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S2剔除鼠的表型与IRS1剔除鼠明显不同。IRS2杂合子（IRS2+/-）鼠表型正常。纯合子（IRS2-/-）鼠出生时较野生型（IRS2+/+）小10％，并一直延续至成年。且发现IRS2-/-鼠呈现显著的进行性IGT，10周龄时发展为糖尿病。这提示IRS2的缺陷不仅能致外周IR，还能阻止?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代偿。组织学研究显示，早在4周龄时IRS2-/-鼠?细胞质量较野生型下降17％，而在IRS1-/-鼠的?细胞却增加了85％。尽管IRS2-/-鼠?细胞增生缺陷，但单个?细胞的分泌功能仍然正常或增强。 在IRS2-/-鼠的肝脏和肌肉中，与IRS1相关的PI-3K活性下降50％以上。而IRS1-/-鼠中，与IRS2相关的PI-3K活性却显著升高。由此认为PI-3K的调节缺陷是导致IRS2-/-鼠糖代谢紊乱的主要原因。但也有发现，IRS2-/-鼠肝脏中胰岛素诱导的PI-3K活性显著降低，而骨骼肌中基本正常，且两组织中IRS1介导的PI-3K活性基本正常。
在IRS1和IRS2双杂合子（IRS1IRS2）鼠的研究中表明，IRS1和IRS2在胚胎发育和生长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且IRS1更为重要。尽管两者均参与了外周的糖代谢，但IRS2在细胞发育及对外周IR的代偿中起主要作用。另有研究发现，IRS3纯合子（IRS3-/-）鼠表型正常。值得注意的是脂肪组织和?细胞中IRS3的重要生理功能可能被IRS1和IRS2所掩盖。 4．PI-3K剔除
PI-3K是胰岛素刺激葡萄糖摄取和GluT4转位必需的信号分子。由Pik3r1基因编码的P85?调节亚基通过SH2结构域与IRSs相互作用，激活PI-3K。基因剔除研究显示，Pik3r1-/-鼠因骨骼肌和脂肪细胞对葡萄糖的转运增加，而出现胰岛素敏感性增加和低血糖。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野生型鼠，胰岛素刺激的与IRSs相关的PI-3K活性由全长P85?亚基介导，而在Pik3r1-/-鼠中由同一基因编码的P50?亚基介导，后者可使Pik3r1-/-鼠脂肪细胞中胰岛素诱导的PI（3,4,5）三磷酸盐产生增加，并能促进GluT4的转位。这些结果为PI-3K调节葡萄糖体内平衡提供了直接证据，且这一调控过程可能受到PI-3K调节亚基异型体表达水平的影响。 5．GluT4剔除
胰岛素的外周效应之一是促进GluT4从细胞内转位至细胞浆膜，介导细胞外葡萄糖进入细胞内。GluT4纯合突变（GluT4-/-）鼠出现胰岛素抵抗和IGT，但并不发展为糖尿病。且往往形体瘦小，脂肪沉积明显减少，心脏肥大，这可能与高胰岛素血症和FFA供给不足有关。可能由于心功能异常，GluT4-/-鼠多仅能存活5-7个月。而GluT4+/-鼠出生时除瘦弱外表型正常，尽管雄鼠并不随时间延长而肥胖，但却出现严重的外周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高血压和高血糖，目前尚无证据表明其?细胞功能存在缺陷。GluT4+/-鼠肌肉和脂肪中GluT4表达显著降低，总体脂没有变化，但脂肪细胞平均体积增加了35％。组织病理显示，GluT4+/-+/-鼠存在糖尿病性心肌病变和肝脏脂肪变性，这些改变与人类2型糖尿病极为相似。因此，GluT4雄鼠是研究无并发症的肥胖2型糖尿病的良好模型。
有学者联合基因剔除和转基因技术，建立了表达于抗抽搐肌（fast-twitch muscles）的肌球蛋白轻链（MLC）
+/-+/-启动子调控的转基因GluT4鼠模型（MLC-GluT4）。这种鼠整体葡萄糖利用正常，并不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和高血糖及糖尿病性的组织病理改变。由此提示阻断骨骼肌中GluT4表达及葡萄糖摄取的减少可避免
+/-GluT4鼠出现糖尿病表型。又有研究发现，选择性剔除骨骼肌中GluT4的小鼠出现的胰岛素抵抗较该组织Insr选择性剔除更为严重，空腹血糖更高，IGT更明显。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在后者肌肉收缩促进葡萄糖的摄取机制仍然存在，而在前者并不存在。 6.突触融合蛋白-4剔除
