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与叛徒
——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
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信手拈来，涉笔成趣。
身为作家，他触手成春。身为教授，他腹笥丰赡。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
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温源宁执教北大西语系，与北平名流旦夕过从，多有交往，他的英文短传结集《不够知己》颇能活画出众位传主的样貌、行为和性格。《周作人先生》就不乏得体传神的描绘：“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谈对客，文质彬彬，正是这种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是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就满够了。”最绝的是，温源宁联想到周作人做过海军学院的学员，因此认定“周先生确实像一只装甲军舰，因为他有钢铁的风姿”。但不同的人对周作人的印象会有不小的出入，在谢兴尧看来，周作人“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妇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依据周作人长期惧内的表现来推断，温源宁称之为“装甲军舰”，恐怕不够精准，夸张的成分偏大了些。
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皆有交情，他的《记周氏兄弟》率先提出了“热”和“冷”的鲜明对比，半点不含糊：“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当汉奸。”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中对周氏兄弟的评价也沿用了林氏“热”和“冷”的尺度：“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
周氏兄弟性格的形成与周家的一场大变故密不可分。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给翌岁慈禧太后六旬万寿预热，全国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受绍兴几位乡绅之托，向浙江副主考周锡恩贿买关节，因仆人粗心大意，将信件和银票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而东窗事发。依照大清律例，科场舞弊属于重罪之列。尽管万寿年刑部循例特赦死囚，各地不兴大狱，周福清还是被判为“斩监候”，即死缓徒刑。周家为了捞救一家之主的性命，只得倾尽囊橐，花费大笔银钱上下打点，四处求人，遂至于家道中落，周氏兄弟的父亲周用吉忧病交煎，不久就撒手宾西了。遭此悲惨家变，周氏兄弟过了一段寄人篱下、横遭白眼的生活，因此身心大受刺激，造成了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孤傲冷峭的性格。 周氏兄弟的才华和成就与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有得一拼，苏氏兄弟的性格也是大的偏热小的偏冷。若论手足情深，急难相扶，二周与二苏比较，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周氏兄弟因琐屑家事而反目，历来挺兄者多，挺弟者少。周作人有季常惧内之疾，夫人羽太信子将父母弟妹悉数接到北平，东洋妻党在八道湾十一号作威作福，势焰熏天。鲁迅被盘剥一空而遭到驱除（鲁迅一度以晏之敖为笔名，即用拆字法暗示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周作人也并不好过，他饱受东洋小舅子的欺压。后来，周作人失足落水，晚节不终，有人指
出：从家变即可看清眉目，东洋妻党尚且可以轻轻松松地制服他，使之兄弟失和，萁豆相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诱使他背叛父母之邦，他又怎能抖擞余勇抗拒得了？这个结论未免失之简单。
周作人对政治兴趣不浓，但他对从事政治的朋友尚能尽心，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想方设法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造成血腥恐怖的气氛，周作人不仅出面保存李大钊的遗稿，为李家代卖书籍，还收留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且与沈尹默合计经营，将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1940年，周作人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次子李光华办妥通行证，使之顺利投奔延安。对于他的这些功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曾撰写专文予以翔实地证明。
“七·七”事变前，日寇虎视鹰瞵，周作人面对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华北危局，强调“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他远避是非，洁身自好，尚知爱惜羽毛。其时，他已没有谈龙谈虎的兴致，文章不再关注现实，而是专抄古书，越抄越冷僻。1934年初，周作人苦中作乐，吟成两首《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时，周作人正值人生巅峰期，俨然是北方文坛领袖。《五十自寿》诗二首在林语堂主编的刊物《人间世》上发表后，南北名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郑振铎）纷纷唱和。群公笔墨酣饱，意态闲适，与其时国难当头的危急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招致一些左翼爱国人士的痛剿。周作人自然是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巴人“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有“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的严厉指责，廖沫沙也有“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和“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的愤怒抨击。“清流误国”的罪名已经呼之欲出。
周作人“五十自寿”以快惬始，而以烦恼终，给外界留下一种自取其辱、自贻伊戚的印象。此后，他的下坡路就走得有点像是泥丸落峻坂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1936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书”，先于政府公开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华北的愤慨，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改弦易辙。当时，在这篇救国宣言上署名的中国北方文化界人士多达一百零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