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的瞎指挥
（战前部分）45年春 1，没有明令各解放区组训野战部队当时抗战已尽尾声，华北日军数量急剧减少，质量也有很大下降，根据地的压力已很轻；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派遣数支部队尾随日军南下开辟新的根据地，但却没有适时地下令老解放区组织训练野战部队，为即将到来的大反攻或内战做好准备。只是新四军主力因与国民党交战而提前完成野战化；陕北、晋绥因地理原因，山东和晋冀鲁豫因军事主官的英明领导也保持有一定规模的野战部队。上述这些就是45年底到46年初活跃于各战场的解放军作战主力，而其它部队在抗战中期将野战军地方化后就一直满足于游击战成果。直到日本投降，毛泽东才醒悟过来，急忙下令各解放区组建野战军，但以晋察冀为首的大部分军区既缺乏基干人员和经验，更缺乏时间，只是简单地将游击队集合起来驱上战场进行大规模野战和攻坚，从而造成严重地人员损失。45年夏 1，没有将滞留在延安的各解放区军政主官遣回毛泽东在抗战后期逐渐将各解放区军政主官以开会、学习、调动等各种名义调回延安并长期滞留。在45年夏德国已经投降，日本也即将失败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没有将这些久经锻炼的军政主官火速遣回各根据地，准备对日作最后的大反攻及内战准备。直到日本投降，毛泽东才用极其冒险的方式，利用美军运输机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等数十位高级军政主官，同机运出延安，开赴前线。只要看一下这些名字，就知道这是一次可怕的冒险，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同时，也是因为这些指挥员的长期不在位，各根据地的建设和作战准备也因此受到极大的影响。45年秋 1，下令各解放区以主力接收/攻占大城市日本投降后，毛泽东为了挽救自己失去的时间和机会，盲目地下令各解放区以主力接收/进攻省会级大城市（在军事主官不在的情况下），结果无一成功。其实接收和攻占大城市根本就是两件事：三千人就可以和平接收一个大城市，而缺乏重装备和攻坚经验的三万人强攻也不可能攻占日军防守的大城市。更失败的是在各部队徒劳地强攻大城市的同时，国民党军在日伪配合下抢占大批本来可以由中共控制的地区。所以，当时应采取的方法是以主力攻占中小城市，以一部争取接收大城市。2，各解放区军政主官调配问题陕甘宁实质上只有一个兵团级单位，作用只是拖住并消弱胡、马各部，无论是贺龙、还是王震都可以胜任，无需彭德怀这位大才；晋冀鲁豫由刘伯承坐镇，陈赓承担次要方向，是最稳妥的战区；华东由粟裕担任实际指挥，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法，但在战争初期，因罗荣桓离开山东
过早，陈毅北上指挥山东野战军差强人意，并致使苏北缺少一环，山东和苏中被国民党阻断，被迫放弃大胜后的苏中根据地；林彪虽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但长期不在位，需要较长时间摸索、学习，且为人易失去控制，最适宜的位置是与聂嵘臻搭挡指挥华北作战；而空出来的彭德怀进军东北足以胜任。如按上述配置，最不重要的西北方面会比实战有所逊色；中原方面依旧；华东方面因罗荣桓晚走，陈毅得以在苏北坚持，华东战局将为之一变；东北方面彭德怀虽指挥稍弱，但照样可以聚集起百万大军出关，且不用毛泽东去“屡次严加督促”；而华北方面林彪可以更早并更好地发挥起优秀的军事才能，指挥这支大军迅速解决华北问题。如彭德怀去华北也可，这样东北依旧，而华北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完全可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为解放战争作出不输于其他野战军的卓越贡献。45年秋 绥远战役鉴于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第12战区主力前出，置于被晋察冀和晋绥根据地夹击位置，适时发动以消灭傅作义主力为目的的绥远战役是必需及恰当的。然毛泽东任命的指挥员却是缺乏大兵团指挥经验且资历较浅的聂荣臻，而以贺
