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三大改革阶段
1.1978 年,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制度
2. 1996 年开始的报业集团化发展在产业化的基础上促进报业的整合, 提升了报业的整体实力。3. 2003 年, 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铺开, 同时启动报业集团新一轮改革。 十四:电视娱乐化与新闻娱乐化
1)电视娱乐功能突显将是今后电视传播的趋势之一:
1. 更草根:我国电视娱乐现象发展的平民化趋势
现代娱乐节目突破了传统娱乐节目的个别性和精英性,以给予观众与娱乐明星平等的身份、平和的态度、平高的视角,以及将这融在节目各环节中的一种精神境界的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体现: 平民百姓直接参与到节目中去, 既满足娱乐的低层次需求,又满足尊严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高层次需求。如湖南卫视《超级女声》、《快乐男声》 包括a. 普通观众的现场参与;b.电视娱乐节目与无数最具有“草根”特质的普通观众互动参与;c.普通“草根”观众的心理参与。
2. 更本土:我国电视娱乐现象发展的本土化趋势
本土化是指根据中国传统的文化积淀,以地方现实情况为基础,特别注重地方本土受众的审美习惯和欣赏习惯,制作而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地方文化发展的娱乐节目。体现:一 对国外优秀的电视娱乐节目的本土化改造。《开心辞典》改造《谁想成为百万富翁》,新增“家庭”因素。二 节目叙事方式、语言方式、镜头包装等呈现鲜明的本土化特色。这里重点以我国电视娱乐节目语言方式即地方方言特色来研究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如湖南经济台的《越策越开心》。
3. 更竞争:我国电视娱乐现象发展的竞争叙事趋势
“竞争叙事”就是在电视娱乐节目的发展过程中,以竞争的方式来表现娱乐节目的核心理念和发展历程。电视市场进入收视份额竞争阶段,电视媒体的品牌战和淘汰赛打响,媒介内部节目之间的竞争明显,竞争叙事的强化提供了文化背景和时代动因. 在电视娱乐节目中通过一系列具有竞争性的节目环节设计,参与者与观众可体验竞争的激烈性及其带来的快感,无需承担竞争后果,以超功利的审美态度对待竞争.如:<梦想剧场><明星学院>等.
2)新闻娱乐化与媒体泛娱乐化
定义: 一 内容上注重软性新闻,二着力挖掘硬新闻中的娱乐性因素,三是形式上强调吸引力。
原因:1.社会成因: 社会处于转型期,人们对现实无所适从,从而产生紧张压抑情绪,生
武汉大学新闻学院传播方向博士考试专题
存竞争带来的心理压力, 娱乐化媒体成为受众压力缓释的好去处,新闻娱乐化也适时而生.
2.市场成因: 当市场逻辑成为主宰,发行量、收视率等标志着受众群的数量指标成为媒体的生命线,媒体须在竞争中追逐并保持市场份额,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转化为对受众群的追逐,而媒介产品生产和销售也不可避免地执行市场经济商品的通用原则,即什么商品最好销,消费群最大,就生产什么。效益为王,是新闻娱乐化的经济成因。
3.媒介社会责任意识淡薄: 一味地娱乐新闻、哗众取宠,简单模仿国外港台娱乐报道方式,反映出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意识的缺失,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媒体把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炒作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新闻做“软”上,淡化新闻所承载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舆论导向任务,缺乏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精神,也缺少挖掘深度和培养高尚审美情趣的能力。
4.受众心理需求: 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看,媒体把重大严肃的硬新闻转化为富有个人色彩、戏剧性和故事性的软新闻,娱乐节目让受众亲身参与节目,能引发作为受众共鸣,进一步拉近和受众的心理距离。这是娱乐化新闻的受众基础。
5.跨文化冲击: 处在文化传播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西方国家新闻界所追求的突发性、显著性、异常性、接近性、重要性、人情味等新闻价值要素以及编辑方针、运营模式、操作方法的商业化取向不可能不会对我们的新闻媒介发生影响。
弊端:
1.传媒庸俗化,媚俗化,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倾向会使媒介的权威和社会责任感下降,公信力丧失,危害社会风气
2.受众自我精神的丧失,感性欲望的诱发和泛滥:a娱乐是排斥思考的文化,娱乐媒体培养了去聊的看客,而非冷静思考,有独立思想的人,降低了媒体的教育意义;b造就歌舞升平的浮躁环境,产生按摩麻醉功能;c.一味迎合受众猎奇心理,揭露他人隐私视作理所当然,不顾职业道德渲染暴力和色情场面调动受众欲望,社会公共道德岌岌可危.
3.过分强调媒体娱乐功能会影响其他功能的正常发挥.
十五:互联网监管到网络治理09年考过
1.在某种意义上,强制性的信息过滤和信息封锁政策,使网络监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管制“暴力”,并且与网络事件中网民表现出的暴力言行产生三种对应:
(1)对私人领域的入侵。2008年的“姜岩事件”,网络上的污言秽语不堪入目,“人肉搜索引擎”的强大威力将网络上的道德义愤转化为现实生活的暴力行为。此时不得已而为之的“以暴止暴”—严格的网络监管成为公众的普遍诉求。
(2)民族情绪的放大。由于国内受众无法直接接收国外媒体,所有相关报道均来自网络转载,信息流通的不对称使信息内容退居次要位置,信息所传递出来的“情绪”成为主导,并迅速蔓延到网络的各个角落,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激化了非理性的情绪放纵,网络监管对国际信源的强行阻断,客观上起到了“以暴促暴”的作用。
(3)公众舆论的宣泄。网络媒体对公众人物和政府行为的舆论监督功能在中国大陆现行的监管政策下实施的被动性与局限性,导致网民不断伺机寻求不满情绪的宣泄口. 对信息透明的渴求、对言论自由的期待,在网络事件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得以爆发,网络监管与网络暴民之间形成“因暴致暴”的恶性循环。
++在“严管死控”之外探索网络治理的新途径,成为中国网络社会的必要选择。国际社会对中国网络监管形象的所谓“妖魔化”解读和单向度否定不但在某些方面影响到国家形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
2.网络治理的定义:按照联合国网络治理工作组的定义,网络治理是由政府、私营机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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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从他们各自的职责出发,共同形成、发展和运用的原则、规范、章程、决策程序和制度安排,以此影响推进互联网的使用。
3.中国目前的网络监管实践,看起来符合联合国有关网络治理的一般框架:政府机构、网络运营商和网民们各司其责,各负其职;强调法制,强调依法监管,强调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等等。“治理”一词在中国当下政治实践中越来越多蕴含着“驾驭”、“支配”和“控制”的意义。在词义上“网络监管”意味着自上而下的程序,必然涉及对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的划分界定。这种自上而下的监管模式尽管保留着“政府/私营机构/网民群体”这样的三方构架,却同联合国网络治理工作组提出的三方构架截然不同,共享共治的基本精神与“监管被监管”的二元分离的原则形成鲜明的对照。当网络运营商和网民被定义为被监管方而剥夺了互联网治理的权利和义务之后,中国互联网监管模式里只剩下政府机构一家来制定政策,建立规则,设定议程,指涉问题并实施裁决。1996年至今,网络监管涉及到包括中宣部、国务院信息办公室、安全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等在内的14个政府部门,已发布近50部法律法规。建立了全世界最充分最完善的网络监管和网络规章制度。”然而相当一部分的行政法规没经过较大范围的社会讨论,仅在行政部门的“办公会议”通过。一些法规的条款之间完全重复,表达模糊而缺乏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