平等”，这对于不少学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国社会视为长期停滞的观
点，无疑是一大反驳。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文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他选择从“文化中国”的概念出发，来阐释中国特有的国家发展路径。所以我特别敬佩作者，首先，他用自己的中国情怀表达出对历史的尊重。其次，用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表达观点。最后，用温情和敬意为历史正名。
四是历史与政治，政治与制度，制度与人事，其中都涉及利益与博弈，其中权力又起着很大的作用。权力如果不是来自于每一个人民，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博弈，如果没有很好地制衡，国家的崩溃是必然。钱先生认为“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有了一个皇帝，未必是好政治。这正如一个壮年人，不要睡摇篮，便认为睡摇篮是要不得的事。但在婴孩期，让他睡摇篮，未必要不得。”所以我觉得国家稳固应该要靠政权，职官，考试，食货，经济，国防与兵役，学校制度教育等等。就权力而言，钱先生认为总体来说，自汉朝以后，皇权逐渐侵夺相权，直至废相；封建社会的发展，无非是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地方分权逐步削弱......就总体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传统政治上节制资本的政策，从汉到清，都沿袭着。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地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用权力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权力便滥用，人才愈束缚，便产生了博弈，这一趋势，却使中国政治有后不如前之感。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实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
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即事实化的。意识形态不同，则体制有异。但历史的发展表明：一个强大帝国的诞生和辉煌必然与一个具有强大活力的新型国家体制和机制——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必然具有一个或多个并存的强大活力的权力体系作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础。无论是国与国之间，抑或是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之间，都渴望获得权力，也畏惧高于自己的权力，所以一切历史尽在博弈中。
传统政治与制度，让人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与遵守”的感觉，中国历代的得与失，使人怀揣一种探究与正视的心理。回顾中国历史的演变，可以发现中央日益集权、皇帝独尊，相权逐渐变弱直至消失，制度、法术、私心，历代政治的得失似乎尽在其中。但是，无论是论得还是论失，我们在看待历史变迁时，应该采用一种历史意见的态度，即通过了解该项制度的时代背景来理解该制度的废立的意义，而不是片面地用今人的价值观或态度来评价古代的制度和人事。此外，我们要更多地借此以认清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势以及其内在的根本意向，使人们对国家以往之传统政治和文化有一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以期借鉴吸收，学以致用。由此亦可以看出，钱先生对历史的态度，并不是盲目地崇信，而是一种理性抉择的结果。《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如春风化雨般给予我们治国理政的力量，似指路明灯般赋予我们明史爱国的精神，只有在以史为鉴，与时俱进，患得患失中方可使中华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