龙辅之。作为当时较大规模的进攻性战役，作出这种冒险的安排是势必承担较大风险。结果在实战中，贺龙的晋绥部队完成了应尽的责任，而主攻的晋察冀部队却表现不如人意，放跑了本该在野战中消灭的傅部主力；且战役中聂荣臻又多次出现低级的指挥错误，优柔寡断，将晋察冀和晋绥的骨干力量消耗在坚城下；而在聂、贺联名请求终止战役时，毛泽东却不顾塞北的风雪、战士的伤亡和疲惫，继续要求缺乏攻坚能力的部队再作努力，结果又以失败告终，被迫撤退。其次以当时的局势，应以贺龙为主、聂荣臻为辅，让聂在学习中进步；置敌骑兵不顾，以晋绥部队切断敌基本退路，晋察冀主力迅速攻击前进，争取在野战中消灭傅部主力；若在野战中没有完成任务，则应避免攻坚，主动撤退，再寻战机。毛泽东虽具优秀的军事天赋，但性格过于灵动，又缺乏实际的带兵经验，未能及时结束这个不成功的战役。正史中记载歼敌12000，伤亡7000；其实聂、贺在电文中提到过的“寒冬已至，部队缺乏冬季作战准备，冻伤严重，非战斗减员已超过作战伤亡”等，再加上撤退时被傅部骑兵尾追袭击的损失，估计损失在15000以上。45年冬 1，东北展开抗战结束后，中共因地理之便先期进入东北；又因政治原因，而未能充分发挥先到的优势；这完全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未能估计到抗战结束后东北的局势造成的。抗战如何在东北结束？无非是苏军强
行攻占；日军主动投降两种。无论是否可以派野战军进入东北，中共党政、地方干部及附属武装都可以先期做好准备工作，随日本投降抢占东北大部分行政体系，并由此发展地方武装。然毛泽东计不及此，在苏军的攻势开始后才匆忙行动，又以缺乏行政才能的林彪和病弱的罗荣桓为首，致使各部盲目发展，在东北也玩了一次“接收”，使东北人心向背，党政军获利甚少。在国民党军的进攻面前，大批收编武装及地方人员倒戈，其数量已无法统计，但总数应在10万以上，且由此损失一批关内和苏联来的军政骨干。2，建立中原军区45年底，在抗战后期南下的几支部队在南方无法站稳脚跟的情况下，被迫北撤；此时，毛泽东沿用土地革命时期的老眼光，选中了孤悬敌后的河南根据地，令新四军第5师放弃大别山这一较有利的山区根据地，与河南军区及南下各部会师成立中原军区。在蒋管区的后方，位于平汉路旁的平原地区，建立一小块根据地。于是，周恩来据此在谈判桌上为此地力争，毛泽东又不得已下令中原军区避免摩擦，从而使根据地被国民党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逐渐蚕食，到46年夏季已无以为续的境地，被迫突围。其实，这样一块根据地在战时是根本无法长期坚守的，毛泽东为了政治及其它原因盲目建立并坚持是极为错误的。适宜的办法是利用和谈之政治手段将其与其它地区交换。根据正史记载中原军区有野战军、地方军3万人，就地安置1万多，合法向其他解放区疏散1千多；中原突围中歼敌5090，伤亡？。实际参与突围32000人中损失40-50%，未参与突围之地方部队查无可考，但总比前者多，否则就没有主力突围的必要了！所以估计全部损失在30000人以上（不含基本损失的就地安置人员）。46年春 1，晋察冀裁军为在和谈中争取主动，毛泽东决定以晋察冀为裁军样板，第一期裁军1/3，即总数30万中的10万人。电令晋察冀以“和谈需求”为契机，“减少财政支出，利于长期打算”为目标，没有明确裁军只是手段，保存骨干准备再战是实质。毛泽东既没有事前提示，又没有时时监督询问，听之任之，结果这次应减员增效的裁军计划，变成了裁减骨干，保存、发展地方势力的大行动。各二级军区及军分区纷纷利用财政等手段维护地方部队，原18万野战军裁成5万，原12万地方部队接收5万野战军后只裁减2万余。本来战斗力薄弱的晋察冀野战军遭此打击后一蹶不振，幸赖晋冀鲁豫第1纵队留驻才得以渡过46-47年的数次难关。此次裁军失控，其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没有预先通知（或没有预料到）晋察冀军区裁军的目的是备战，是保留精华裁减老弱，是将游击队向野
