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时间限制。人们即使有可能收集和组织足够的信息以确定地解决一个复杂问题，但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他们常常在分析远未完成之前就被要求做出决定。
（5）分析的代价昂贵。很少有人认为花费昂贵的代价去换取一种无关紧要的可能的改进是值得的。
这里，和西蒙一样，林德布洛姆指出了理性的有限性，政策中还含有分析无法解决的价值因素、效率因素、其它分析不能取代的政治因素等。但是分析并非没有一点用处，分析往往作为说服工具，在政治相互作用中成为官员控制其他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可见，西蒙和林德布洛姆的政策制定观同源于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共识。即使是技术手段的进步，也不能消除理性的界限。西蒙认为，运筹学，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大大增加了运筹学的实用价值，使决策的理性成分大大地增加了。但是技术还不能替代整个决策过程，它们只是决策者的决策工具，只能作为构筑方案、模式、量化因素等手段而已。对备选方案的最终裁决才是决策过程的高潮。林德布洛姆同样认为，尽管已有了延伸我们智
读《决策过程》
能的技术，“但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我们的认识能力总还是有限的，仍不能适应在政策制定中所面临的间题的复杂性。”
（二）二者的不同点
虽然西蒙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论都建立在理性有限的基础上，但两者决策思路却迥然有异。西蒙的决策思路即是组织决策过程理论。他认为，组织中的决策是在严密的信息网络所构通的层级型的决策网中形成的。具体说来，决策的个人或组织首先要确定目标，并根据条件制定计划。按照满意和效率准则，由专门机构通过信息传网络对组织各环节传递上来的决策前提进行协调，对计划进行修正，使计划适合实际情况。最后，权威者对这些决策前提所形成的若干备选方案和措施进行评价和选择，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检查和控制，以保证实现预定目标。可见，西蒙把决策放入了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这个系统的界限乃是组织的范围。
这种动态的分析方法也同样为林德布洛姆所采用。但林德布洛姆分析的是政治决策过程而非单个的企业组织或行政组织的决策过程。他在《决策过程》中，阐述了人们如何依照准则在政治相互作对中运用说服、权威、威胁交换、党派分析、讨价还价、相互控制和调节的手段达到影响决策过程的和目的。一方面，在政策制定主体问题上，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党、直接决策者、利益集团、投票人、公民等多个政治主体。各个主体在政治活动中处于动态的、相互影响的环境下。另一方面，在政策的制定问题上，他认为，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制定的少数最重要的政策过程中，政策制定权被广泛地分散化，但仍掌握在少数精英阶层中。在这一类型决策中, 由于权力的分立与制衡、行政立法的扩大、国会中政党的压力、议员对选民的态度等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使民主过程的政策制定呈现出复杂的状况。在行政、立法、司法部门所制定的政策之外，绝大多数的政策是由官僚所制定，精英阶层对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的影响，普通公民阶层也参与政治的相互作用，但在影响力上处于劣势。林德布洛姆认为，官僚的政策制定即公共行政决策其实是个渐进过程。他说，“无论何时，而且几乎总是如此，政策制定总是通过反复试验来进行的。每当下一步修正上一步的不充分之处时，政策制定过程中每一步的实施就成了下一步提供信息反馈的主要来源。以前执行各项政策的记录以及新的信息，不断推动政策沿着新的方向发展。”林德布洛姆就是这样从整个政治互动过程中分析决策因素，体现了其渐进决策模式的。
西蒙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过程的迥异造成了两者决策终结方式的区别。在西蒙那里，组织成员在决策或向上一级提供决策前提时，是对几个方案或措施进行选择，同样，决策层级系统中的最高级领导也要对多种备选方案或措施比较后才作出抉择，从而结束了决策过程。由此可见，西蒙的决策思路主要是种层层递进的选择过程，基本上属于一种理性的程序的选择过程。而林德布洛姆则不同，他的决策思路一开始并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计划，主要是依据复杂的准则和各种政治势力的互相作用来一步一步地确定政策内容，最后才形成在这以前不为人知的决策，这基本上属于一种非理性的非程序性的渐进过程。
（三）总结
西蒙和林德布洛姆共同认识到了理性的有限，西蒙由此建立了以满意为准则的基本上属于程序的组织决策过程思路，林德布洛姆则从政治规则的复杂性和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作用出发，形成了非程序的渐进决策思路。全局性的决策以及公共行政中的社会性决策大量符合林德布洛姆的设想，而西蒙的决策论主要适用于技术型决策。
四、对林德布洛姆渐进决策模型的评价
从现实来看，西蒙的这种程序性的决策大多只适用于各种组织，如企业、学校、军队、政府机构之中，适用于事务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决策之中。相反，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式更符合政治生活的现实。在摆脱传统行政学和决策科学的理性化倾向上，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模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并没有完全否认理性决策分析的价值，而是从实践的
读《决策过程》
角度，发现了一条被传统行政学家忽视的政策分析和决策的新角度。
渐进决策模式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稳步小步前进。首先，这种决策的基础是旧有的决策成果，因而对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所引发的变动和震荡是较弱的。它利于社会政治结构与活动的稳定，因而这种决策理论在各国的政治实践中拥有一定的市场。对于中国这样处于改革的与世界接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理论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事实上，回顾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经历16年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正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的典范。其次，这种决策基于政治的互相作用，因而对政治环境的变化适应力很强。政治环境的漪涟或波澜直接拍打或冲击了决策，决策者或执行者就随之渐进制定政策，从而对环境的要求作出反应或调适。相形之下，西蒙的选择论的变通力就不及这种渐进论。
但是，渐进决策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渐进决策模型比较适合于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只有在各种社会问题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民心相对安定、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下才能持久地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因此，渐进决策模型的使用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渐进决策模型不能适用于处在社会急剧转型和重大变革的社会，这是它最大的缺点。一旦社会发生骤变，特别是在诸如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社会动乱、战争爆发等政策领域内，渐进决策模型更显得无能为力。有学者批评这是一种"保守的方法"。其次，这种经验论的倾向，造成了渐进决策的易误性与不确定性。这种经验型的试错论的实践，一旦跨出了以往经验的范围，理性的力量准备得又不充足，便易于进入迷雾。即使按照经验，也会有误。因为经验来源于过去的环境，而世界决不会再次出现完全一致的旧环境，相似的环境所要求的可能与过去的根本不同。没有理论导向的渐进决策, 由于缺乏明确的目标，因而易造成决策者盲目地游戈、犹豫和徘徊，导致政策的多变与不稳。第三，在运用渐进决策模型的过程中，就存在这样一个困境：是按照部分民众的意见实施较为彻底的改革呢？还是按照各种利益集团或政党之间的竞争实施渐进的改革？只顾来自于媒体的“民意”，而忽视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改革能顺利进行吗？但是忽视民众的意见，任凭利益集团玩弄政治权术（其结果可能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采用非理性的方法），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又在哪里？如何在各种“民意”和相关利益集团进行权衡，达成一种妥协和平衡，正是考验政策制定者的智慧和能力的时候，这也许就是“公共政策是一门大智慧的学问”的一种解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