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四种理论”直接影响并指导了其后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世纪末，新闻学的研究主要是宏观、抽象地围绕新闻体制、新闻事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展开，“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20世纪新闻学研究的中心主题和基本理论体系……无论是西方新闻学者还是中国新闻学者（中国新闻学者中包括我国内地、台湾及港澳地区的学者）都认为，关于报业四种理论的考察，是20世纪西方新闻理论最重大的主题和最主要的内容”（童兵、林涵，2001：30）。
在国内，“四种理论”的公开出版正值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西方学术理论的引进立即引起学界强烈反响，相关的研究及论述硕果累累。国内学者着重从历史唯物主义新闻观出发，结合实际对“四种理论”特别是“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度剖析和批驳。但是，“四种理论”的研究更涉及政治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需要对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社会思潮发展历史的理解，囿于国内当时的条件，以及新闻学和各个相关学科的发展水平，当时国人对西方的一些经典理论、论说的译介和理解，在今天看来需要进行某些概念上的更新和纠正。而且，对于近十多年来西方学界对“四种理论”的“自我批判”和“去西方化”理论等新发展，也需要我们有所关注。一、语义语用：从“报刊\到“传媒\的“四种理论\“四种理论”本身是一种符号化的概括，语言符号的使用必然面临曲
解的危险。而且著者在理论抽象过程中，简单化地压缩现实，将现实纳入固定的理论框架内，也是导致曲解产生的原因之一。 后记
当导师展江教授将重新翻译这本书的工作交给我的时候，我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这样一本新闻学经典著作能够由我呈现给大家，实在是感到无比荣幸。但兴奋之余，我不免又开始担心，这本名著已经有前辈翻译过，重新翻译是否能给大家带来新的面貌，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和认识这本书。
这本书的第一个译本出自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几位前辈之手，以林珊教授为主要译者，当时是作为“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范本，仅供内部参阅。1980年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个译本。当时国内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才刚刚开始，对学科的许多关键词还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辨析，所以该译本才会出现将press译为“报刊”，将“mass media”译为“公众通讯工具”等问题。随着国内新闻传播学的蓬勃发展，这些专业术语已经有了相对稳定的译名，重新翻译此书就显得十分必要。 文摘
第一章 传媒的威权主义理论 二、柏拉图论威权主义
让我们回顾一下威权主义理论的几位代表人物。柏拉图(Plato)把贵族政体理想化了。他坚信，人的本性(包括物质利益和私欲)倾向于将政
体从贵族政体退化为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最终退化为僭主政体。他认为国家只有掌控在作为执政官的智者(Wise men)手中才是安全的。这些贤人受制于道德威信，并且利用这一威信来约束社会基层成员。正如贤人在理智的控制下，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口腹的贪欲以达到约束自己的目的一样，社会中的执政官也会使其他阶层的成员不致退化为混乱的一团。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国家权力一旦平均分配，退化就会接踵而来。
顺着这些基本假设，柏拉图构造了一个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国家树立了统一的政治和文化目标并付诸实施。这个观点意味着执政官需要严格控制舆论和公众讨论。 “柏拉图想用一种严格的文化规范来‘调整，公民生活，一切与他的主张不合的艺术形式和思想形式，都要加以禁止。在《理想国》(Republic)一书中，柏拉图很客气地说，他将把所有违反严格法规的艺术家、哲学家和诗人们‘遣送到另一个城邦去，。在《法律篇》(Laws)中，他同样有礼貌地要求诗人首先将他们的作品送交执政官审阅，执政官将会判定这些作品是否有益于公民的精神健康。”
对于既需要法律权威又需要个人自由这一矛盾，甚至柏拉图著名的老师苏格拉底(Socrates)也无法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尽管苏格拉底坚持个人有权背离雅典的文化生活，但他仍然承认在哲学上人们需要服从权威。他反对那那些判定他引诱城邦青年的法规，因为他认为那些法规是错误的。但不管法规如何错误，他承认执行者有权利执行法规。他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接受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