战军进化的良好时机。而过分突出“和平”、“财政收入”等事项，造成全面失控的局面。2，四平保卫战既然在进入东北前缺乏准备，到东北后又缺乏实际的成效，经过长途跋涉的部队在缺少装备和补给的情况下，毛泽东置战区意见于不顾，下令保卫四平，给和谈增加筹码；又不将真实的情况和需求告知东北，致使东北将本该分散发展的骨干集中起来保卫四平。结果8000骨干的损失不但没有保住四平，而且也没有给东北带来一个月的稳定发展，从时间上和人力上错过有利的时机。其实经过山海关之战，中共已经见识了美械部队的进攻能力，可以准确预见到国民党投入主力后的攻击强度，是当时的东北部队绝对从无法正面抗击之。唯一可采取的办法是以小部队进行骚扰式逐次抵抗以拖延时间，利用东北广大的空间消耗敌人、分散敌人，而不是象“保卫马德里”一样会保卫某座城市。四平失守，导致中共势力在东北全线崩盘，新扩编的部队和新成立的地方机构基本散失，并拖累部分骨干的损失，总数超过100000。毛泽东不得已放弃原本可以获得的长春、吉林等地，下令东北主力撤至江北、一部分向朝鲜和蒙古靠拢以稳定局势。46年夏 1，外线出击/大同、集宁6月30日，已经濒临绝境的中原部队突围，以损失过半的代价拉开了全面内战的序幕。毛泽东忽发奇想，下令关内各根据地全线出击，也来不及（或缺乏能力）制订作战方案，只是笼统地重复45年秋季大反攻的模式—“向大城市进军”。幸好各根据地军政主官已经在位，又有上次进军失败（或劳而无功）的教训，没有实施毛泽东的这种自杀式的进攻计划，在听从毛泽东外线出击的大方针指导下，没有去进攻大城市，而是避实就虚地消灭敌有生力量，取得不错的战果。唯独聂荣臻依旧听从毛泽东的指令，以晋察冀主力发起大同、集宁战役，再次屯兵坚城之下，再次强攻一月不克，受制与敌骑兵骚扰，又犹豫在攻城和打援之中，最后被傅作义打成两段，惨败而逃。正史中记载歼敌5470，俘虏3400；己方伤亡5000。然而被打散，被击溃后之失踪等其它减员又不计在内，估计损失总数在10000以上。46年秋 1，苏北保卫战由于45年底——46年初原驻扎苏北的新四军开赴东北和山东，使中共在苏北的军事存在处于真空状态。后虽有恢复，但依旧缺乏得力领导，未能形成较强的战斗力。在46年夏、秋开始的国民党全面进攻面前，苏北根据地被迅速突破，又因陈毅指挥之山东野战军缺乏进展。到秋末时，已连累全面获胜之苏中根据地被迫放弃，粟裕带苏中主力北撤。苏北、苏中根据地接连失守，使中共丧失唯一能够
威胁京沪杭之据点，且损失苏中富饶地区，在经济上造成极大损失。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错误地将新四军主力由苏北移至山东（鲁南），且置于缺乏军事才能之陈毅指挥下，使有用之兵置于无用之地。因山东根据地的核心是在鲁中（沂蒙山区），富饶地区是在胶东，鲁南的丧失并不会动摇华东的基础；而苏北是原新四军根据地的核心，一旦丧失不但动摇华东的基础，而且势必放弃富饶的苏中根据地。这是严重的战略部署错误，非战区指挥员所能为之，其主要责任显然是毛泽东。2，张家口保卫战鉴于晋察冀夏季攻势的失利，国民党保定绥署所部乘虚进攻张家口，拉开了华北保卫战的序幕。毛泽东不顾东北失败的先例和华北部队屡战屡败、缺乏再战能力的实际情况，再度下令誓死保卫张家口。以聂荣臻为首的华北领导层调集所有力量（包括借用晋冀鲁豫第1纵队），在张家口以东阻击敌平津保集团的进攻，以弱势轻装备部队实施单纯的野战防御，被重装备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大量杀伤；在蒋介石利益利诱下，傅作义乘晋察冀主力在东部作战，后方空虚的情况下，以步骑主力突袭张家口。在傅部前卫与警戒部队交火后，晋察冀指挥层感觉到事态严重，要求中央执行预定之主动放弃张家口计划。此时，毛泽东尤认为傅作义不会以主力东进，令晋察冀从前线抽调一部消灭之。在毛泽东的错误指导下，华北部队以强行军状态回师；而晋察冀教导旅正在为保卫张家口作最后的努力。幸赖战斗力较强的晋冀鲁豫第1纵队赶到，暂时阻止傅作义部进攻，晋察冀军政机关才得以基本安全撤退。然因改变
撤退方向，时间提前，又未作改变计划之准备，造成许多物资及部分人员损失。正史中记载歼敌9400，俘虏13150，是将保卫战开始前清剿敌地方势力的战果统计在内，造成“胜利”之假象。实际因东战场与美械部队交战被动挨打，西战场仓促与敌骑兵遭遇被动应战，后又有张家口之失，伤亡应在10000以上，且因根据地被迅速占领，造成大批政府工作人员及地方部队损失，其它减员至少也有数千。46年冬 1，南满根据地建设46年夏，中共东北主力被迫撤退至北满，其主因是毛泽东的错误战略决策，而毛泽东却对实际执行之林罗的表现颇为失望，逐将冀热辽划归华北指挥，并造成南满脱离林罗控制。其直接后果是在关键的46年夏秋季节中，南满地区缺乏有力的领导及战略方针政策，一直犹豫在是守卫、还是撤退中，没有象北满那样展开有效的根据地建设，浪费了数月宝贵的时间。当深秋到来时，野战军虽休整完毕且有一定补充，但地方武装及政府部门等根据地建设明
