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
内篇的《齐物论》和外篇的《寓言》中都提到“和之以天倪”或“和以天倪”（“天倪”指万物的分际。“和之以天倪”就是用“和”的办法来消除世界上的差别。庄子说“天倪”就是“天均”。“天均”的意思是天地的运行就像陶均的转动，始终相续，没有端倪。《庄子》中说：“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在中国今存的最古老的哲学经典《易传》中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倡导至高无上的和谐，达到最好的秩序与和谐状态，两汉董仲舒认为“德莫大于和”，把“和”上升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国人世代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矛盾和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天人合一”、“家庭和睦”、人与人“亲和”、民族“协和”、国与国“和平共处”，这样才能“天下太平”。
中国的先哲们对“和”的概念有独特的见解，主张“和而不同”。西周末年的史官——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他认为，“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比如性质不同的金、木、水、火、土杂合而生百物，把完全相同的物质放在一起就不能产生任何新的东西。他主张不同事物的交融，不同意见的兼蓄。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异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他认为“和”就像五味调和才能生出美味，如果只是水里加水，则单一寡淡，无人愿食，又像八音和谐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如果琴瑟只一个音调，无人愿听。孔子丰富了“和”与“同”的概念，第一次正式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命题，把“和而不同”作为理想人格应具备和品德。这种“和实生物”、“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的“贵和”观念，往往是与“执中”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论语·尧曰》开篇记载先圣尧传给舜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允执厥中”，舜又将此言传给禹。孔子的孙子——子思在《中庸》篇首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子思这里所谓的“中”，第一层意思是“忠”或“衷”，是内心的忠诚、忠实，第二层意思是言行得体，方法得当，为人处事要掌握好一个度，无过无不及、不偏不依，恰到好处。这两层意思相互关联，缺一不可。首先是忠诚，说真心话，办真实事，作实在人；其次是执中，执经用权，讲究分寸，顾全大局，把握好“度”。这个度，说到底就是一个“德”字。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主张以中庸的方法来推行“德治”，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凡事“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合和。而“中”是以“德”为标准的，“德”又是以“礼”、“仁”为原则的。如果为和而和，背离了标准和原则，那也是不行的。孟子继承孔子、子思的“中”的观念，进一步指明“执中”不是“执一”，他认为“中”是根据“道”的原则，根据形势和条件的变化，找到使“道”得到正确体现和运用的办法和路线。他说“汤执中，立贤无方。”又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中”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实践的指南，而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为了“执中”而“执中”，那还是“执一”。“所恶乎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易经》上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古代贤哲很早就意识到“道”是“一”和“多”的辩证统一。“中”就是对这种统一性的概括。
“致中和”之所以被先哲们称道为“大本”、“达道”，是因为“中”与“和”的结合，既能协调差异，又能使之适度规范进行，它既表现为宁静、和谐、共存，又表现为运动、互溶、化生。“中”是万物自然存在的均衡状态，“和”是万物运动中的和谐状态，以“中”为度，以“和”为归，这两者辩证的统一，可以推动事物在相资相争中推陈出新。贵和执中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喜爱、希望安定、喜欢太平盛世的心理追求，也表现了中国人做事不失常理、处处讲原则的性格特征。正所谓“柔中寓刚”、“刚柔相济”、“棉里藏针”。
四、
自强不息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精神的基本内核，是人们处理天人关系和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原则，也是中国人的积极人生态度的最集中的理论概括和价值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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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蕴含着一种奋发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品格，是我们民族生存、繁衍、发展的生机与活力。《易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物载德。”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为所以为作也。”无论周文王、孔夫子，还是屈原、左丘明、孙膑与韩非子等等，他们都是身处逆境，仍然矢志不移，苦心钻研，辛勤耕耘，才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瑰宝。而司马迁本人，也是遭受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发愤修志，继孔子《春秋》而作《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皇皇巨著千古流传。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不仅在我们民族兴旺发达时期起过巨大积极作用，在我们民族危难之际，也总是成为激励人们起来进行斗争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坚持正义、英勇奋斗、不怕牺牲的高尚气节，惊天地，泣鬼神。中华民族信奉“士可杀不可侮”，“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敬奉忠义伟岸的“武圣人”关公，讴歌刚正不阿的黑面铁包公，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健愤发、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多难兴邦的阳刚之气。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还表现了中华民族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礼记·大学》称赞“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革》肯定“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精神，在历史实践中为人们普遍接受，并促进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社会变革，创造出悠久灿烂的文化。