突触融合蛋白-4（Syntaxin-4）是调控GluT4囊泡转位的信号分子。基因剔除研究显示，Syntaxin-4纯合突变鼠（Syn4-/-）在胚胎早期死亡;杂合突变鼠（Syn4＋/-）的生长、发育和繁殖无明显异常，但骨骼肌对葡萄糖的转运减少50％，骨骼肌内胰岛素刺激的GluT4转位亦显著减弱，出现胰岛素抵抗。而Syn4+/-鼠脂肪组织和肝脏内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取和代谢正常。这表明Syntaxin-4在胰岛素刺激骨骼肌对葡萄糖摄取的效应中起关键性作用。
7．过氧化物酶体增生激活受体?（PPAR?）剔除
研究已证实，PPAR?能促进脂肪细胞的分化，且作为噻唑烷二酮类药物（TZDs）的靶分子，在改善胰岛素
-/-+/-抵抗中起关键性作用。基因剔除研究发现，PPAR?鼠因胎盘功能紊乱在胚胎10.5-11.5天死亡。PPAR?
+/-+/-
16
鼠的PPAR?水平仅为野生型的一半，但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显著高于野生型，且能抵抗高脂饮食引发的肥胖和胰岛素抵抗。PPAR?+/-鼠体脂和脂肪细胞体积均减少，而瘦素的表达增加。其机制为缺失一个等位基因后，部分解除了PPAR?对瘦素表达的抑制，这也为上述抗肥胖作用提供了解释。
PPAR?可能参与了胰岛素抵抗状态下脂肪细胞肥大的调节，即促进小脂肪细胞向大脂肪细胞转化。现已证实小脂肪细胞较大脂肪细胞更具有代谢活性，有助于增加葡萄糖的摄取，提高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在野生型鼠，高脂饮食能导致脂肪细胞肥大，诱导肿瘤坏死因子?（TNF-?）和FFA的产生，促进胰岛素抵抗的
+/-形成。而PPAR?鼠能阻断高脂饮食引发的脂肪细胞肥大和胰岛素抵抗，这表明PPAR?在调节胰岛素敏感性方面具有双重效应。在TZDs存在时或儿童时期，脂肪细胞的分化及数目取决于PPAR?的激活。而在高脂饮食状态下或成人，脂肪细胞的肥大和体积取决于PPAR?的表达水平。
PPAR?能抑制瘦素的表达，有利于高脂饮食时能量的贮备，因此PPAR?是一个典型的“节俭基因”。PPAR?基因突变（Pro12Ala）后，PPAR?活性降低，体重指数下降，胰岛素抵抗减轻，并免于发展为2型糖尿病。PPAR?这种新功能的发现为开发PPAR?拮抗剂治疗肥胖以及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抵抗提供了理论基础。 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及其受体剔除
基因剔除研究显示，TNFα纯合突变鼠（TNFα-/-）可存活，并有生育能力，但出现血浆胰岛素水平降低，体重减轻和附睾脂肪量减少。为造成肥胖模型，在断乳时给TNFα-/-鼠喂食硫代葡萄糖金，后者是一种化学毒素，可影响下丘脑的食欲调节中枢，形成贪食。结果显示，TNFα-/-鼠与野生型（TNFα＋/＋）鼠出现同等程度的肥胖，这表明TNFα并未参与贪食引发的肥胖。在高脂饮食诱导的TNFα-/-肥胖鼠模型中亦观察到类似的结果。此外尚发现TNFα＋/＋鼠血循环中FFA增加，而在TNFα-/-鼠并不增加。也有学者剔除了TNFα受体后发现，若单一剔除p55受体，并不影响饮食诱导的肥胖及相关代谢紊乱；若单一剔除p75受体，在饮食诱导的肥胖鼠出现体重减轻和胰岛素水平降低。出乎意料的是，p55和p75受体均剔除
-/--/-（p55p75）鼠与野生型鼠出现类似程度的肥胖，但前者出现高胰岛素血症和高血糖，且对外源性胰岛素的反应减弱。这表明TNFα的两种受体均缺乏将显著加重饮食诱导的胰岛素抵抗。但也有发现在ob/ob鼠中剔除p55和p75受体，可部分减轻小鼠的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及对外源性胰岛素反应的减退。出现上述矛盾结果的原因，除瘦素外，目前尚不清楚。 9．刺激性鸟核苷酸结合蛋白?（Gs?）剔除
