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部开发中的制度创新
浙江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
浅谈西部开发中的制度创新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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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部开发中的制度创新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我国西部大开发中出现的制度创新问题。文章第一部分描述了西部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了在西部进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提出关于加快制度创新的建议。
【Content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s system innovation in the Western Development.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present situation of Western development and problems;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it's necessary for system innovation at the Western;The third part is advice about how to accelerate system innovation.
【关键词】 西部开发 制度 制度创新 改革
【Key Word】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ystem; system innovation; reform
一、西部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国内资源依托主要在西部；西部低收入消费阶层收入的提高，将使我国消费市场容量大大扩张；西部各族人民更多分享我国改革开放和发展带来的成果，也有利于西部的稳定，保障国家安全。
建国以来，西部发展曾经有过三次历史性机会：50年代的西南和西北大建设为第一次；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为第二次；1983年中央政府号召开发西部，此为第三次；这次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属于第四次。此次的资金投入将超过五六十年代的两次规模。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和企业大都通过忙于招商引资，商贸洽谈，争资金、上项目等方式实施着“开发”；优惠政策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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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政策竞赛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诚然，对西部土地、山川、矿藏、交通、人才等有形资源的开发十分重要，而且这些也是发展的载体和最终目标。然而，历史的经验证明，有形资源的开发是铸就在无形的体制和制度之上，绿树牧草能种上也能被滥砍，企业能建成也能倒闭，人才能引进也能离去。西部大开发通过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特殊政策的实行，开发出一些“硬件”并不难，但如果不能开发出经济决策、经济管理、经济运行的“软件”——制度环境，那么再好的硬件也有可能昙花一现。仅有技术开发而缺少制度创新将很难保证开发的可持续性。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不能完全用自然地理或历史条件等来解释，因为经过研究会看到一个重要现象：在过去20年前，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在内的东部广大地区；除了少数中心城市外，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也很落后，并没有明显优势。如今，它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我国东西部差距形成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体制。也就是说，东部由于开放率先进行，并不断地深化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带动了经济体制的全面创新。西部欠发达的表面原因是缺乏投资。但是对比沿海发展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滞后。这主要反映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三方面。
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西部非国有部门发育较差。东部的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乡企、集体、外资合资等非国有部门的扩张。而在西部很多省区，国营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其发展主要靠国企独立支撑，缺少非国企的配合。因为历史和政策原因，西部国企的包袱沉重，发展困难。这样的所有制结构，应当调整。
经济结构改革方面，西部的调整明显很不够：农牧业等传统部门所占比重仍然很高。非农产业在农村产值比重方面，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准是逐年提高。而西部省区的比重均低于全国平均值。 工业结构的调整方面，西部也明显落后：甘肃和青海的采掘工业和重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均在70%以上，而全国平均为51.5%。沿海市场导向度很高的轻工产业比重更高，西部则依然很低。
二、制度创新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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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发展滞后以及开发的问题，1985年以来的十五年里，在中国经济学界引起的争论，主要是“效率”和“平等”之争，也就是政府是否要采取干预措施的问题。
事实表明，无论只关注效率，还是只强调平等，问题都无法解决。
如果采取放任的态度，区域差距绝不可能缩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前后纷纷采取措施刺激其国内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就是对某些经济学者的市场经济应当奉行“效率至上”观点的最大讽刺。市场并非万能。如果听任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要素总是从欠发达的边缘外围地区，向中心的发达地带汇聚。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潜力被削弱，而发达地区的发展势头则进一步加强，从而强化两极分化。
问题在于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发展过程。是包办，还是诱导？中国政府直到九十年代前期，还是以超经济的手段干预为主。事实证明，这类措施大多是“输血”。一旦输血停止，问题又基本恢复原样。只有增强西部的“造血”机能，政策才真正有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促进西部发展的问题上，政府的角色应该主要是提供法律和政策诱导及改善基础设施，以方便要素向西部流入。而资源和要素的配置，则主要由市场来决定。 目前的人员管理(包括户口、档案、聘用、社会保障等)制度和分配制度不创新，不但形成不了人流，还会人气虚弱，人才依然“东南飞”；目前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不改变，现代企业制度不能建立，市场经济意义上企业的天然权利(如投资权、产品选择权、生产权、定价权、销售权等)被行政权力分段(块)切割据为己有，也不可能形成现代市场状态下的物流；金融制度不创新，市场准入严格限制，竞争被抑制、扭曲甚至消除，资本市场永远不可能成熟；市场体系不创新，部门垄断、地区分割打不破，哪有信息流的基础？
西部开发，缺人、缺钱、缺资源；另一方面，似乎又不缺人(一般劳动力不说，西安、成都、重庆、兰州不都是人才密集区？)、不缺钱(西部资金不是还大量沉淀或流出？)、不缺资源(相比东部，西部甚至具有资源优势)。实际上，西部缺的，不是哪一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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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生产要素，而是制度供给。人的身体、思想，资金的流转、增值，商品的生产、流通，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被封闭、僵化的体制所桎梏，以至于活力渐失。没有充分、足够的制度创新，西部自己的人员、企业、资金生存都成问题，又如何引来沿海的、境外的？
国家的财政支持、转移支付是必要的，税收、信贷优惠政策是必要的，这是西部开发重要的启动和辅助手段。但仅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已出台政策中带有制度创新意义的还显不足。服务业的开放“试点”从沿海挪到西部，实际效用略显不足。“扩大”生产企业外贸经营自主权，在外贸经营权3年放开和这些企业出口本就微乎其微的双重背景下，是否算是创新呢？当初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是在制度创新方面先行一步，体现了市场化改革的发展方向；依此思路，西部开发也应在制度创新的市场化改革方面先走一步。如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扩大(尤其是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投资项目审批率先变为登记制、国有企业通过购并出售转让等形式改组改造更大程度上放宽政策等等。很明显，其中的制度创新空间是巨大的。至于如“西部金融市场不成熟所以不能多(早)开放”之类的观点则既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又颠倒了事物的因果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已经无数次证明了，封闭的市场是永远不会成熟、规范的，成熟的市场只能在开放竞争中培育。鉴于中国现阶段的特定国情，这种开放正是经济领域最需要的制度创新。
西部不深入改革，巨额投资很难有进入西部的意愿。因为行政效率不提高，管理效率不提高，投资就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在低效中销蚀。因此中央战略决策重点之一，就是西部加快改革开放。
制度创新是内生的。但对于西部开发来说，毋宁说是外赋的。西部开发，作为国家战略，大政方针在中央，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创新就成了制度供给问题。加强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层面西部开发政策设计的关键。
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正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小岗村农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冒险在土地承包合同上签字画押，可见当时内在的制度创新要求强烈到了何等地步。创办“杀出一条血路”的经济特区、引进资本主义的外商投资，何尝不是在旧体制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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