显缺乏进展。在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面前，依靠野战军虽有“新开岭“之捷，但因缺乏有力的后勤支持，很快就被占优势之国民党军挤出平原地区，向中朝边境的山区撤退。毛泽东此时方醒悟到南满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性，派遣得力干部进入南满坚持斗争，在深山老林中与国民党军展开冬季防御战，“四保临江”，以巨大的牺牲抗击进攻，坚持南满根据地。而处于扩编状态的北满主力也被迫在冬季发动进攻，“三下江南”，以大量的非战斗伤亡为代价，支持南满继续战斗。南满部队及行政部门在46年秋曾号称10万之众，而安然渡过严冬者不足其半；正史中记载战果是歼敌3760，俘虏16090。北满为支持南满而三次南下，正史中记载歼敌4900，俘虏10350；而仅“一下江南”即伤亡2000，非战斗损失8000；估计整个战役损失在2万以上。2，晋冀鲁豫外线作战从46年7月初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即连续发动外线出击，连战连捷，至46年12月几乎未回根据地休整过，在实施“巨金鱼战役”时已连续作战近两个月，刘邓几次要求撤回根据地都遭到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以其诗人的狂热气概、意气风发地将这支“王牌”一用再用。于是不可避免的，因连续作战而疲惫不堪的部队其势如“强弓硬弩之末”，在民权郑家寨最终走到尽头，突入寨中攻击整85师的晋冀鲁豫第2纵队第6旅被反击击溃，其第16团被全歼，被俘近900人。全军尽弃辎重、俘获，撤回根据地。在最后的攻击中，人员损失的绝对数量是不多（不过万），但损失的却是身经百战的战斗骨干，且丢弃大批重装备及后勤物资，及一支常胜军的信心和士气，都对军队的建设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而原因不过是毛泽东一时的冲动。 47年春 延安失守以后延安的失守，使毛泽东不得不选择到那里去的问题？去山西是合理的选择，那里有安全的环境、便捷的交通、完善的通讯系统，是任何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必不可少的；而毛泽东却选择留在陕北，环境恶劣使毛泽东数度遇险、交通恶劣使所有高级指挥官无法与之当面沟通、通讯系统恶劣使国共双方都数次认为毛泽东已经非俘即亡。没有人可以怀疑毛泽东的勇气，但是什么原因是其一定要留在陕北？是吸引国民党军留在陕北？还是要与陕北人民共存亡？这两个假设都是基于陕北这个次要的局部考虑，作为全国领导人都应知道这个局部和全国之间的关系，决不会因此行动。后来彭德怀还为毛泽东滞留在陕北而发动两次不成功的榆林战役，意图解军委的后顾之忧（榆林作为一个明显缺乏进攻能力的据点，对西北野战军本身并不构成实质威胁）。所以，毛泽东选择留下的理由只
有：一是可以撇开所有高级将领独自指挥全军战略（朱德给遣至河东、彭德怀担负西北军事、贺龙留在晋绥、叶剑英也不必再来陕北）并插手其不应该参与的战役指挥；二是可以撇开其厌烦的中央日常工作的纠缠（毛泽东根本就缺乏处理日常工作能力）；三是为显
示其个人魅力以提高已日益下降的军事威望。就这样，中共在经历了战争初期的辉煌后（45年秋——47年春），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毛泽东独自领导战争（战略）及干预战役的波动及挫折时期。47年夏 1，进军大别山孟良崮战役后，国民党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势头已被遏制，此时正是位于晋东南休整之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再度外线出击的有利时机。