鸟核苷酸结合蛋白（G蛋白）是介导膜受体与细胞内效应分子间信息传递的重要信号分子。最近的研究发现，Gs?的母系或父系等位基因杂合突变后出现不同的表型。母系等位基因突变鼠（m-/+）出现肥胖，而父系等位基因突变鼠（+/p-）消瘦。尽管两者的表型不同，但胰岛素敏感性均提高，空腹血糖低于正常，空腹胰岛素水平降低，糖耐量增强。这可能由于两者骨骼肌中Gs?的表达水平均降低一半。且发现两者骨骼肌中基础的2-DG摄取速率正常，但胰岛素刺激后的最大摄取速率显著提高。由此表明，Gs?可能负调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摄取，但它是直接抑制胰岛素的信号转导，还是通过cAMP和/或cAMP依赖的蛋白激酶途径等间接影响胰岛素的信号转导，尚待深入研究。 10．联合多基因剔除
外周胰岛素抵抗和?细胞分泌缺陷是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的两大要素，为进一步研究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缺陷的相互作用，有学者建立了IRS1和?细胞特异性葡萄糖激酶（GK）剔除鼠模型。如上所述，IRS1-/-鼠出现轻度的胰岛素抵抗，但由于?细胞的增生代偿，并不发展为糖尿病。?细胞GK剔除鼠因GK表达缺如，胰岛素对葡萄糖的反应受损，呈现轻度的IGT。将上述两种品系杂交得到IRS1和?细胞GK双剔除鼠（GK/IRS1），后者出现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的缺陷，并发展为2型糖尿病。组织学研究也发现?细胞的增生，但因GK的缺如，导致葡萄糖刺激的胰岛素分泌严重缺陷，以致这种增生也不足以代偿胰岛素抵抗。
如前所述，Insr和IRS1单杂合突变鼠表型均正常，而双杂合突变鼠（Insr+/-IRS1+/-）宫内发育正常，但4-6月龄时出现明显的胰岛素抵抗，6月龄时40％发展为糖尿病。这表明若轻度的胰岛素抵抗同时伴有胰岛素分泌的轻度缺陷，则会导致2型糖尿病的发生。由此进一步提示胰岛素信号转导通路中的微小缺陷具有协同效应，可呈年龄依赖的方式引发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尿病。
17
以上不同类型的小鼠基因剔除研究结果提示单独一种与胰岛素信号系统、β细胞分泌以及糖代谢有关的轻微的基因缺陷，不足以引起严重后果，而数种基因缺陷的叠加则有可能造成胰岛素抵抗，β细胞功能减弱、糖耐量减损，直至轻重不等的糖尿病。
第三节 胰岛素抵抗与胰岛素分泌缺陷的动态相互作用
胰岛素抵抗与胰岛素分泌缺陷是T2DM发病机制的两个主要环节，尽管谁是原发病因仍存争议，但目前普遍认为，胰岛?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失代偿是导致T2DM发病的最后共同机制，且产生胰岛素抵抗的遗传背景会影响?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代偿能力及对糖尿病的易感性。 1. ?细对胰岛素抵抗的反应
肥胖、胰岛素抵抗患者胰岛素分泌速率较对照者高3-4倍。胰岛素分泌增加和清除减少形成高胰岛素血症。这种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不仅由于?细胞量的增加，而且?细胞内葡萄糖代谢的关键酶的表达亦有变化。在Zucker肥胖大鼠（Zuker fatty rat），出现胰岛素抵抗，但由于?细胞有足够的代偿能力，并不发展为糖尿病。而在Zucker 肥胖糖尿病大鼠（Zucker diabetic fatty ZDF），出现肥胖、胰岛素抵抗和明显的高血糖。在6周龄时ZDF大鼠的?细胞量较对照组增加2倍，与Zucker 肥胖大鼠相似；到6-12周龄时，Zucker肥胖大鼠的?细胞量较对照组增加4倍，而在ZDF大鼠仅增加约2倍。由此认为ZDF大鼠出现糖尿病与?细胞对胰岛素抵抗的失代偿有关。进一步研究发现，ZDF大鼠?细胞量的改变并非由于?细胞增殖缺陷，而是死亡速率加快，可能由于调亡。
