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读书报告
教育研究院10级***
埃利亚斯（1897-1990），英籍德裔社会学家，被誉为21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文明的进程》一书自1976年出版了简装袖珍版以后，曾风靡西方世界，之后被译为多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发行。如今，他的这本著作已经成为社会学经典名著，埃利亚斯将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种学科进行融合，打破了学科的界限，终于冶炼出这样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一、埃利亚斯其人
埃利亚斯于1897年出生于原属德国、战后划归波兰的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中学时就对哲学特别感兴趣，还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主要阅读以艰深著称的康德的著作。一战期间，他入伍当兵，战后在大学学医学和哲学，其中医学的学习对他日后的研究大有裨益，解剖学和心理学的训练都体现在他思考的问题中。他师从过新康德主义者查理得·霍尼希斯瓦尔德、贡道尔夫、艾尔弗雷德·韦伯以及卡尔·曼海姆。
二、《文明的进程》解读
《文明的进程》，副标题为《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分为上卷和下卷，上卷主要讲的是文明的心理发生；下卷讲的主要是文明的社会发生。埃利亚斯一改传统社会学中把人和社会看成是两个独立实体的二元论，认为人与社会是不可分割的，认为人是一个统一体，包括生物的人和社会的人，两者是人的不同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1、 文明与文化的对立
“文明”一词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涵义也不相同，埃利亚斯就“文明”一词在英国、德国和法国用法的不同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在英、法两国，这一概念集中表现了这两个民族对于西方国家进步乃至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一种骄傲；而在德国，“文明”则指那些有用的东西，仅指一等的价值，及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现象，在德语里的话，人们更倾向于用“文化”一词来表达与英法两国中“文明”相近的涵义。同时，埃利亚斯还指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而德语中的文化，就她目前的使用情况来看，它指的是另一种倾向，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1]
在探讨了法国“文明”概念和德国“文化”概念的歧义后，埃利亚斯从两个概念产生的背景阐述了“文明”和“文化”这两个对立概念的发展过程。德国并没有像法国那样很早形成君主专制国家，而仍是由各封建采邑组成的松散的组织。贵族阶层与市民结果由于生活圈子的狭小而一般不存在交集，两个阶层之间存在着严格的分隔，不存在明显的社会流动现象，市民阶层难以挤进贵族阶层的圈子，两个阶层的行为举止、语言衣着都有明显的区别。文明已成为贵族证明自身血统和维护自身特权与社会存在的手段。上层宫廷贵族的封闭和渴求进入上层并正处于上升趋势的市民间由是产生了存在价值和成就价值观点的格格不入，并最终导致了德国“文明”与“文化”的对立。而法国与德国不同，前者很早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君王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防止贵族阶层对自身权力的威胁，允许市民阶层参与国家政治，市民阶层能够向上流动的机会大大增加，埃利亚斯指出，“早在18世纪，至少是市民
阶层的上层人物与宫廷贵族之间在习俗方面就没有明显的区别了”[2]。通过法国与德国之间的比较，埃利亚斯想要表明是社会建制的不同造成了社会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程度的不同，从而影响了“文明”与“文化”概念在不同国家的差异。
埃利亚斯的这本书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他所论及的“文明”一词主要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总括，“文明”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的进程”主要是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因此也可以认为埃氏对文明进程的探讨也是当时西方人面对的文明程度较低，社会开化程度不足的社会的一种鹤立鸡群，洋洋得意的一种“自我意识”与自我觉醒。
2、 西方文明的心理发生
在第二章中，埃利亚斯引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来论述文明的心理发生过程。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来讲埃拉斯穆斯所著的题为《男孩的礼貌教育》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埃拉斯穆斯献给一个贵族出身的男孩的，它以清晰、严肃而又风趣的语言讲述了人的行为方式以及社交生活中最主要的情况，并着重讲到了“外表的得体行为”。他写这本小册子的原因在于，他认为，“尽管这些外表行为出自一个人平和协调的内心，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之所以很少见到正直而又教养的风度，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缺少教导的缘故”[3]。他谈到身体各部分的礼貌和非礼貌行为、身体的保养、在教堂里的礼貌、就餐时的规矩、聚会、游戏以至卧室中的得体行为等。其中的很多已经为现在的我们认为是不言而喻习以为常的行为，很多我们已经认为那是一种野蛮或者不文明的行为了。比如说“人的目光应该柔和、真诚、宁静，而不应该空洞、冷漠或想阴险恶毒的人那样东张西望”。
除了《男孩的礼貌教育》这本小册子，中世纪还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关于被人们称作社交行为的记载，包括很多诗歌作品，这成为他们所处时代的文明水准的见证。比较典型的如塔恩霍伊泽的《宫廷礼仪》，很详细地讲述了就餐礼仪。其中包括，必须坐在指定的位置上；就餐时不能摸鼻子掏耳朵；要表现出高兴的神情；话不能说得太多；已经到嘴巴的食物，不能再放回公用的盘子里 诸如此类规定和戒律。
埃利亚斯指出，“就餐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所形成的行为方式的一部分，而且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部分。就餐行为的水准总是与某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相一致的”，也就是说贵族阶层有他们特有的就餐行为方式，市民阶层有他们自己特有的就餐行为方式，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就餐行为水准呢？埃利亚斯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人们的羞耻感和难堪感所导致的，即由人们的心理结果所引起的。当贵族阶层看到那些不文明的行为的时候，会感到羞耻，并会和下层阶级联系在一起，这些行为为贵族阶层所不齿，他们为了与市民阶层有所区分，展现出自己是一个“贵族”的风采，必须使其行为区别与下层阶级，于是文明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骑士阶层的没落和市民阶层的日渐崛起，世俗上层的宫廷贵族由于实施了更广泛的暴力独占而变得更加强大，社会处于中世纪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近代的社会结构尚未确立的过渡阶段，人们相互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难堪与羞耻的界限进一步前移。此一时期，人们的就餐行为显然比过去更加文明了：吃饭时必须用餐巾、盘子、刀、匙、叉，并且要等最有身份的人摊开餐巾后其它人才能摊开自己的餐巾；不能用餐巾擦脸和牙齿；不能把刀一直握在手里，而是要用时才拿；不能用刀尖挑东西送到嘴里等等，并且已经开始禁止将整头的动物抬到餐桌上切割的行为。社会各阶层的接触日见密切，不同生活群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