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涅与德国浪漫派
陈恕林
海涅同德国浪漫派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早年追随浪漫派，后来背弃它，但感情上仍藕断丝连，末了还声称自己是“浪漫主义末代寓言之王”。在探索诗人同浪漫派关系时，难免遇到一连串问题，诸如：海涅为什么背弃浪漫派？他究竟算是浪漫派的敌人，还是仍属浪漫派作家之列？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诗人对浪漫派的批判？本文试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
一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成长，总要借鉴吸收前人的经验，继承民族的传统，才能继往开来，推陈出新。海涅也不例外。当他开始摸索创作道路时，浪漫主义仍风靡德国和欧洲。对海涅来说，浪漫派既是传统，又是眼前的事物。他作为青年学生就已熟悉霍夫曼、富凯、乌兰德和弥勒等著名浪漫派作家的作品。1819年在波恩大学求学时，他受到奥·威·施莱格尔的精心培养，这位浪漫派代表人物指导他学习音韵艺术。海涅赋诗三首敬献施莱格尔，以表达他对恩师的感激之情。随后在柏林读书时，海涅同霍夫曼、富凯和阿尔尼姆都有个人接触。在慕尼黑当编辑时，他生活在谢林和格雷斯身边。毫无疑问，他是“吃浪漫主义的乳汁长大的”。海涅早期的一些作品，如《歌集》，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内容和形式。现在的问题不是青年海涅是否追随过浪漫派，而是他后来为什么要脱掉“袈裟”，逃离 浪漫派的“寺院”，还要来个“反戈一击”，将其批倒批臭，使其无地自容。 海涅对浪漫派的批判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激烈而痛苦的思想斗争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海涅的思想认识有个发展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浪漫派也有个发展演变过程。
虽说海涅早年追随浪漫派，但他同它的分歧也是由来已久了。这从青年海涅一篇评论文章《评浪漫派》(1820)中可获得某些启迪。海涅这篇散文处女作，虽为捍卫浪漫派而作，表达了他对这个流派的信仰和对奥·威·施莱格尔的感激之情，却也表明这位未来大诗人不愿无保留地继承浪漫派的传统。在海涅看来，浪漫主义的描写应是“形象的”。“真正的浪漫主义”绝非“西班牙法琅、苏格兰雾霭和意大利音响的大杂烩”，绝非“那些杂乱无章、模糊不清的景象，它们仿佛从魔灯发射出来，通过五彩缤纷的色彩变幻和惊人的映照，奇怪地使人心情激动，感
到赏心悦目”。1更为重要的是，海涅呼吁文艺要走出基督教的中世纪，回到现实生活中：“德意志的文艺女神又应是个容光焕发、不矫揉造作、真正德国的自由少女，而不是多愁善感的修女，也不是以祖先自豪的骑士小姐。”2显然，青年海涅这些要求同浪漫派要把事物描写得朦胧、模糊、复杂的美学主张与该派某些人物迷恋中世纪、逃避现实的倾向是格格不入的。当然，海涅当时还不可能清楚地意识到这点。
20年代中期以后，海涅开始同浪漫派疏远。促使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同黑格尔和他的美学的接触。海涅短期听过奥·威·施莱格尔的课后来到柏林，1823年同黑格尔相识并听他的课。他从黑格尔的美学中获得了他所渴望的知识。对青年海涅来说，黑格尔美学最重要的一点是：“他(诗人)务必向里向外熟悉人的生活，把广阔世界及其众多的现象接纳进他的胸怀里，在里边去感受钻研、深化和美化它们。”3黑格尔的美学帮助海涅澄清了对浪漫派的模糊认识。据认为，黑格尔对海涅的影响，主要不是通过他的讲课和他的论著，而是通过私人接触和交往。卢卡契认为，“黑格尔在海涅(思想)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充分估计的”。“海涅的全部历史见解(对希腊人和基督教的理解，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拿破仑的意义的认识等等)和海涅的全部艺术理论(古典和近代的对立，对浪漫派的理解等)，都是由黑格尔决定的。”4
在黑格尔的影响下，海涅意识到，他同浪漫派在美学上的一个根本分歧，就是艺术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如上所述，诗人在他的散文处女作《评浪漫派》里已初步触及这个问题。30年代初，诗人又以佛罗伦萨和雅典为例进行探索。这些地方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也产生了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名作，就是因为艺术家们置身于生活之中，描写了时代的问题。但丁在流放中创作《神曲》时并不 诉说自己的苦难，而是写自由的消亡。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里也不是哀叹个人的痛苦，而是描写民族的命运。在海涅看来，伟大的作品总是其时代的一面镜子，因而探索与反映时代问题就成了创作具有艺术生命作品的前提。5在《论浪
1
《海涅文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5年版第6卷第168、169页和第5卷第542页。 2
同上.
