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再削的铅笔头，仍埋头在昏暗的教室里认真听讲、写画时，她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转身跑到村里唯一一个估计掏出300元就能包下全部货物的小卖部里买来一大捆新铅笔，郑重的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但之后她惊奇的发现，整个教室中没有一个人扔掉手中的微型铅笔，他们都将新铅笔悄悄得放进了书包的深处。现在，秘书长还珍藏了其中的一只铅笔头，在为西部儿童四处募捐劳累时，她会拿出那个捏不住的铅笔头看看，想想那一幕后就又开始了毫无停歇的奔波。
虽然我本人也生在西部，长在西部，也曾是“铅笔头故事”中的主人公，深深体验过贫困对于一个孩童的意味，并在听了秘书长的故事后有了心理准备，但在安康计划西部行的整个过程中我仍无法平静下来，完全站在一个纯海外学人的角度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有时又会情不自禁的置身于事件之中，同时，我也看到，随行的每一个海外学人都不是在完全冷静的触摸这一新闻事件，多多少少掺杂进了个人感情，在成都，因为成行前考虑到西部地区的低温海外学人们都只有一件羽绒服可穿，而当时气温却是20摄氏度，千龙新闻网的编辑李健颖花100余元买了一件T恤，一路看完了孩子们如此艰难的学习和生活，她悄悄告诉我，“花这么多钱买衣服感觉自己是在犯罪”，在行程总结会上，中央电
视台的余朝辉讲到动情处竟当着30多个人的面号啕起来，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可能任何一个海外学人在那一双双一如西部的天空般纯净的眼睛面前都无法坦然面对、泰然采访。这时，我就想，一个从西部走出的海外学人的描述能否转化成一种力量，哪怕是十分微小，去改变哪怕是一个孩子或母亲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