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苌所作。卫宏也许作过一些修订。《毛诗大序》所提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正说的文艺纲领，影响极大。
24、汉赋（新体赋、骚体赋）
新体赋由骚体的楚辞演化而来。屈宋等作家的楚辞富于楚国的地方特色，是一种形式自由，句法散文化，以批判现实，抒发个人愤懑感情为主的诗歌体裁
王力版本,已经考上的师哥的考研笔记整理
。新体赋首先在内容上改革为帝王的歌功颂德，劝百而讽一，形式上则改变楚辞句中多用虚词，句末多用语气词的句式，进一步散体化，成为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新体赋的根本特色，就是以铺张为能事，以适应统一帝国的需要。所以刘勰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诠赋》）。新体赋的散文化以及经常使用排比整齐的句法，都与这一根本特色有关。与汉人所称的“楚辞”为“赋”分开。
25、七体
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七发》的结构形式引起后世很多人模仿，如傅毅有《七激》，张衡有《七辩》，马融有《七广》，曹植有《七启》，徐干有《七喻》，张协有《七命》等等，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特立“七体”，所以“七体”始于枚乘的《七发》，而各称始见于《文选》。（在赋中形成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号为“七体”。）
26、“发愤著书”说
“发愤著书”出自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中，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而不是说以愁怨悲愤倾诉于作品之中，因此与后人的某些意见，如韩愈的“穷苦之言易好”，还是有区别的。但这一提法对后世文学批评是有影响的。
（一方面继承了孔子诗“可以怨”的思想，另一方面也符合于对黑暗现实极其愤慨的特点。）
27、互见法
司马迁全面把握和充分展示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复杂性，有的是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有时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的传记中显示。
《史记》选择安排材料，以反映历史，表现人物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有无互见和详略互
见两类。对某些人物的某些材料，在本传中未写，而在他传中写了，这是有无互见，对某些史实和某些人物的某些事迹，在一篇传记中详写，在其他传记中则略写，这是详略互见。采用互见法，有时是为了避免行文的重复，有时则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多面性。
28、汉乐府
乐府在古代具有多种涵义，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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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汉代人把乐府配乐演唱的诗称为“歌诗”，这种“歌诗”在魏晋以后也称为“乐府”。同时，魏晋六朝文人用乐府旧题写作的诗，有合乐有不合乐的，也一概称为“乐府”。继而在唐代出现了不同乐府旧题而只是仿照乐府诗的某种特点写作的诗，被称为“新乐府”或“系乐府”。宋元以后，“乐府”又用作词曲的别称。因这两种诗歌的分支，最初也都配乐演唱的。
先秦两汉名词解释完
二、魏晋南北朝
1、建安风骨
指建安诗歌的风格特色，所谓“风”主要指建安诗歌反映社会动乱，抒写理想壮志的现实内容，“骨”主要是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特色。两者结合指建安诗歌内在的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刚健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风骨，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建安风骨”，但他无疑是将建安文学作为风骨的典型来看待，后来钟荣在《诗品》中则直接用了“建安风力”一词。后世的作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式和单纯的修辞之美，而强调文学的热情和内在的感染时，往往就标举“建安风骨”的旗帜，如陈子昂。在文学发展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哀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正始文学（诗歌）
正始是魏废帝曹芳的年号，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还包括正始以后直到两晋立国这一段时期的文学创作。正始时期著名的文人，有所谓“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前者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后者又称“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人。其中嵇康、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即是他们的主要特色。
3、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称谓包括了其后若干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这一时期，文坛上涌现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曾被卷入极度动乱的时代漩涡，生活和思想都有较大的变化。一，他们继汉乐府之后，打破了汉代文人诗歌消沉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二，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反映社会动乱和抒写报国壮志的充实内
容，慷慨悲凉的情辞和苍劲雄浑的风格形成了“建安风骨”，对魏晋南北朝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我国古典诗歌也从此摆脱了四言格局，完善了五言体制，开创了七言新体，这一时期，赋与散文也表现出新的面貌。
4、咏怀诗
阮籍所作。有五言诗八十二首，四言诗十三首，前者尤为著名。它开创了中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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抒情组诗的先河，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崇高的地位。这些诗非作于一时，反映了他的各种感受，因多用比兴、象征的手法，诗意较为曲折隐晦，钟荣《诗品》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继承了“小雅”和“楚辞”的传统，开创了一种委婉含蓄、言近旨远的抒情风格，但也有词旨隐晦的缺点。它采用随感录式的写法，触景生情，睹物兴怀，不事雕琢，形式较为自由，给后代文人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饮酒》，庾信的《拟怀诗》，车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这些成组的咏怀之作，显然都继承了阮籍的《咏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