3
转引白劳拉·霍夫里希特《海涅对传统的斗争》，载赫·柯普曼选编《海涅研究论文集》，达姆施塔特科学
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99、100页。
45
乔治·卢卡契《海因里希·海涅作为民族诗人》，载《海涅文集》第l卷第94页。 转引白劳拉·霍夫里希特《海涅对传统的斗争》，载赫·柯普曼选编《海涅研究论文集》，达姆施塔特科学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99、100页。
漫派》(1833)一书中，诗人进一步阐述艺术同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以诺瓦利斯为例批判了——些浪漫派作家“飘浮在蓝色太空之中”的艺术，赞赏霍夫曼作品“始终牢牢地依附着人间的现实”，指出：“诗人也只有在不离现实的土地之时，才坚强有力，一旦神思恍惚地在蓝色太空中东飘西荡，便变得软弱无力。”6
美学上的分歧固然是促使海涅同浪漫派疏远的因素，而浪漫派代表人物政治思想上的倒退，则是海涅背弃浪漫派的主要原因。在海涅看来，天主教从本质上说是“古老精神的囚牢”，严重地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自由，它与欺骗是一对孪生姐妹，“使罪孽和伪善来到人世”。它“变成专制主义的最得力的支柱”。7而皈依天主教一开始就是浪漫派的内在倾向。弗·施莱格尔早在1808年就已皈依天 主教。格雷斯、勃伦塔诺等人一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连进教仪式也免去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构成浪漫派固有的特征。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宗教反动势力与地方恶势力进一步勾结，使社会变得更加黑暗。在复辟年代，浪漫派内部反动倒退倾向更加严重突出。弗·施莱格尔、亚当·弥勒、约瑟夫·格雷 斯等公然充当了反动势力的帮凶。他们的倒行逆施自然激起诗人的义愤。与此同时，法国七月革命给了诗人极大的鼓舞，加速了海涅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诗人以“我是剑，我是火焰”的姿态，向浪漫派发起了最猛烈的攻势。
二
海涅同浪漫派关系的复杂性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笔墨官司，论争的核心是诗人的流派归属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将他列为“青年德意志派”；右人称他是“没有传统的启蒙学派”、“天生的启蒙学派”；有人将他置于德国古典作家之列，以拓宽并加厚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文学原有的浅薄基础；有人称他为浪漫派的敌人或背叛者；传统的德国文学史通常把他排除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外；也有人称他为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或积极的浪漫主义诗人；有人称他为欧洲浪漫主义诗人或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有人按诗人的政治思想倾向性，称他为革命民主主义诗人(也许为了回避棘手的流派归属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浪漫派与浪漫主义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就德国而言，前
6
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6、5页。 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10、6、5页。
7
者是指18世纪90年代末至19世纪30年代以施莱格尔兄弟和诺瓦利斯等为代表的一场文学运动(思潮)，属文学史范畴；后者是指创作方法，属美学范畴。就创作方法而论，海涅当属浪漫主义诗人。但他是否也算浪漫派作家呢?这个问题还得从他同浪漫派的实际关系，从他的创作实践去寻求解答。
