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做工》读书笔记(2)

2020-06-16 21:55

斯潘克思:我说,书呆子们学校生活能记得什么?坐教室里,坐到屁股冒烟?我们呢?和巴基斯坦人打架,和老师开玩笑,以后回头看,这些都是美好回忆呢!

乔伊:我们和书呆子不一样,他们是另一伙的。象盖瑞那几个,都在自己的圈子混。他们走路行事的德性,真他妈一股孩子气。我们体验过打架,挫折,性,爱和恨这些,他们一无所知,让他们慢慢等吧。

学校文化有国家认可,属于正式领域。反学校文化则属于非正式领域。反学校文化通常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人是构不成独特文化的。成为大哥关键也在于融入圈子,并和群体打成一片。通常,这样的群体都有自己的不成文规则。比如告发会被所有人鄙视,并被视为无能软弱。不能泡其他大哥的马子,等等。学校的各种反学校群体彼此联系,形成了网络。正是这种非正式群体的基础结构,使一种区别于主流的,独特的文化成为可能。和商品交换一样,文化价值和阐释就这样非正式暗地流传(《学做工》P034)。

乔伊:你自己一个人打旽没意思,但是哥们儿一起打盹,就是一起找乐子,这才是打盹。

威尔:我们没规则,但有共识。比如,我不会泡别的哥们的马子,他们也不会对我这么干。你要是给别人一个苦差事,你就要料到会以牙还牙,就这样。

乔伊:我不觉得学校对我有他妈的什么用。学校对谁都没影响,不就是学点基础知识。我觉的学校每天四小时真够了。塑造你的不是老师,而是你身边的哥们。你和老师相处的时间不过是学校时间的30%,另外三分之二都花在他妈的聊天,争论和胡闹上了。

在大哥们的文化里,时间的重要性仅来自于不受制度时间的约束。在这个非正式群体,时间是以相同的单位均匀流失。因为没有任何计划,故不存在浪费或者可预期的兑换。他们反抗课表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并形成找乐子的独特文化。乐子通常是非正式群体的特有工具,正如命令是正式机构的特有工具一样。学校是乐子的沃土,是恶做剧的发源地。大哥们习惯于嘲弄:越个人化,越尖锐贴切越好,充满性暗示的嘲弄则最吸引注意力。风趣的精髓在于贬损恰到好处,不断找出对方弱点。若要提升攻击力需要一定技巧和文化诀窍,若要抵抗攻击,则要求更高。

斯潘克斯:躲过这节课,去抽根烟,然后去下节课。因为这个老师会点名。 比尔:其实要回家也容易,像他(艾迪),上周三下午,点完名直接回家。

艾迪:听说X撒尿的时候让他马子给他拿鸡巴。(哄笑) 比尔:等下我去撒尿也想让你帮我拿鸡巴。(哄笑) X:谁?(哄笑,打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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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你啊!

好比知识对应于老师,暴力与暴力判断是大哥们凌架于书呆子们的核心。拳头成为消解无聊的刺激方式,亦成为阳刚性格存在的基础。通常打架能力决定了圈子的权力等级地位,有趣的是,这种地位常建立于男性化外貌,“有名”家庭背景(土匪家庭),风趣幽默,擅长哄骗,非正式社的社交网等基础之上。但是,暴力的不可预测性,使大哥们更倾向于语言和象征暴力,既使恶斗难免,也希望尽快恢复声望体系。

大哥们晚上去酒吧玩,还要买时髦的衣服,买烟抽,带女孩出去玩,这些都被他们视为生活真正的意义。同时,也给大哥们带来了巨大经济压力,缺钱花。所以经常去打工,崇尚金钱至上,甚至敲诈同学。在这个过程中,既有回报,也被利用,形成未来的车间文化萌牙。在学校行窃刺激感会格外强烈,更突现了权威挑战,敢于冒险的气魄。

乔伊:刚开始打架我会发抖,真的害怕。但一旦站在那儿,就会集中精力,越打越好。如果状态好,可以把那家伙打扁。

乔伊:如果仓库门开着,你就进去,看能不能偷点什么。如果没被发现,就会特别高兴。法律是非常强硬的权力,我们不过是小人物,但我们就能蒙混过去。

首先,大哥对异性的态度微妙复杂,既是性交对象,又是居家良人。女朋友的范本是母亲,有大男子主义。女孩子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往往与大哥们参与了共谋,认同了非主流文化。反学校文化中种族歧视是由偏见构成,甚至教师有共谋倾向。亚裔处境最差,经常是被欺负的对象。

第二章,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作者在大哥们毕业以后进行了追踪田野调查,并走入家庭与其父母进行交流,验证了工人阶级文化背景与阶层固化相关性和意义。威利斯发现,反学校文化与工人阶级的车间文化有很多根本的相似之处,而大部分反学校文化成员注定将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反学校文化推崇男子汉气概,车间文化则反映为男性沙文主义。反学校文化试图控制课表,车间文化则尝试对生产过程的非正式控制。车间里的非正式群体对循规者和告密者的态度与学校大哥们如出一辙,独特的语言形式和高度发达的、具有威胁性的笑话也极为相似。

大哥们拒绝功课,总觉得自己知道的足够多。这实际上来源于工人阶级的学习观,实践重于理论。工人阶级普遍认为,理论只有在真正能帮助做事才是有用的。然而对于中产阶级而言,文凭或者理论,是攀登社会阶梯的力量,可以实现阶级流动性。

各种阶级文化是在一定的环境中从特定的对峙中被创造出来的。教学的轴心是一种公平交换,即用知识获得尊敬,用指导换取控制。后续的社会交换,比如用知识换取文凭,文凭交换工作报酬,用报酬交换商品和服务,而基础都是学校内的交换。学

