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检测报告和查重率和知网官方检测基本没有区别。
“以前检测任务在研究生院学位办，现在下放到院系，由院系管教务的教师负责，基本上每名学生一次机会，检测账号如何流入社会，我真不清楚。”华东师范大学的院系主管教务的教师告诉记者，“不过我们在检测过程中，的确发现有系统提示该篇论文已经检测过了，说明他们的确是用知网检测的”。
一些高校只对毕业论文进行抽检，比如1000个毕业生抽检100篇，那么剩下的900篇名额，闲置可惜，很多掌握子账号的教师嗅到了这其中的利益，就拿到淘宝上高价出售，或者向学生收费后提供检测。
湖南一所高校的大三学生陈成武（化名）就曾经帮助学校的一位教师打理过网店，他说：“老师碍于身份不方便出面，当时我以自己的名义申请网店资格，负责联系买家，将买家发过来的论文汇集到老师那里，他再拿到教务处进行查重检测。虽然最后大头被老师拿去，但是跑腿费也是非常可观的。”
这里面的利益空间有多大呢？陈成武告诉记者，“快毕业的时候每月的销量都在300份左右，每份论文单价为250元，这样一月算下来就有75000元，而且这个是空手套白狼，用学校的资源开辟出的一条生财之道”。
失灵的“测谎仪”
查重系统设计初衷虽然充满了预防学术不端的“正能量”，但在发展中它逐渐走入歧路，一方面，它已沦为学生抄袭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的工具理性对于学术活力的迸发造成了戕害。
最近发生的一起抄袭事件给原本就饱受诟病的查重系统又增添了一层乌云。
8月17日，学术月刊《国际新闻界》近日发布公告称，经编辑部仔细比对，于艳茹发表在该刊2013年第7期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大段译自尼娜·基尔巴特1984年的《18世纪70年代的新闻业投石党运动：法国革命前的戏剧批评和激进政治》一文，多个段落甚至一字未改，原文照译，甚至直接采用基尔巴特引用的文献作为注释。该公告还附上了两篇论文全文，并用黄色标注了于艳茹具体抄袭的内容。
反抄袭软件中收录的外文资料有限，将外文资料翻译为中文就能躲过查重系统的“火眼金睛”，也正是因为查重系统存在这样的漏洞，很多像于艳茹这样的论文才能安然通过杂志和毕业的查重检测。
人大教务处的一位教师介绍，“这种英译汉的论文写作法隐蔽性很高，已经成了学生中公开的秘密了。比起单纯的抄书显得‘高级’了很多。而且导师也鼓励学生多借鉴和吸收国外文献和研究方法，但如果没有第三方的监督，借鉴和抄袭只有一步之差”。
如今随着高校需求量的增加，论文查重已形成一个产业，在被滥用的同时，其反抄袭的功能已被异化。“这个系统说白了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复旦大学一位研究生院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这个软件虽然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但是整体来说作用不大。
“我工作三年以来没有遇到一名学生因为查重不及格而推迟答辩的情况。听说以前有学生不通过，但是现在逃避方法太多了。”华东师范大学院系主管教务的李雨（化名）告诉记者，“网上流传的‘查重攻略’还有很多，比如将引用的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将抄袭的文字转换成图表，或者图表转换成为文字；将重复部分加几个空格，或者干脆将重复部分先拿下来，等答辩时再加进去，人对付机器真是绰绰有余”。
记者将一份用几篇期刊文章临时拼凑的论文发给一家名为“论文检测一条龙服务”的淘宝网店，检测结果为40%，在店家发回的检测报告中，记者也收到了一本pdf版的“论文修改秘籍宝典”，在这本“宝典”里面，有数十种针对查重系统漏洞的降低文章重复率的方法。
这家店主的店主告诉记者，这种“修改宝典”在学生中很有人气，很多学生在宝典的指导下拼凑论文，店主甚至夸口：“要是能熟练运用这本宝典，就算全篇都是抄的，系统也查不出来。”
店主的吹嘘并非空穴来风，目前市面上的检测软件都对系统检测的灵敏度设置了一个阈值，以中国知网为例，其阈值为5%，以段落计，低于5%的抄袭或引用是检测不出来的，很多学生抓住这个漏洞，东抄两句西凑两句，用多篇文献攒出一篇论文照样能安然地躲过“学术测谎仪”的检测。如今在精明的商家和学生那里，查重系统已经成了不设防的区域。
“大陆的学生抄袭香港台湾的文献，香港台湾的学生抄袭大陆的文献。”曾在华东师范大学任职的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目睹了这一“怪现状”，他说，因为目前的检测系统没有检索港台的文献库，因此这种港台大陆的“学术交流”便已经成了他们通过论文检测的捷径。
浙江大学图书馆副研究员赵美娣说：“现在有了所谓的学术不端检测系统，一些管理者好像找到了法宝，但该系统的缺陷其实非常明显，一是无法判断那些仅改变了个别用词或句式的实质性抄袭。至于思想或idea的剽窃就更难以判断和认定了，二是会把正常的引用误判为抄袭。说实在的，检测系统其实给作者投稿和学生做学位论文都设置了许多障碍。”
查重系统设计初衷虽然充满了预防学术不端的“正能量”，但在发展中它逐渐走入歧路，一方面，它似乎已沦为学生抄袭的辅助工具。另一方面，它的工具理性对于学术活力的迸发造成了戕害。
对于查重系统的“工具理性”，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深有体会，他的一名博士生的论文在申报优秀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重复率太高被取消了资格。陈平原说，“这位学生的论文是古文献专业，自然要引述文献，但是查重系统用一刀切的方式将引文也算在总复制比里面是非常荒谬的。如果按照这个原则，对擅长写读书笔记的周作人的文章也进行检测的话，都是抄袭。”
像这样被查重系统的“流弹”误伤的学位论文并不在少数。在陈平原看来，查重检测应该根据学科特点做出具有针对性的调整，它的本质是工具，应该为人所用，而不是成了“奴役学术思想、囚禁学术自由的绊脚石和牢笼”。
王启云说，“学生时期是科学精神培养及科学研究方法训练的黄金时期，经过学术不端检测一番‘调教’，莘莘学子的学术规范教育被严重扭曲，可谓矫枉过正，背离了学术不端检测系统的本意。”
在很多专家看来，任由学术不端检测系统来“规范”学术规范不靠谱的原因是其依据的“界定标准”就不靠谱。
查阅目前的所有的论文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基本上每一家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各自有其自身标准。教育部虽然出台了各种各样规定学术行为的意见办法，如《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等，但是涉及如何界定学术不端行为的却没有相关规定，这意味着目前市面这些标准仅仅限于行业规则，暂未正式成为法规或标准（国家、部委或行业）。
而在实际的应用中，随意性也很大。以CNKI科研诚信管理系统研究中心的《学术期刊论文不端行为界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为例，该标准使用的相关概念主要有：对比范围、重合字数、文字复制比、单源复制、多源复制、前部重合度、后部重合度、段落抄袭、整体抄袭等。但是具体对比范围，重合字数多少才算抄袭，这个按钮是控制在学校手里的。
王启云说；“界定为学术不端需要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应该容许一个可以接受的度，而不是随随便便上纲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