不可否认，海涅对浪漫派的看法和态度前后是有矛盾的，有变化的。如上所述，海涅早年同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在浪漫派影响下开始创作生涯。不仅他早期的诗歌(如《歌集》)充满浪漫主义情调，就是他的游记(如《哈尔茨山游记》)也富有浪漫主义特色。它们熔政论、警句、神话、传说、诗歌与散文于一炉。令人想起浪漫派理论家要打破各艺术门类界限，建立“包罗万象的诗”的美学主张。30年代,在黑格尔的影响下,特别是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下,诗人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毅然背弃了浪漫派。但是诗人此后同浪漫派的关系并未“一刀两断”。40年代,他在叙事长诗《阿塔·特罗尔》(1843)和政治讽刺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1844)里还继续使用浪漫主义手法，文学评论家赫伯特·克拉森在论证海涅同浪漫派关系时强调指出:海涅(经过对浪漫派毁灭性打击后)在30年代后半期，在一系列著作里探讨了浪漫派所传播的思想财富；在40年代，《阿塔·特罗尔》的作者把浪漫派诸多的“典型的”主题和结构因素采纳进他的叙事长诗里,这样他同浪漫派“重新建立了直接的积极的关系”。840年代末，当浪漫派快要销声匿迹之时，海涅自称为浪漫主义“末代的已被废黜的幻想国王”(1846年1月3日致瓦恩哈根的《自白》(1854)里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并自我评价说:“我虽然向浪漫派发起过毁灭性的征伐，但我本人始终是个浪漫派作家，并且是个比我本人预料的还要高一级的浪漫派作家。”他在给浪漫派以“最致命的打击”后又“无限思念浪漫主义梦乡中的蓝色之花”。9
综上所述，海涅同浪漫派的关系呈复杂的态势：他既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和浪漫派遗产的批判继承者，同时在政治上又是浪漫派的批判者或背弃者。倘若仅仅依据《论浪漫派》对这个流派的批判就断定海涅是浪漫派的敌人，就将他排除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那是不妥当的。看待海涅同浪漫派的关系问题，或者说，探讨他的流派归属问题，我们不可割断历史，而要全面地看，辩证地看，既要看到他30年代对浪漫派的无情批判，又要看到此前此后的关系。应该说，
8
参看格哈德·赫恩《海涅手册》，斯图加特市梅茨勒出版社，1987年，第257页。 《海涅文集》，柏林建设出版社，1955年版第 6卷第168、169页和第5卷第542页。
9
海涅本人晚年的自白，也应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根据。综观海涅同浪漫派的关系，我认为不能把他排除在德国浪漫派作家行列之外。对于海涅的流派归属问题，前苏联德国文学专家们作过不少的探索。他们倾向于把海涅并入浪漫派作家之列，但主张把浪漫派分成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派，海涅自然属于前者。A．B．德米特耶夫认为：“沙米索和海涅在德国文学发展内部地位问题的探讨，应予特别重视。我们民主德国的同事们荒唐地遵循德国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把这些作家排斥在浪漫主义运动之外。这一立场的荒唐性是显而易见的。沙米索，特别是海涅——主要是作为《歌集》和《游记》的作者——是德国积极浪漫主义的杰出代表。”10
浪漫主义运动能否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派，这个问题是浪漫派研究中的老大难问题。笔者以为，这种分法很不可取。它不是一种科学的分法，而是形而上学的分法。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德国浪漫派而言，问题颇为复杂（后面将谈及），很难截然分成积极(=革命的)和消极的(=保守的或反动的)两派。在浪漫派作家中，在19世纪德国作家中，海涅无疑属于进步作家之列。但是能否把除海涅和沙米索以外其他的浪漫派作家统统划为消极一派呢?
三
象歌德“讨厌十字架如同讨厌臭虫、大蒜和烟草”一样，海涅对天主教也深恶痛绝。在论战性的著作《论浪漫派》里，诗人把主攻方向对准浪漫派某些代表人物同天主教的关系。此外，他还严厉地批判了浪漫派一些诗人面向基督教的中世纪、逃避现实的不良倾向。应该说，诗人看出并抓住了浪漫派的致命弱点。因此他的批判切中要害，鞭辟入里。但是海涅的某些论述，例如关于施莱格尔兄弟等浪漫派代表人物的论述，特别是关于浪漫派本质特征的论述，就很值得商榷。
在海涅看来，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和理论家弗·施莱格尔是个货真价实“朝后看的先知”，罪恶的天主教的卫道士，复辟倒退的典型。他自然成了诗人笔杆“横扫”的主要对象。的确，施莱格尔中年以后，政治思想渐趋保守，1808年就已皈依天主教，复辟年代甚至一度充当梅特涅的公使馆参赞(1815—1818)。这些理应受到指责。但是我们还应看到，早年的施莱格尔政治思想较为开明，有进取精神。法国大革命爆发时，他和几乎所有的德国知识分子一样，都为伟大的邻邦推翻封建统治而感到欢欣鼓舞。即使在革命逐渐深入，尤其在1793年雅各宾
10
A．S．德米特里耶夫《德国浪漫派与欧洲文学》，载《魏玛评论》，1977年第2期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