在胰岛素抵抗状态下，两种葡萄糖磷酸化酶—葡萄糖激酶（GK）和己糖激酶（HK）相对活性的改变也参与了高胰岛素血症的形成。正常情况下，葡萄糖转化为6－磷酸葡萄糖主要由GK介导，这是?细胞感知葡萄糖信号进行代谢的限速步骤。因此?细胞对葡萄糖的敏感性和葡萄糖－胰岛素剂量反应曲线取决于GK对葡萄糖的Km值（约为8 mM）。胰岛素抵抗时，β细胞中HK表达增加，HK对葡萄糖的Km值明显低于GK。因此，肥胖、胰岛素抵抗时，β细胞HK表达水平选择性上调，在高胰岛素血症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
在糖耐量减低患者，服用胰岛素增敏剂（曲格列酮）改善胰岛素抵抗后，β细胞的功能显著增强。因此β细胞功能受损并非不可逆的，可随代谢状况的改善而有所恢复。因此，胰岛素抵抗与β细胞分泌缺陷存在动态的相互作用。若β细胞对胰岛素抵抗有足够的代偿能力，则能维持正常的糖耐量；一旦β细胞失代偿，则出现糖耐量减低或糖尿病。 2.糖耐量减低过程中的基因改变
在ZDF大鼠发展至糖尿病的过程中亦出现明显的基因表达的改变。在糖尿病前的动物，葡萄糖-6-磷酸酶、12-脂氧化酶表达增加；而GK、甘油-3-磷酸脱氢酶、Ca2＋-ATP酶、电压依赖的Ca2＋和K+通道蛋白和转录因子Islet-1表达较低。发展至糖尿病阶段，上述改变更显著且涉及更多基因，如胰岛素基因和GluT2表达降低。
基因剔除研究显示：（1）胰岛素受体底物-1（IRS-1）纯合突变鼠（IRS-1-/-）出现轻度的胰岛素抵抗，但由于β细胞的代偿增生并不发展为糖尿病。（2）IRS-2-/-鼠出现胰岛素抵抗和糖尿病，可能由于β细胞的增殖受损。（3）选择性剔除β细胞的胰岛素受体，则出现进行性糖耐量减退。选择性剔除β细胞的IRS-1，则导致β细胞对葡萄糖和精氨酸的刺激无反应。由于胰岛素能正向调节β细胞自身的基因转录，β细胞自分泌信号通路的缺陷将进一步减少胰岛素含量和胰岛素释放。 3.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分泌缺陷在T2DM发病机制中作用的评价
目前确切评价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分泌缺陷在T2DM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还相当困难。（1）方法学问题。通常有关胰岛素抵抗的资料较β细胞分泌缺陷的资料更精确、更完整。从资料来源看，病例—对照研究中，易于出现选择病例时的偏差。（2）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无论横断面还是纵向研究均易于出现分析时的偏差。（3）生理上，胰岛素的分泌和作用在多层次相互联系。因此，两者中任何一个始发缺陷随时间的推移都会影响另一个。在前瞻性研究中也发现两者均可预测T2DM的发生。（4）在少数类型糖耐量异常（如MODY、线粒体基因突变等）中，直接遗传学分析是有效的，但在普通的T2DM中，则是很困难的。
18
尽管存在上述不确定因素，但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胰岛素抵抗在T2DM发病机制中占有显要地位。（1）大部分T2DM患者均存在胰岛素抵抗。（2）任何形式的治疗仅能部分逆转胰岛素抵抗。（3）在糖耐量减低早期和高危情况下就已存在胰岛素抵抗。（4）在糖尿病前期和正常血糖条件下，胰岛素抵抗对T2DM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
从功能上看，显性糖尿病存在严重的胰岛素分泌缺陷；但从解剖学角度，长病程的T2DM患者β细胞量的改变也只是中等度的，约减少20-40％。胰岛素分泌缺陷随血糖的升高而进行性恶化，血糖控制后又有相当程度的改善。这表明部分胰岛素分泌缺陷是获得性的（葡萄糖毒性或脂毒性）。此外，尽管胰岛素的缺乏是患T2DM所必需的，但有时它并不足以导致糖尿病。实际上，在一般人群中，β细胞对葡萄糖反应的轻度异常是广泛存在的，只是在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应激下才出现明显的高血糖。
在T2DM的高危人群，如美国印第安人、墨西哥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国人中，T2DM最早期的异常是空腹和葡萄糖刺激的血浆胰岛素水平升高。目前多数资料提示，在上述人群中胰岛素抵抗是主要的遗传性缺陷，胰岛素分泌增加是对胰岛素作用缺陷的适应性代偿反应。相反，也有报道在特定人群中，胰岛素分泌缺陷是导致T2DM发生的原发性损害，在这部分患者胰岛素分泌缺陷而胰岛素敏感性正常，通常是消瘦的欧洲裔，起病年龄在60岁以上，GK基因和线粒体基因突变较常见。也有很多研究表明，在相同遗传易感性群体，既存在胰岛素分泌缺陷，又存在胰岛素的作用缺陷。这提示某些关键性调节蛋白的遗传性缺陷既导致胰岛素作用受损又导致胰岛素的分泌异常。 第四节 2型糖尿病的遗传性缺陷