生在校受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约束,又有国家机器做后盾,不可以有过多个人意见。学校强调自愿服从,积极回答问题,等等。这都对应了社会制度中对上级权威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校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它没有直接的强制或压迫,但对道德范围进行约束和限制,要求对权威的绝对顺从,学生必须表现出尊敬和礼貌。不同于客观标准,道德标准可以无限延伸和阐释,因为除了自身,它并非真实存在。就基本教学范式而言,值得学生努力争取的,是顺从和礼貌本身,这和学业成功有直接联系(p090) 。如果某人用正确态度对待学校,将来也会用正确态度对待雇主和工作。

工人阶级的文化轴心是反权威的车间文化,学校文化轴心是道德权威。一旦工人阶级子弟开始把自己从学校权威中分化出来,他身后强有力的工人阶级文化则推动他完成这个过程。当大哥们贬低知识,学校权威便具有了强迫性。一些老师贬低讽刺人的态度(强调阶级和制度),被大哥们看作是对其原生阶级的侮辱。教师们或多或少意识到了大哥们从制度身份到阶级身份的转化,典型的评语有,“你开帮助自己的时候,我就开始帮助你。”

威利斯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即社会地位再生产)。 “教育有时是个借口,它告诉学生:中产阶级能获得他们的地位,不是因为权力、金钱或意识形态,而是因为他们能够通过考试。工人阶级之所以无法得到中产阶级的工作,也因为他们没有通过考试—所以这并不是社会机制的问题,而是个人能力的问题。”所以说,教育是个缓冲和冷却系统,让底层阶级不再抱怨社会再生产,他们会觉得:这是我的错,我活该。

第三章,劳动、文化、阶级和制度。

学校的就业指导受到大哥们排斥,认为文凭是知识权力的爪牙,认为自己懂得更多,没有文凭照样可以过。大哥们拒绝职业指导所假定的工作多样性,虽然父母一再告诉他们期望体力工作带来满足的念头是愚蠢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自己文化中想摆脱学校的期望及对挣钱的向往,最终使他们走上工人阶级再生产的阶级文化。作为大哥们,之所以对工厂选择深信不疑,还有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新雇主和老板们对他们的文化所给出了认同和回应,家伙们在非正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和我们”的态度,完成了对权力和等级的承认与适应,在他们建立阶级对峙的瞬间,在意识层面对控制这些权力关系的摈弃,使得家伙们接受现状,服从并妥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份子。

第二部分 分析

在各种工人阶级文化中,有一种浪漫主义观点,坚称工人阶级文化正以某种方式实验未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被推翻后,工人阶级文化将是人类未来。但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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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工人阶级文化的提升,至少使个体的(大哥们)现实生活陷入地狱。所以这种观点有待商榷,至少目前没有被验证。

学校认为教育可以创造机会,向上流动根本上是个人努力结果,文凭提供了成功的良机。实际上,唯有经济增长才能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永远只对工人阶级的少数人开放。文凭无法开创无阶级社会,也不能创造更多岗位。大哥们认为,知识绝不是一个有意义的交换对象,对文凭价值根深蒂固的怀疑,不值得牺牲一种不受约束的生活方式。反学校文化对当前社会制度的抵制,开始时总是充满火药味的,但最终还是接受并适应了现状。矛盾的是,甚至在接受这种从属关系之后,个体仍对自己的主观正确性深信不疑。“文化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是工人子弟“自甘如此”的原因,“工人子弟们认为有男子汉气质的人才受到工人阶级认同。他们并不是一群只是被动地接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再生产命运的?被淘汰者?,相反,他们对学校权威的抵抗构成了一种?反学校文化?。在对精英文化的反抗中,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但也正是这种文化,让他们准备好以体力劳动的方式出卖劳动力,重新走入底层。” 保罗·威利斯阐述道:工人阶级最终成为工人阶级,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是某种“自我诅咒”的结果。

毋需置疑,越来越多的工作趋于去技术化,标准化和高强度化,学校的文凭并不能对工人阶级以实际帮助,社会中也存在令人担忧的结构性失业。布迪厄认为,文凭的意义不在于技术进步,而在于社会排斥。借由制度化文凭,阶级社会得以合法化,并实现再生产。对于个体而言,通过文凭进行社会流动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整个阶级,这种流动是无效的,真正的流动意味着阶级社会的毁灭。

反学校文化源于某种父权制,鼓励脑体分工,认为脑力劳动是具有女性特质。这样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书呆子被称为娘娘腔,缺乏男子汉气概。工人阶级对现代工作本质的部分洞察(偏见),矛盾的带来了对体力劳动的肯定,注入了本不属于其内在特性的含义。这样,对工作的不满则从政治上转移开来,进入象征性的性别领域,使自身逻辑陷入混乱。这也使最不能使人产生满足感的体力劳动,被社会中一个重要群体自愿的,甚至是满怀热情的承担起来。

第六章意识形态的作用

意识形态对工作选择具有证实和扰乱功能。通过各种宣传工具,对大哥们进行常识性提醒,这些常识他们最为偏颇,最受限制文化洞察的具体化。对个人主义的强调,分化和抑制了非正式群体的文化洞察。人们对不公平的源头,并不会指向制度本身。工人阶级和精英阶级的区别,用工人阶级的语言来说,就是“他们”和“我们”之间的区别。这两者是没有明里界限的,他中有我,我中有他。正是这一点使工人阶级彻底出卖了自己。它证实了工人阶级的部分洞察,并使之逻辑陷入混乱,阻止“我们”形成一个集体。如果国家意志是一个布满镜子的大厅,那我们就是每一面小镜子。因为

形不成集体,我们只是对其中一面的镜子的结构和关联做了考察,而不会动摇整个大厅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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