这四大精神无一不是人类社会长期总结的瑰宝，更是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的源泉。无论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都要提倡和发展的优良精神。可是长期以来，如斯的国学理念在现实社会所遭受的挫折比比皆是。以至于现在提出“国学复兴“而遭受很多非议。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众人认为“国学”在目前其实只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过去的各种运动给大家留下了太多阴影，认为传统的东西对现实社会不可能也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大家没有兴致去了解，去学习；同时，推动“国学复苏”升温的动力也不足，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国学”提高文化素养和道德境界，但却无法解决人人必须面临的衣、食、住、行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之间的博弈完全因为大家并不了解我们优秀的文化，优秀的精神，没有了解到国学的实质。我们现在国学读本，为什么叫国学？台湾直到现在还叫“国学”读本，它不叫“语文”读本。当然了，我们说的“语文”是“语言和文学”，可是我们不可以叫“文学”，叫它“文化”不是很好吗？“语言与文化”这也是可以的。语文读本不能成为人生课本的时候，那它的意义就落到第二去了。文化的作用，我们过去看得太轻了，甚至有一度非常浅薄地把文化只当作为经济发展搭台唱戏的配角，这是不对的。文化，实际上它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的动力。我们要想经济发展，那最终的动力实际上到最后仍然是文化。过去呢，我们认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但现在看来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文化和经济是什么关系呀？它不是经济的配角，经济发展了是为了人，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升华同样是为了人，经济的发展是直接作用于人，文化的发展也是直接作用于人，不过这个作用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它有的时候看起来，作用的方向不一样，作用的渠道不一样。经济发展了，我们的好衣服穿到身上就行了，可是文化的发展要靠学，那就麻烦一点，如此而已，就这么一点差别。
如何学习文化是另一个重点，我们安徽有个有一位大学者，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乡贤，鼎鼎有名的大学问家，五四运动的旗手之一胡适先生，曾经也是这样理解的。他在《哲学史大纲》里讨论孔子学说时，他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因为胡适当时在美国留学，当时正在学西方的哲学，西方哲学最重知识论，所以他这样理解“学”，一点也不觉得有问题。但是不幸得很，他把西方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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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直接套用到中国的哲学史里面，那可就出了大乱子了。当时中国另外有一位也是家喻户晓的大学问家梁启超，看到胡适的这句话，立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论语》的头一个字说的是“学”。到底是学个什么？怎么个学法？胡先生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授来的学问。”我读了这段话，对于胡先生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说颜回好学，还下了一个注脚，是“不迁怒不贰过”。我们在《易传》、《论语》、《庄子》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却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三月不违仁”，是“不改其乐”，是“无伐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问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孔子却怎说“未闻好学”呢？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种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论语》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孔子屡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有时亦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字正是“学”字切训，可以说为便是学，学便是为。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多闻多见，知之次也”，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孔门论学问，把他放在第二位。
读书、做人这两点，正是孔夫子所说的“学”，而且做人他排在第一位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排到第二位。单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略略地窥见孔夫子的伟大，体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不要把文化看得太神秘。没有读过书的人，可以有文化；读过书的人，可以没有什么文化；读的书再多，可以是文化不怎么样，没有读多少书，可以文化修养比较高。在我的家乡安徽桐城，不但城里镇里就是农村乡里，历来的贩夫走卒、愚夫愚妇都能够说上一套一套的治家的格言、做人的道理、为人的方法、处世的经验，像这些东西就是学问。事事洞明皆学问，你把这个世界看透了，就是学问。那否则我们马克思主义怎么主张世界观是第一位的呢？世界观就是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何。你看不清世界，你说我读了一辈子的书有什么用啊？你读了博士了，结果拿起枪来为一个考分的问题，把6位教授和自己的同学给杀掉，那叫有学问吗？一个不认识字的人，在街上看七八个人欺负人，他冲上去解救人家，你能说他没有学问吗？你说他就没有文化吗？你说拿到博士文凭的就是有文化吗？不识字的人就是没有文化吗？不是的。中国的孔子教人，不是只教你读书，他是教你做人。