大量的资料表明，T2DM存在显著的遗传背景。鉴定这些T2DM相关基因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是候选基因策略，即检测那些在糖代谢中起重要作用的基因有无突变或多态性。目前已鉴定出与T2DM连锁或相关的候选基因超过250个。但由于普通的2型糖尿病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性疾病，且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因此候选基因策略有其显而易见的缺陷。近年来，以短串联重复序列（STR）作为遗传学标志所进行的全基因组扫查（genome-wide scanning）已发现一些位点与T2DM相连锁，如墨西哥裔美国患者2号染色体长臂末端D2S125位点，芬兰患者12号染色体上的D2S1349位点，至少有4个研究组报道了白人患者与20号染色体长臂上的几个位点连锁，尽管其具体位点略有不同。国内对华东地区汉族患者所作的研究也发现主要同20号染色体长臂20q13.3区域连锁，而北方患者主要同1号染色体1p36.3-1p36.23区域连锁。 从前述的胰岛素抵抗和β细胞分泌缺陷的研究进展中，可初步勾勒出2型糖尿病发病机制的轮廓（图4）：多种基因发生细微变异形成一复杂的遗传背景，这些变异可发生于胰岛素信号转导级联反应中涉及的蛋白质以及调控此信号途径的有关因素，尤其是酶及转录因子；继而，环境因素，主要高热量、高脂饮食、运动过少所致中心型肥胖，腹腔脂肪组织增加产生的细胞因子及释放的过多游离脂肪酸加重胰岛素信号转导的缺陷；不良的代谢后果，高血糖、高游离脂酸进一步使胰岛素抵抗恶化，造成恶性循环。胰岛素抵抗恶化一方面加重β细胞的负担，使其代偿性分泌过量的胰岛素的功能衰退，同时β细胞本身的胰岛素抵抗日久将导致β细胞功能下降，抗细胞凋亡能力减弱，β细胞数量减退，终于发展为糖耐量减退、2型糖尿病。导致β细胞分泌胰岛素功能缺陷的遗传背景及多种环境因素为最终引发糖尿病的重要条件。
2型糖尿病的分子机制研究正在步步深入，不同激素(生长因子、细胞因子)信号系统之间的交叉联系将逐渐弄清，胰岛素信号系统的调节将逐步扩展，由内分泌、代谢、脂肪组织延至神经、免疫系统；通过大量候选基因策略检测遗传变异，采用全基因组扫查策略，系统筛查与临床特性连锁的位点，继而明确与致病相关的基因；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有望取得突破，并且在预防及治疗上获得重大进展。
19
餐后高血糖与心血管病
餐后高血糖 (postprandial hyperglycemia)指正常餐或标准试验后食物在消化吸收过程中的血糖升高值超过正常范围。餐后血糖水平受到餐后β-细胞功能 (主要是早相分泌功能)，靶组织、器官 (主要是肌肉、脂肪组织及肝脏)对胰岛素的敏感性、胃肠道消化、吸收等功能，以及进食量及成分、食物烹调方法、摄食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负荷后高血糖 (postchallenge hyperglycemia, postload hyperglycemia)指口服75克葡萄糖耐量试验 (OGTT) 中2小时血糖水平≥ 7.8 mmol/L (≥ 140 mg/dl) (糖耐量受损)，或≥11.1 mmol/L (≥200 mg/dl) (糖尿病)。有研究表明OGTT 2小时血糖水平与摄入标准混合餐 (含脂肪10.7克，蛋白质12.1克，简单糖8.9克，淀粉41.1克，食用纤维3.8克，共提供345热卡) 后的血糖水平甚为相近，提示OGTT
[1]
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进餐后糖代谢的变化状况。