该部一旦能够突破国民党薄弱的黄河防线，即东进可威胁徐州，西进可威胁郑州，均可彻底瓦解国民党最后的进攻集团，为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打下坚实的基础。基于此目的，早在47年春，刘、邓就提出南渡黄河之进攻方案。而此时毛泽东正在陕北野游，诗兴正浓，为了显示其卓越之军事才能，也为其挥之不去的“中原”情节，乘刘、邓之建议附加南渡黄河若取得重大胜利后，既可东进威胁徐州、也可南下大别山区重建中原军区的作战计划。刘、邓却不知毛泽东文中大意，只将进军大别山作为一项预案，制作地图为参考而已，并未做好南下准备。6月30日，经过精心准备之刘、邓主力渡过黄河，大败担任河防之国民党军并聚歼援军，取得鲁西南战役之重大胜利；此时东进威胁徐州正是良机，势比造成国民党被迫抽调鲁中“决战兵团”回师援救，给华东野战军聚歼国民党主力于沂蒙山区、彻底打破国民党军最后的重点进攻取得先机。然而毛泽东在刘、邓渡河同时已将其进军大别山作为唯一的选择，与同日电令（未做预报）华野即时以主力外线出击，支援中野南下作战。于是，在中野与国民党在鲁西南鏖战的同时，华野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组织外线兵团挺进敌后，去“支援”中野，结果因分兵作战造成数万重大伤亡、又因缺乏准备造成数万重大非战斗减员。刘、邓此时方悟毛泽东之战略决策，尤想争执，于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借短暂休整之机提出反对南下之意见；而毛泽东的回答是派遣伤亡惨重之华野部队一直跑到刘、邓面前去“支援”其南下。于是，刘、邓被迫全军南下，毁装备、弃辎重、丢下一路掉队人员，“出敌不意”地进入大别山区去建立中原军区。根据正史记载到48年春时，刘、邓大军12万人只剩下5万。而毛泽东却是将鲁西南战役的战果算进去借以烘托进军大别山之正确、英明、伟大。2，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47年5月8日，
毛泽东电示华野：刘邓大军南渡黄河、进击中原的计划，但只字未提需华野外线出击支援。5月22日，毛泽东指示华野：集中全部主力于鲁中、胶东一带，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六、七万人伤亡，各个击破当面之敌。6月22日，毛泽东尤指示华野：山东战事仍为全局关键，宁可暂时忍耐，不要打无把握之仗。直到6月29日，毛泽东才给华野下令：以两、三个纵队出鲁南，先攻费县，再攻邹（县）滕（县）临（城）枣（庄）；以两个纵队经吐丝口攻占泰安；正面留四个纵队监视该敌。或以两个纵队出鲁南，以三个纵队出鲁西亦可。直到这时，毛泽东才改变要求华野不分兵，坚持内线歼敌的方针。电文中虽未规定外线出击时间，但却特别提出刘邓大军于30日南渡进攻。而7月2日在华野电告军委三路分兵的回电后，毛泽东又指示：必须在七或十天内，以神速的动作，攻取泰安南北及其西方、西南方地区，打开与刘邓会师之道路，与刘邓直接联系后，并应准备出鲁西与刘邓协同打通陇海路，出淮河开展新局面。于是，47年6月30日，华野下令3，8，10纵由陈士榘、唐亮指挥向鲁西南外线出击；1，4纵由叶飞、陶勇指挥向鲁南外线出击；2，7，9纵由许士友、谭政指挥留在鲁中；6，特纵随华野总部。7月7日，西兵团（3，8，10纵）冒大雨突入敌后；7月20日，蒋下令鲁中5军等7个整编师西援鲁西南，留整11师等4个整编师留于鲁中。7月16日，3纵包围济宁于己于17日开始攻击，至21日撤出战斗，伤亡3200，部队缩编2个团。7月26日，华野令3纵挽救1，4纵队。1，4纵队出击鲁南后，克费县歼38旅；而后1纵于7月14日攻滕县未克，4纵于17日攻邹县未克，20日撤退，各伤亡5000，因暴雨东进受阻而西进于西兵团会合，部队非战斗减员严重，除2师多辖1个地方团外，其余各师只编1个团。8月4日，毛泽东指示：“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迅去鲁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从而结束了华野外线出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