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官员们、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们，不断强调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好了，把这当歌唱，世界观是什么，人生观是什么，价值观是什么，老说这些东西，学生又没有听得懂，这样就是两张皮，就不行了。而孔子他不是这样教人的，他教人的方法非常地巧妙，从身边的事情、社会上习见的事情、伦常日用的事情，一点一点地撬动，大家读《论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似乎都是小事一桩，可是到最后都升华为大道理了，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从这里面，就能够体会到传统文化的宝贵。当一个社会能够传承到如斯优秀的东西，将大大减少社会间的相互损耗，促进社会平稳的前进，这难道不是我们读经济所追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佳实现路径吗？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孔子说的“学”，他是这样“学”的，他教的六艺，礼、乐、诗、书、射、御，连体育课都有。究竟是孔子的话过时了，还是我们忘记了，或者我们误解了孔夫子的话呢？《老子》中间有句话：“死而不亡者寿”，死过之后并没有真正地消失，这是真正的寿，是真正的长寿。孔子死了没有呢？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动要求读孔孟之道来看，孔子还活着。孔子可以当得起“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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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当代意义从传统文化的四点基本精神浅谈当今
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概念，不是文化厅、文化局所管理的才叫做文化，这是很小的一部分。物质层面的文化，譬如我们平常吃的、穿的、用的、住的、行的东西，都体现了一定的文化。我们就说衣服吧，旗袍和对襟褂是中国的服饰文化，西装和牛仔裤那是西方的服饰文化，这些东西固然是一些文化，但是它又容易学，也好流行。我们现在在大街上，包括那些偷东西的，那些被公安部门抓起来的，那些神偷，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你也看不出来，对吧，这个好学。难学的是第二个层次的文化，就是制度层面的文化，如宪法，法律、法规这些东西，这些制度层面的文化，我们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最深层的文化，也就是说最核心层面的文化，是思想、观念，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有方法论等等，是这些东西。这是各类文化传统中的最重要、最本质、最理性的部分。我们继承学习传统文化的精华，主要是继承和学习这一部分，它可以生成下两个层次的千变万化的具体文化。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传统，就是因为理性的东西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世界的本质、社会的本质、人生的本质，以及它们的发展规律，是普遍地起作用的，所以它能够“统”。传统，传统，“统”是什么意思呀？大家都认可，这不就是“统”嘛。让大家都认同，同时呢它能够传。为什么能够传呢？因为后人和前人一样也能够认同，那这就叫做“传”。没有普遍的意义，它统不起来。我们之所以到今天重提中国文化复兴问题，那是因为之前的各种事件交杂起来，断却了传承的路线，让我们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了解到优秀文化的先进性、科学性。但是欣喜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先进人士已经察觉到了这个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我们前一阶段我们的发展是不全面的，我们的发展是不协调的，我们的发展在很多问题上是难以持续的，因此中央必须提出这个科学的发展观，把全国的省军级的干部都召到中央党校，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亲自给他们上课。要树立这个科学的发展观，现在的科学发展观就有传统文化在里面。以人为本的概念，起码在中国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什么意思呀？用我们现代的话说，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因此，胡锦涛说群众利益无小事。过去我们只宣传国家是最重要的，集体是最重要的，个人是不重要的。不是这样的。孟子说：“民为贵”，老百姓最重要；“社稷次之”，国家不是最重要的，次之。它那时的社稷就是我们说的国家，相当我们现在的省、市、县，但概念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把它缩而小之，扩而大之，道理都是一个；“君为轻”，国君是最次要的，那就是“人民公仆”这个概念。“人民公仆”是谁提出来的呀？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孙中山说，选他做总统，就是选他做公仆。那么这些思想，如果没有传统的教化，我们一下子怎么来的呢？从哪儿来的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传统，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是我们祖先的基因在起作用。否则的话，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两只手、两只脚呢？没有变成其他的东西呢？这是因为一个统的东西传下来，那就是基因。文化同样是如此呀，灵魂同样是如此呀，民族的灵魂不是凭空而来，也不会凭空飘去，文化大革命企图彻底决裂，那他是没有彻底决裂得掉的。对毛主席要分成阶段来看，他非常伟大，但晚年确实犯了错误，他晚年的错误是从那儿来呢？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来，从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一面、非进化的一面，他读《资治通鉴》读了十几遍，他为什么不把《共产党宣言》读十几遍呢？为什么不把《资本论》读十几遍呢？为什么不把《共产主义原理》读十几遍呢？所以我们说文化的作用，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一代一代的人要担当一代一代的责任。
所以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以西方文化、经济等马首是瞻，忽略了中国优质文化的传承。国学的复兴并不是因为一时对于历史的兴趣及认同而开始渐热，而是国民在充分了解了曾经神秘的西方社会文化的基础上，对于传统美德、智慧的主动要求的传承，并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提炼与升华。中华的文化、经济等在未来能否引领世界潮流还看我们中华儿女能否博诸家之长，在传承了千百年来优秀中华文化基础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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