多年来血糖水平与心血管病的关系受到重视，血糖愈高，心血管病发生率愈高。早期的研究多为空腹血糖水平与心血管病的关系。1980年WHO公布了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即空腹血糖超过140 mg/dl及/或口服75克葡萄糖后2小时血糖水平高于200 mg/dl。主要依据为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空腹及/或负荷后血糖水平在上述标准以上者，糖尿病特征性微血管病变、主要是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同时还观察到在负荷后血糖值尚未达糖尿病，而处于糖耐量受损时，心血管病即已增高。餐后及负荷后血糖与心血管病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研究增多。1997年美国糖尿病学会(ADA)推出了新的糖尿病分型及诊断标准，将空腹血糖诊断值下调为126 mg/dl，而对负荷后2小时的血糖诊断值 (200 mg/dl)原则上保留，而在实用上认为不必要。ADA的这一观点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从流行病学资料比较空腹血糖及负荷后血糖在预测糖尿病及心血管事件及死亡上作用的研究高潮。大多数报道皆肯定了负荷后高血糖在预测糖尿病及心血管病上的价值。大量基础研究证实了波动性高血糖对血管的损害作用。制药工业也投入了对降低餐后高血糖药物的研发，除了以降低餐后高血糖为主的α-糖苷酶抑制剂外，又出现了快速、短暂的促胰岛素分泌剂格列奈类及超速短效的胰岛素类似物。一些以控制餐后高血糖在心血管病方面获益的循证医学报道也相继出现。 血糖与心血管病的流行病学研究 一、空腹、餐后血糖与心血管事件
Coutinho等[2]收集了发表于1966~1996三十年间的20项研究共95783例非糖尿病患者，平均随访12.4年，有基线空腹或负荷后血糖测定及心血管事件记录。共发生3704事件 (3074件为心血管死亡)。分析了不同血糖水平与事件数之间的关系，以血糖4.2 mmol/L (75 mg/dl)的事件数作为1，每1间隔血糖水平组的事件数与之相比较。空腹血糖6.1 mmol/L (110 mg/dl)的心血管事件相对危险性为1.33 (95% CI 1.06~1.67)，负荷后2小时血糖为7.8 mmol/L (140 mg/dl)的相对危险性为1.58 (95% CI 1.19~2.10)。此研究表明，空腹血糖或负荷后2小时血糖愈高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愈大。在空腹血糖尚未达空腹血糖调节受损(IFG)，负荷后血糖尚未达糖耐量受损(IGT)时，随着血糖的上升，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已增高。 二、空腹及餐后血糖对心血管事件、心血管死亡、全因死亡所起作用的比较。
1997年至今的近10年中，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比较了空腹血糖及餐后血糖对心血管事件、死亡所起的作用，多得到了相一致的结果，即餐后血糖所起的作用更大。现列举欧、亚、北美各一项研究如下。 (一) 欧洲糖尿病流行病学及诊断标准研究 (DECODE)
比较了空腹血糖及负荷后2小时血糖与心血管死亡率的关系，入选了10个医疗中心的22514例研究对象，年龄跨度自30岁至89岁，其中796例为已知糖尿病，其余在基线时无糖尿病的21718例，随访期中位数为8.8年。按75克葡萄糖负荷后2小时血糖及空腹血糖分类，(各分为糖尿病、糖调节受损及正常3类)，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调整年龄、性别、BMI、收缩压、胆固醇、吸烟等因素，评估全因死亡、心血管疾病死亡、冠心病及卒中。
该研究观察到在任何空腹血糖水平，心血管死亡的危险性随负荷后2小时血糖水平升高而上升。负荷后血糖水平是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而空腹血糖对心血管死亡和全因死亡的预测能力取决于其伴随的负荷后血糖水平。结论为负荷后2小时血糖预测全因死亡及心血管疾病的能力优于空腹血糖。
[3]
20